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蒂斯塔：精神病临床中的欲望概念

文：朱丽埃塔·德·巴蒂斯塔 译：李新雨

1引言

“欲望”的概念是对于拉康理论与实践而言的核心，即便它并未出现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之中——亦即：无意识、冲动、重复与转移——然而这一概念却还是可以被理解作是构成了所有这些基本概念的基础。“欲望”的概念内在于拉康所阐发的精神分析的伦理，因而它也尤其涉及到其操作是以“分析家欲望”的功能而定义的精神分析的实践。然而，在精神病的问题上，拉康的这一核心论题却一直遭到质疑。某些拉康派论者甚至从“父亲的名义”的排除而推导出了欲望在精神病那里的缺位。

本文的目标即旨在讨论“精神病欲望”的概念在拉康学派内部相对缺乏参照的问题。这一争论是意义重大的，因为拉康既未将“欲望”也未将“精神病”从他关于分析治疗的概念中排除出去。

在拉康学派的内部，当分析家们对于这类精神病个案的工作方法进行传递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不会使用到“欲望”的概念，而是相反强调欲望的缺位所导致的种种影响（De Battista, 2012）。例如，在近来由米勒主编的两部出版物里，拉康派分析家们针对他们所治疗的超过20例精神病的临床个案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然而他们却并未提及“欲望”的概念来思考由治疗所引起的改变。即便当提到这一概念的时候，这些作者们也仅仅强调欲望在这些临床个案中并未运作起来（Borie, 2011；Dewambrechies-La Sagna, 2011；Di Ciaccia, 2011；Zerghem, 2011；Klotz, 2012；Magnin et al., 2012）。

在这些作者的论证中，此种“非运作性的欲望”皆紧密联系着那些闯入性或侵入性的现象，后者可以用来说明精神病的“解域化享乐”，而其约束则取决于经由“想象认同”、“妄想隐喻”与“书写实践”而引入某种享乐的限制来将此种无边的享乐固定下来（Maleval, 2000；Soria Dafunchio, 2008；Miller, 2011, 2012）。

其他作者们则主张说欲望在精神病中并非缺位（Lombardi, 1992；Soler, 2004），只不过它仅限于偏执狂精神病的情况，同时宣称说欲望在精神分裂那里遭到了废除（Quinet, 2006）。然而，即便在考虑到“精神病欲望”的那些个案中，对于其存在的肯定也并未联系着对于其在治疗中的运作的澄清。因而，这些作者们又都再度诉诸于应当遭到限制的“享乐的闯入”的概念（Soler, 1987；Quinet, 2006；Saria Dafunchio, 2008；Miller, 2011, 2012；Redmond, 2013）。往往，拉康派分析家们都会使用“限制享乐”的概念来说明针对精神病的分析性治疗（Maleval, 2000）。

鉴于当前的事态，就接受治疗的精神病主体而言，下面的这些问题在我看来皆值得探究一番。

首先，欲望是衍生自“父亲版本”或“转向父亲”（père-version）的那些临床结构（神经症或性倒错）的专属遗产吗？这些拉康派的论点缘何要维持欲望在精神病那里的缺位呢？其次，根据我针对精神病欲望的重要性而提出的假设，在精神病中运作的又是何种欲望呢？

2拉康的“欲望”概念

就其“回到弗洛伊德”而言，拉康的视角将欲望的问题作为分析经验的基础而重新引入了进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欲望与无意识是息息相关的。弗洛伊德的“欲望”概念很早便联系着朝向“能动性”的努力，乃至“寻找”与“找到”之间的差异：否定性与缺失驱策着对于欲望的不可摧毁的追寻。欲望浇灌着我们，支配着我们，并且引入了生命与性欲的维度。多亏有某种“缺失”亦或“缺陷”的建立，欲望似乎就是“冲动”（Trieb）借以在无意识中进行运作的方式，因而它变成了一种“冲动的命运”（Triebschicksale），一种处理身体的实在的方式。

拉康（1966a）曾经指出，在对于分析经验的概念化之中，欲望的问题始终是蒙上面纱或是遭到遮蔽的。因而，他便提出要根据一种伦理学来重新引入欲望的问题，此种伦理学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而是相反与斯宾诺莎的目标相一致——因为前者将“欲望”驱逐在了理性的领域之外，而后者则将“欲望”构想作人类的本质。正如我们的目标似乎所要求的那样，对于这些参照进行一些粗略性且换喻性的概览，便足以提醒我们注意到：对于拉康而言，欲望也同样联系着生命冲动与力比多（Lacan, 1986, 1971-1972）。欲望无法被言说而只能被“间说”（inter-dit），它只能被显现在间隙之中，在那些缝隙之中，而拉康则将欲望定义作主体的存在的换喻，或是存在的缺失的换喻（Lacan, 2013）。贯穿其全部的教学，他自始至终都维持着这则定义。即便在1975年，拉康指出，无意识将主体确定作某种存在，某种在换喻中消失的存在，而欲望则在换喻中受到支撑，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能言说的（Lacan, 1974-1975）。欲望可以是“被道说”的，但却并非是“可道说”的，它无法被化约至要求和需要的维度，它无法被命名，无法被筛滤，它属于无意识的缺陷的秩序（Lacan, 1976-1977）。然而，欲望却可以从临床上来证实（Lacan, 2005）。

