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间的文化纽带——训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家喻户晓的《论语》中的句子,这句经典在日本也流传甚广,甚至大多数高中生都知道。不过,如果你和他们讲“you peng zi yuan fang…”,他们自然是一头雾水,因为中文的发音对他们来说是外语。是什么造成了这样只能看懂无法听懂的现象?这要从千年前说起。
当时的日本藉由各种典籍,向大陆学习更为先进的文化。然而自大陆传向日本的典籍全为文言,这对于日本人而言是外语。为了学习这门外语,日本的朝廷内设有“音博士”职位,为的就是教授经书典籍。从“音”这一命名可以判断,自然也是要教授如何“读”的。可外语毕竟是外语,能熟练掌握运用外语的人自古以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太多。日本也是一样,虽说接触、使用汉字的传统深厚,但能以文言原声发音、原意理解的人肯定是凤毛麟角。为了让更多的人以更轻松的方式理解文言,这就是【训读】诞生的意义。 人类社会中有数千种不同语言,除去一些特别的表达,其内容重合度还是相当高的,例如汉语里的表达“书”,英文里的表达“book”,它们作为名词时所指的意向是大致相同的,找不到对应表达的情况是少数。这是因为人类的思维总体而言是相似的,即便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
日语和汉语之间亦如此。关于日语的起源谜团重重:日语到底何时诞生尚不明确,早期日语的实物资料也十分稀缺。但能肯定的是,日本列岛这一地理位置上,数万年前便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到借用汉字创造日语假名这一大段真空时期里,日本人不可能是不说话不交流的哑巴状态,所以这一大段真空期内,日语是只有发音而无文字载体的语言。今天,世界上仍有不少语言处于这种状态。 古时日本人用【ame】这个发音指代天空的意向,在接触文言后,他们发现文言里意向大致对应的表达是【天】,于是便将【天】这个汉字和【ame】这个发音联系起来形成固定的搭配。当然这种语言间的对应不可能一对一完美对应,【ame】既能对应【天】又能对应【雨】,这也是日语里一个发音可对应多个汉字的缘由之一。【ame】这个发音在古时就有,而随着【天】这个汉字进入日语之中,其原本发音也一同进入了日语,被日本人发音成【ten】,于是【天】这个汉字既可以对应【ame】还能对应【ten】。如此,一个汉字也可能会对应多个日语的发音。这是基于字、词的层次的多重对应关系。
当我们上升到语句层面,又如何呢?
还是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为例。这是一句文言,文言有自己的表达习惯,日语也有自己的用词与顺序。文言里是【有朋】,但日语里想要表达相同的意思,就成了【tomoari】,根据上文的字词对应的做法,【tomo】对应【朋】,【ari】对应【有】,那么日语里就是【朋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言和日语的顺序不太一样。所以日本人想要读懂文言,同时还需要调换顺序。

实际翻开日本教授文言的教科书,我们发现主体部分是和我们所学习的是一致的。然而细看,在主体文本的两侧,附有各种记号和文字。
找到第一列下半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句子左侧有汉字【一二】与【上下】,而右侧标有片假名。结合前文所述,我们就能明白,左侧是为了标明阅读顺序,而右侧是为了提示读音。日本人通过如此拆解并重组文言的方式,达到“原样”理解文言的目的。
这是近现代以后的通常做法,而几百年前,甚至千年前的日本人会不同吗?

这是书写于大约千年前平安初期的佛教经典《金刚顶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访问网站细看。
我们可以看到在黑色正文的字里行间,时不时有朱笔做的各种“批注”:有点,有线,还有类似符号的笔画。这些批注和近现代的面貌大不相同,但凭直觉猜测,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提示汉字的日语读音,调换文言的阅读顺序等。
实际上,因为接触文言的频度高而更为熟练,古代日本人并不需要很详细的批注即能理解文言,而这些朱色的批注,就是提到关键提示作用的【训点】。

幸运的是虽然经过千年时光,这些符号指代的意义流传到了今天,只要能找到相对应的“点谱”,我们就能按训点的形状和位置还原当时人们理解的过程与结果。然而没错,必须是相对应的。宗教十分重视派别与传承,往往不同的教派之间训点也大相径庭。再扩大一些,佛家与俗家即佛教经典与文学历史类经典的训点更不一样,只不过究其本源是一致的。
这些载有训点的训点资料,集中出现于平安时期及以后的时间里。这是因为往前追溯,日本人理解文言的能力更高,并不需要训点的帮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平安时期出现的“国风化”,和文言理解能力的降低、训点的集中出现是一致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训点不断传承、整合,形成了今日日本人理解文言的方式【训读】。但正如在诞生初期就有流派的不同,训读也并非唯一解。
还是回到最初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句头的“有”到底管到哪里,是“有朋”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历史上的日本人也就这个问题给出过不同的解答,从不同的读法里,我们可以窥见学者本人以及其学派的读解方式,这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千年前的日本人通过训读的方式阅读《史记》、《白氏文集》等文史类书籍,并作基于日本本土感觉的诗歌,以文言记录自己的历史。此外,医者学习《医心方》这类医学典籍,僧人则专注于佛教经典,他们的学习与生活中,训读都不可或缺。百年前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访清时,通过笔谈的方式与当时的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交流,这也是训读所赐,可以说中日间千年的交流是以训读为纽带的。今天的日本,传统东方文化的身影日薄西山,训读苟延残喘于高中生教科书里被讽为佶屈聱牙的古典章节中;对华人而言,训读毕竟是外语中的现象,相较于日本则更是冷门中的冷门,然而这样一段千年历史的浪漫,两种根源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近的文化,今天的我们去了解去发掘,“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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