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在3月对50人提出指控，名演员、商业领袖以及其他富裕的父母涉嫌行贿（金额从五万到一百二十万美元不等），为子女“购买”耶鲁、斯坦福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美国两党政要也纷纷予以谴责。

公众的愤怒无需解释，因为这践踏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或“优绩制”（meritocracy）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merits）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成绩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才。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容挑战的理想原则。

《优绩制的陷阱》

挑战者出现了，他自己就是优绩制竞赛中的赢家，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他评论说，人们对招生丑闻的谴责完全正当，但并没有触及深层的问题，只看到有人破坏游戏规则，却没有看透这个游戏本身是一个陷阱。他的新书《优绩制的陷阱》于9月出版，引起巨大反响。美国几乎所有主要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都发表了报道、采访和书评。《纽约时报》刊登多篇评论，《新共和》和《高教纪事》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作者的核心论旨是，现在“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楚，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造成的”。优绩制根本无法兑现它许诺的公平竞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在虚假承诺的伪装下只是一个陷阱。这本书力图阐明（如其副标题所言）“美国根本的神话如何滋养了不平等、瓦解了中产阶级并吞噬了精英阶层”。

马科维茨对优绩制提出了三重批判。

首先，优绩制固化了社会等级，折断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最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主义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就在于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独立宣言》中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所在。马科维茨论证，美国社会的现状是，精英阶层能够将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当然不能依靠被废弃的世袭制度，而是通过教育。

教育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通道，但优质教育是稀缺资源，需要竞争才能获得。争夺优质教育资源是一个全球现象，在亚洲是如此（想想电视剧《天空之城》《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和《小欢喜》中的情景，还有“小学不读民办，大学就读民办”之类的广告），美国也不例外。

无数家庭卷入焦灼的战场，但精英阶层最终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这突出体现在著名高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分布。马科维茨援引数据表明，在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来自收入水平前百分之一富裕家庭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后百分之六十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人数总和。目前在贫富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已经超过了1950年代黑人与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早在1960年代，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曾明确主张，学校录取要根据学生的成绩而不是其家庭背景来，希望由此打破精英的世袭。但他的期望落空了，因为精英阶层找到了保持优势的秘诀：通过支付高额费用，让孩子获得最好的升学训练，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外加各种昂贵课外补习班和培训项目，让他们的子女在各级入学申请中获得难以匹敌的竞争力。顶层富裕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是惊人的，每个孩子的累积花费可以高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由此“维护了一个有效的世袭统治阶层”。

收入前百分之一与后百分之六十家庭的学生人数对比

第二，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密切关联。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纽约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最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社会，托克维尔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当时在美国不到百分之十（而在英国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但今天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在1950年代，CEO的工资是普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二十倍，而现在达到了三百六十倍。贫富差别的加剧带来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中产阶级在过去半个世纪内不断衰落，少部分进入上层和精英阶层，而大部分的收入和地位不断下降（这也使中产与底层人口的贫富差距相对缓和），结果形成了顶层与中下层之间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由中产阶级占据美国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消失了。

第三，优绩制的操作具有欺骗性。与传统的贵族精英不同，新精英阶层的兴起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他们宣称自己获得的优越地位全靠努力奋斗和聪明才智，因此这种地位完全是其“应得”（desert）。但马科维茨指出，这是一个操纵性的作弊体制（rigged system）。精英阶层不只用财富优势获得教育优势，而且他们故意提高了社会职业的技能门槛。金融投资、律师、医生和高新技术等高收入行业，都属于“超级技能工作”（super-skilled jobs），对受雇者要求的资质极高，主要接受精英大学的毕业生，而普通学校的毕业生很难达到准入门槛。因此教育背景的优势也就转换为就业和晋升的优势。

如果用体育竞赛作比，马科维茨似乎是说，精英阶层在双重意义上作弊。首先是在入学竞争中，他们的子女接受了昂贵而优质的强化训练（这是中下阶层完全无力负担的培训），这相当于包揽了最优秀的教练和训练设置，因此获得了竞争优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就业竞争中改换了比赛项目，原来的比赛是（比如拔河之类）人人可以参加的项目，现在变成了（冰上芭蕾之类）未经特殊训练完全无法入场的项目。这些新设置的项目对获胜者的奖赏（收入）极高，但普通家庭的子女根本达不到准入门槛。马科维茨相信，这些高收入行业的出现，表面上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是精英阶层有意为之——为了将普通人隔离在游戏之外，来确保他们的绝对优势，最终造成了无可战胜的坚固壁垒。因此优绩制的实际操作证明，所谓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是虚假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陷阱。

在揭露了优绩制的本质之后，马科维茨还阐述其有害的后果。他强调优绩制同时对穷人和富人以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危害。在这场游戏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中产阶级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是优绩竞争的失败者，很难获得精英教育才能提供的“超级技能”，也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那些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因为罕见才成为“新闻”，正如彩票的中奖者。他们只能做简单平庸的工作，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却无法为孩子负担私立学校和课外培训，也就难以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命运。停滞的工资和上升的债务使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经济的繁荣之外。而这场竞争因为貌似“公平”，他们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只能归咎于自己，视为自己的“应得”。实现美国梦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中产阶级也就失去了进取精神。他们工作得越来越少，是因为没有多少工作可做，陷入一种“被迫懒散”（enforced idleness）状态，感到自己是对社会无用的人。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导致了普遍的精神沮丧。美国从2015年开始，出现连续三年的人口预期寿命下降，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发达国家中极为罕见。虽然很难断定因果联系，但药物滥用和抑郁自杀的增加，以及预期寿命的下降，都集中在贫穷和中产阶级的社区。

