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作为生命广延的建筑——Sigurd Lewerentz作品研究(四)——上
Architecture as an extension of life - An essay on the work of Sigurd Lewerentz
The city of the living: the Stockholm Exhibition of 1930, the goddess Isis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作为生命广延的建筑——Sigurd Lewerentz作品研究
第四章:1930年斯德哥尔摩博览会,伊西斯女神和新时代的开始。
作者Wilfried Wang
草译: Pompano烤企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出现了一种对生命关怀的渴求。交战国遭受的前所未有的破坏和苦难使得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最终影响了随后几十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实验。对更广泛的人口需求的认识带来了“城市设计”(Urban design)和“住房计划”(Housing Schemes)这两种新鲜事物,试图从根本上改变19世纪的做法。而在工业生产和生活标准这两方面重塑新标准的竞赛则有一个更加模棱两可的目标——因为经济竞争从未远离军事竞争,生活方式的同步从未远离强加的 权 力 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那么在这个大变革之后的秩序是什么?它是如何制造的?又是如何被表现出来的?


对许多建筑师来说,回归建筑艺术的认知起源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的尝试,因为它试图根据社会、科学和技术分析的最新进展来定义形式和空间的生产。 在20世纪20年代,Lewerentz曾在作品中参与过古典建筑的元素。他所有的公墓建筑项目都显示了他对古典元素再应用的严格追求。 而在这10年的末期,他加强了对于寻找合适参考的限制,在马尔默剧院和音乐厅的方案中说明了对轮廓和细节的改进,以及在斯德哥尔摩北部公墓的Ernst Malmström的家族墓园(约1930年)中,都体现了对细节的剖析和精炼。 与Friedrich Gilly(1772-1800)重新定义古典建筑语言与剧院等建筑的相关性的范性尝试一样,lewerentz试图为马尔默的剧院和音乐厅的混合类型赋予适当的形状。 Gilly为宪兵广场上的柏林剧院 (1799) 方案的初步设计之一是将中轴线上的舞厅与包含了舞台和观众席的大表演厅相结合。 Karl Friedrich Schinkel (1781–1841) 的解决方案将主要空间相互平行放置。虽然 Lewerentz可能更多地受到 Schinkel的影响,但在马尔默的方案更能暗示 Gilly 的构造。 事实上,Lewerentz的设计在激进地反映古代建筑类型是有些刻意的:在音乐厅中,当管弦乐队回到了它的历史位置时,就可以让人们明白为什么管弦乐队被称作“Orchestra”。 天花板被处理成天幕(Velum),在其圆形开口处有一个真正的天窗。 事实上,主剧院的配置更接近于法国奥朗日的古罗马剧场。台塔(Fly tower或者悬吊阁楼,关于剧院的专业术语我并不是很了解,希望有相关知识的友邻能够解说一下)在剧场中的主导地位在Schinkel的建筑中被压制了,(这种形式)在Gilly著名的透视图手稿中被理想化了之后,在1930年代设计的国际剧院里,这种类型学精神中得到了仿效,无独有偶,这在Lewerentz的马尔默剧院中也再次得到了体现。



另外,Ernst Malmström的家族墓穴其实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与 Asplund所设计的 Hjalmar Rettig家族墓葬位置非常靠近。兩座墓葬相距仅数米。
Lewerentz选择将墓穴定位在高于地面四个台阶的高度之上,这是一个象征着复活的上升运动。 而Asplund的设计将门设置在地面上,上面压着一个大阁楼。这两种墓葬的概念不可能有更大的分歧了,即使在材料、建筑语言和类型上有相似之处。 多年来,Lewerentz一直关注表达一个人死后的精神延续性。 这种想法超越了建筑语言的变化;正是他对生命延续性的坚持,为他最终对建筑语言的发展做出贡献铺平了道路。


在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瑞典建筑师被随后从欧洲大陆出现的激进方向所吸引,并受到很大影响。他们重新认识到需要现代化的立足点的力量,并通过迅速组织1930年的斯德哥尔摩展览和在1931年出版acceptera一书来参与。后者批评了其作者所描述的关于旧时尚和摩登主义的现代主义以及那些错误的旧观念。 在这种背景下,Lewerentz和他的同侪一样,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但却没有承担起国际风格的衣钵。 他为斯德哥尔摩博览会设计的第47号房子被发表在acceptera上,作为优秀建筑的范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 在这次展览中,Lewerentz的设计原型可能最明显地符合对国际风格的定义,因此值得列入书中;他为各种展馆设计的斜屋顶和檐篷可能已经超出了可编辑的范围。

在这种参考古代审美及哲学思想先例的情形中,更明显的是 Lewerentz 为展览采用的会徽设计:来自古埃及母神、死者女神和奥西里斯的妻子伊西斯的翅膀,据信这些翅膀在所谓的新王国时期首次被描绘为一个带有牛角和日轮的有翅膀的人物形象。翅膀代表保护,通过与地面接触同时指向天空将死者与生者联系起来。而在 Lewerentz 的版本中,被大地束缚的翅膀躺平在地上,而指向天空的翅膀是叠加的,从而加倍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


在早期的一张展览宣传海报上,徽章将画面分为三个部分。 左下方是一张欧洲和非洲的地图,徽章的顶点指向欧洲部分的斯德哥尔摩。 海报的右下方是斯德哥尔摩群岛的轮廓图;然后,在两翼的框架内,是斯德哥尔摩本身。 左上角的三角形是现代交通方式的简化代表,以及从下面看到的无线电桅杆,预示着一种不同的现实,一种不同的通信方式: 一个男性的轮廓面对着房屋图案,包括传统和现代家具在内的家庭用品。Lewerentz寻求一种直接的沟通方式,比任何书面宣言都更清晰。 因此,他改变了伊西斯的翅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的变革从历史和人类进步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派的乐观态度进行了调整。 Lewerentz的海报设计是为了提醒人们,建筑作为一种人造的媒介,拥有反映历史以及彻底重塑世界的潜力。 Sigurd Lewerentz和他的同侪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计划,而斯德哥尔摩博览会唤醒了参观者对这一事实的认识。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并由pompano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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