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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细读屈原：章黄传人汤炳正先生的洞见

碎金书坊 2021-06-12 12:23:02

《屈赋新探》是汤炳正先生楚辞学的代表著作。汤先生作为近现代极有造诣的音韵学、语言学学者、章黄（章太炎、黄侃）学派的杰出传人，曾被其师章太炎先生许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其小学功力之深厚自不待言。令人惊叹的是，汤先生精湛的考据训诂学养却结出了丰硕的楚辞研究的果实，《屈赋新探》中对屈原的生平的细致考索、对楚辞的字词音读的精确考辩以及从中推演出楚辞学的条条洞见，无不令学界耳目一新。始于传统小学而终于现代楚辞学，《屈赋新探》中体现出从微观到宏观的跨越，正是汤炳正先生继承章太炎先生的学术道路而自成一家的学术选择。

汤炳正先生

首先，从治学方法来说，章黄学派直承清代中后期兴起的乾嘉考据学，以音韵、训诂、文字学为根基。然而，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章太炎先生教育子弟以天下为怀，时时未忘国家与民族。毋庸讳言，章门或章黄学派的治学根基在于小学，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种文化，其传承在于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的基础就是语言。语言承载着历史与文化，是以语言研究最能折射出深沉的文化使命感。章太炎、黄侃等先生不同于前辈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语言学、文字学研究等同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火种，在语言学、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中贯彻了崇高的文化使命感。汤老曾回忆说“他（章太炎）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情感相当深刻”（吉云《楚辞研究一席谈——访汤炳正先生》，《文史哲》 1989年第5期），这造就了汤炳正先生的民族情怀。而这种情怀与屈原和《楚辞》有着天生的精神契合。生于“中国的民族危机”中，汤老“跟屈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共鸣”成了水到渠成的事。师门传承、己身怀抱，使得汤老的楚辞研究苦心孤诣，在楚辞研究的字里行间，多深沉之味。《前言》谓：“但十年浩劫，不仅打乱了写作计划，就连旧日的各种书籍与杂稿，也几乎全部散失。而我个人则已年近古稀，并卧病不起者五年之久。”然而在病况之中，汤老重新奋起，收拾旧作，再写新文，以数年之力又写成了《屈赋新探》。这其中怎能没有寓自身的文化使命于《楚辞》研究的情怀呢？

其次，在具体研究中，汤炳正先生贯彻了师门一脉相承的研究原则，从训诂学、文献学的细部着手，同时又能够由小见大。在《屈赋新探后记》中，汤先生说：

如果说，乾嘉学派长于文字资料的考证，短于事物规律的探索，而太炎先生却能熔二者于一炉，“微观”“宏观”，交相为用。他上承朴学家法，下开一代新风，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从治学方法来讲，应当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此亦汤先生夫子自道。以《〈屈原列传〉理惑》为例，《史记·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生平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其中却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如其中对屈原才华和品格毫无保留的赞美和篇末司马迁的议论两者就有冲突。自古以来，有很多学者试图调和这两者的矛盾，如清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这是司马迁“更不下一语，含蓄无尽”的文章之美，刘永济先生在《屈赋通笺》的《屈子学术》章里也称《屈原列传》“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而汤炳正先生根据文献的排比和对勘，指出《屈原列传》中的赞扬之语乃是后人将刘安的《离骚传》窜入的结果。汤老指出：

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今本《屈原列传》中所引刘语，乃后人所窜入者。因为史迁的《史记》和刘安的《离骚传》都写成于汉武帝之时；刘安《离骚传》之写成，虽略早于《史记》，而史迁实未得见。所以，史迁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只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叛逆，未有因也。”而关于淮南王所著书与辞赋，则一字未及。至班固撰《汉书》时，《淮南王传》全袭《史记》，唯于“流名誉”句下，始增补下列一段：“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乃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及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而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从时间上来看，《离骚传》在前，《屈原列传》在后，《淮南王传》全袭《史记》。对勘文字，则今本《史记·屈原列传》所引刘安语乃后人窜入之结论自明。值得注意的是，对学术界以往的旧观念如此具有突破性的结论，竟来自于校勘中的一个小小的例证。汤老在梳理《屈原列传》时发现今本的文字中“屈平”、“屈原”称呼有混用的现象。汤老认为，刘安的《离骚传》原文皆称“屈平”，史迁的《屈原列传》原本则皆称“屈原”。因此混用的现象令汤老猜测后人以前者窜入后者的可能，进而他在对古本《屈原列传》与今本《屈原列传》的对比中，发现了今本改者较多的版本流传情况。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小中见大的成功范例。

作为章黄学派的重要传人，汤炳正先生也最擅长从文字学和音韵学入手研究问题。比如《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一文，似乎通篇都是讲文字的字形和读音的演化，如“蚁”“蛘”“蟓”到“象”，“豨”“豕”“豬”到“狐”等，但汤老却从中得出了历史与神话的演变规律。他概括说：“神话的分化、融合，神话的社会化、历史化等等，在不少的情况下，往往是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的。”“因为语言因素的相似或相同，既会影响古今字形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意识上的联想。”这种横跨语言学、文献学与文化学的大论断，非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小学素养者不能道。

再如，《屈赋语言的旋律美》中，汤老细致地分析了作为介词的“於”“乎”二字古韵的联系与区别：

先秦古籍，“於”“乎”二字虽异形异义。但借“於”为“乎”的情况，频繁出现，未加区别；在语法上，作为介词用的“於”“乎”二字，也是通用无别的；从音读来讲，“於”“乎”二字，古音皆在鱼部，这也正是“於”“乎”之间古得通用的原因。

《离骚》中的“於”“乎”二字，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是相同的，而只有在语言的某一音素上才能找到它们的差异。那就是：“於”“乎”二字，虽韵母都在鱼部，而声纽却略有不同。即“於”字乃“烏”字之古文，故本属深喉音影纽合口一等字。至于“乎”字，则为浅喉音匣纽合口一等字。可见，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发音上“於”是元音起头的喉音，而“乎”则是后舌面的摩擦音。这个声纽上的差别，对诗歌语言的节奏是有关系的。

这种“转韵”现象的深入探讨，似乎是音韵学研究的本色当行，毫无疑问的应归于语言学的专门研究，然而汤老并没有止步于把它们作为语言问题来探讨，而是深入一步，将它作为文学艺术现象来研究。《屈赋语言的旋律美》中总结道：“屈赋在节奏上从统一中求错落的倾向，确实是极其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在互相对称而又并列排比的句子上，更着意地在节奏上以变化错落取胜。”“《诗经》更倾向于整齐凝炼，而屈赋则更倾向于错落变化，舒卷自如。” 诗歌韵律变化所带来的回环往复的美感与诗人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具有内在的契合，这也就从深层次揭示了屈原作品的艺术性成因。

学术研究，不能仅仅为研究而研究，应当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汤老的楚辞研究，粗看是章门乃至乾嘉考据学派的研究路数，觉其学识渊博、功底深厚，细看则在严密的考证之下，饱含着深厚的学术思想和浓烈的民族感情，正是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博大深厚的人文关怀的结合才能够写出《屈赋新探》这部难得的学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