马科维茨还呈现了一种格外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老派精英阶层的特征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在的精英主要是“超级技能”的劳工，过着超级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更高的回报。《哈佛商业评论》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人群每周工作在五十到八十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工作”的人群中有百分之九达到每周一百小时甚至更长。这是一个不断自动强化的循环：更高的收入要求工作时间更长，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其合理性。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time famine），损害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代，从幼儿时代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怀着与父母相似的野心和期望，也带着对失败的担忧和恐惧，精心筹划自己的未来。精英阶层生活在无止境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护自己的特权地位。

优绩竞争的赢家陷入了另一种悲惨命运

于是，美国社会落入了优绩制的陷阱：一面是中产阶级“无劳可做”转向“被迫懒散”，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时间饥荒”。优绩制本身成功了，但这场竞争中的成败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很接近马克思的一个论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同样处于“异化”状态。

在马科维茨看来，优绩制是一场骗局，实际上成为财富和特权世袭相传的机制，造就了新的“贵族阶层”，滋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目前的不平等状况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一代人之前都难以识别。的确，美国人崇尚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这部著作提出一个警告：严重的结果不平等必定将破坏机会平等。作者相信，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会侵蚀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特朗普的黑暗民粹主义提供推动力量。

那么，我们如何摆脱优绩主义的陷阱呢？马科维茨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对策。他承认转变优绩制的难度之高，相当于在大革命时代推翻贵族制度。他建议的改革方案十分有限，着眼于教育与就业两大领域。首先，通过建立更包容和开放的教育体制来促进机会平等。比如，让私立学校接受相当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否则无法享受捐赠的免税资格），以及政府通过公共补贴来鼓励学校扩大招生。其次，促进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和质量。比如，在医疗、法律和金融等服务系统中，许多工作其实并不需要高等学历就可以胜任。政府应当鼓励增加这类中等技能的工作职位。在他看来，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相互促进的，重建更平等的社会秩序会让所有人受益。精英阶层能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收入和地位的下降，换取更多的的闲暇时间，而中产阶级则通过收入和地位的增长，得以重返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他构想的改革并不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去推翻优绩制的资本主义体系，只是采用了过去福利国家的政府干预路线。

《优绩制的陷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也出现一些批评。几位评论者指出，马科维茨将超高技能和高技能职位的增长，归因于精英阶层的蓄意操纵，这完全没有说服力，而且涉嫌阴谋论。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产物，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复杂性，需要高技能的人才来运作，因此教育投入的回报也在增加。

马科维茨揭示了严重的不平等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令人信服。但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是错置了嫌疑对象。优绩主义从未承诺结果的平等，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在逻辑上无法提升结果平等。杜克大学荣休教授斯达顿（John Staddon）在Quillette网刊发表的评论指出，即便在一个极端理想的机会平等环境中，天赋才能（natural talents）的差异仍然会在竞争中产生等级差别，无论竞争的目标是什么。

起点不平等

当然，严格的机会平等必须矫正不平等的起点，可以通过补偿措施“拉直”扭曲的起跑线。但在每一次比赛的起步线之前，还存在更早的起步线，而补偿的要求总是可以正当地向更早的阶段延伸——从大学录取延伸到幼儿园入学，一直追溯到遗传天赋这类“道德任意”（morally arbitrary）的运气因素，这会走向类似“运气均等主义”的道路，主张“敏于抱负、钝于天赋”。但我们很可能会发现，“抱负”和“努力”等品性也仍然与遗传有关，那么彻底的补偿措施只能走向（姑且称为）“基因平等主义”的绝境，否则严格的机会平等仍然无法实现。

改变竞争的目标也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在狩猎时代可能是体力（身强力壮）的等级，而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可能是数学才能的等级。硅谷的程序员和公司的装卸工在五百年前的等级地位可能正好相反。但用一种等级来取代另一种终究也无法达成平等的结果。

显然，竞争是优绩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即便是公平的竞争，结果也只能造成等级差异。我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有其无可替代的长处：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优绩”（merit）的确立当然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功能需求，其内涵会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会让特定的擅长者胜出。

在我看来，马科维茨对于优绩制是否应当导致平等的问题缺乏融贯的立场，这使得他无从选择究竟是放弃优绩制还是改善它。他最初提出了新颖的挑战性论点——美国目前严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优绩制还不够完善，而恰恰是它成功运转造成的。但依据这个论点，只有彻底抛弃优绩制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但他建议的促进机会平等的对策，实际上选择了对优绩制的改善。马科维茨在一次访谈中坦言了自己的犹疑不决。他一方面深信优绩制的陷阱危害广泛，但同时又感到在许多领域（比如他自己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完全抛弃优绩主义是否还能维系。而这种犹豫蕴含着深刻的启发，促使我们思考平等主义理想的独立维度——平等无法依赖优绩主义实现。

这部著作杰出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两个重要观点：让优绩制的竞争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原则，会导致社会的分裂，进而危及西方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政治体系。此外，严重的结果不平等也将损害机会平等，反过来会侵蚀优绩制本身的原则。但马科维茨的核心主张带有含混的暗示，声称优绩制是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好像若非如此，本来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优绩制得以大行其道，可能正是由资本主义的逻辑所驱动。

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

优绩主义的霸权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新的危机。但西方社会不只崇尚单一的资本主义逻辑。马科维茨将我们带回政治理论家持久争论的难题：如何应对在自由与平等之间、效率与公平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寻求两者调和的努力实际上贯穿于整个现代历史。当今西方社会再次陷入平衡失调的困境，这个教训告诫人们：优绩主义无法单独应对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在这两种核心的现代价值之间，我们无法二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