互联网「大厂」的焦虑

西方社会有个人类学家叫大卫-格雷博，著有《Bullshit Jobs》

他的主要观点是：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制造了更多不必要的工作

在杭州西边的未来科技城，宽敞的日式写字楼里，有一些「科技精英」们正过着富足而残酷的生活：他们需要给自己的团队，找到就业机会。

虽然挣着百万元量级的年薪，此刻精英们都像考场上临近交卷的小学生，面对着「就业」这个自由命题作文愁眉苦脸。

这就是现实里有趣的场面：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虽然以辛苦、压力大出名，但其实经常面临「无事可做」的烦恼。我有回和猎头提到这事，她倒大不以为然：「那有什么可说的呀，谁不知道你们是人多的用不完，小厂才会人太少不够干正经事」

我倒是还没那么习惯的，毕竟，在这之前的科技公司都需要把写好的代码拿去卖掉，才能换钱回来给我们发工资。也就是说，是一些需要做「正经事」的公司。

如果它们不这样做，我们就要怀疑它是「洗钱公司」，像街面上没什么生意却万年常青的服装店一样，也许有个神秘的小姐姐在背后操持。

现在可能是时代不同了，古板的思想没什么市场，就是需要所谓「Innovation」的事。

所以局面变成这个样子：每一财年开始，都要编造一些胡话，神叨叨的首先设想一门生意出来，毕竟我们也不知道这年接下来会做什么买卖，是弄个控制车门的手表，还是造个会唱歌的电热水器，这些都有可能，取决于提议时故事讲的好坏。

假如上峰听下来，觉得嗯你这个故事讲的不赖，竟然连我都有几分信了，那么就能组织团队、联系厂商，给兄弟们找点活干。怕的是听众不大满意，觉得这些玩意儿没多少风头好出，他们叫「行业影响力」不够，那就要重新创作，这一发灵感便会白费。

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没有现成能把人力消费掉的出口，大家都无助又无辜的互望着对方。

我有回听何广智的脱口秀，讲到他居住在非常偏僻的上海远郊，远到连共享单车都没有，如果有个人从别处骑回来一辆单车，乡民们都要尊称他为骑士，然后很小心的把单车收藏在隐蔽性好的小树丛里，以备后用。

大厂也会有这样受人尊崇的英雄，因为灵感极为难得，又极容易废掉，只能经常做些跟商业没关系的事情。他们找找开源软件，翻翻国外论坛，能以技术重构的名义制造一些事端，相当于把装修好的房子砸了换一遍材料，或是倒腾一遍新家具，也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能让大家都有点活干，而且不会太累，反正今年干的明年又要砸掉。

如果没有客户、甚至原本没有买卖，何以会有这些人在呢，个个还领着不低的工资？

普遍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储备，只是储蓄的实在太多，看起来已经负利率了。而负利率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恶性竞争。

其实我以前待过欧美的外企，也并不是总有活干，「农闲」季节，工程师们就会读名著和论文、分享学习心得，或是写一些新潮的代码，自娱自乐。

这一套在互联网大厂可行不通，因为大厂有个了不起的制度创新，叫「强制分布」。

比如小组有十个人，那么到了年底，无论这一年中发生什么，总是要分布三人作为优秀，一人作为不合格。不合格的人比优秀的，收入算奖金加股票会少几十万到上百万元。这样一来，人人都不知道自己凭什么不是最后一个，并且诱惑巨大，只能恶性竞争。

没事找事就是恶性竞争的表征之一。你如果岁月静好、人淡如菊，很可能落到为国捐躯的下场，谁还敢不尽情的卷起来。

到了这个时候，你应该也能明白，除了没事找事，还得「没事找人」。

毕竟找点活干只是微观层面的表现，「团队壮大、羽翼渐丰」才是宏观上的成长态势，反正招人都是花着公司的钱，自己手下的人多说话才更有分量，自然又要编造不少的胡话，多「储备」一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人力就更过剩啦。

离开大厂后，我发现个规律：收益的差距如果越巨大，就越会催生这样的焦虑。

中国人坐车坐飞机，到站了开门前老远时间就一大堆的挤在舱门门口，好像箭在弦上，一开门就能迫不及待的冲出去抢钱，可能就是过去几十年社会的财富、人口都经历暴增留下的创伤。

从这个角度上说，互联网大厂的一些现象，只是社会的缩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