对于拉康而言，欲望是在缺失的辩证中建立起来的。正是大他者给主体赋予了其欲望的经验，从而在结构中奠定了主体位置的基础。这即意味着主体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依赖于大他者的欲望。因此，对于欲望的欲望便是一个基本的维度（Lacan, 1986）。主体诞生在语言之中，而且也已经是由大他者的欲望在其无意识中所决定的，主体诞生自某种欲望（Lacan, 1971-1972, 1974-1975）。这里的重点皆在于主体是要被欲望的，这便是我们在分析经验中所发现的事情，即便是对于此种经验在其结构上曾受到扰动的那些精神病主体来说。

3神经症与精神病相对于欲望的位置

主体欲望与大他者欲望之间的此种关联，并不是某种单独保留给神经症的结构。拉康（2013）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他当时说道：“欲望是一种基本的结构，不仅是对于神经症来说，而且也是对于所有在分析上来定义的那些结构来说”（p. 502）。他从未放弃在不同的临床结构中去定位欲望的位置；因而便存在着不同的欲望形式与不同的主体结构。因而，跟欲望的关系就变成了分析经验在其中得以被链接与道说的领域，而这便意味着一种以欲望为特征的精神分析伦理学，正是这一伦理学提出了“分析家的欲望”的问题。分析家作为中间人，他们负责着欲望的到来，他们是欲望的助产士（Lacan, 2013）。

如果我们回到不同的主体结构与不同的欲望形式，我们便会发现：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主体在欲望中的位置即是“幻想”，对于“父名”的隐喻性参照扭结了三界，并且建立起了一种俄狄浦斯式的精神现实，因而也是一种宗教性的精神现实。作为欲望的原因，对象a被捕获在博洛米结的中心。欲望是由阳具能指来中介的，后者给欲望赋予了一种共同的尺度，并且象征化了母亲的欲望（X）。父亲的功能则在于将欲望扭结于法则，亦即乱伦禁忌的法则：这便是拉康所谓的“父亲版本”或“转向父亲”（Lacan, 1974-1975）。欲望的未知（X）被固定在幻想之上，而幻想则给神经症主体则带来了对于大他者欲望之谜的某种解释。鉴于幻想具有维持欲望的功能，因而神经症主体是经由幻想而与欲望发生关联的。

显而易见，这一情境对于精神病主体而言则是大不相同的，因为精神病主体的情况即意味着拒绝对于父亲的隐喻性参照，也就是说，“父亲的名义”遭到了排除，这便是对于拉康而言的精神病主体位置的情况。但是，父性隐喻的缺位却并不预先规定着欲望的在场与否，因为欲望的支撑不是隐喻而是换喻。因此，如果说“父亲的名义”遭到了拒绝，在这一点上并未出现隐喻性的效果，那么母亲的欲望（X）也就并未经由阳具能指而受到象征化：这便是为什么大他者的欲望并未受到象征化的原因所在（Lacan, 1998）。

根据拉康（1986）的说法，母亲的欲望是奠定整个结构的欲望，而在精神病主体那里，它却处在由父性隐喻所引入的象征化之外，因此三界的扭结并未以一种俄狄浦斯式或博洛米结式的方式而发生。此种论点并不足以说明在精神病主体那里没有欲望的存在，而是相反说明了精神病的欲望是一种未经象征化的欲望，亦即没有引入阳具作为缺失的能指的参照。

显然，拉康的意图并不是要将欲望从精神病的领域中排除出去。精神病的问题在于欲望无法在阳具（作为缺失的能指）那里找到参照，而不是在于欲望的存在本身。因而，这里的问题便不是欲望在精神病中的缺位，而是在于精神病的欲望没有经由“父亲的名义”而受到象征化。也就是说，精神病的欲望并未被扭结于父亲的法则，正是这一维度将精神病主体的位置刻画作是对于“父性欺诈”的根本性拒绝。精神病的欲望不会被盖上父亲准许的印戳。

欲望与父亲法则之间的此种紧密联系也掩盖了欲望在拉康那里是一种绝对的条件。换句话说，欲望并不依赖于别的东西，欲望是从对于他物的依赖中被分离出来的东西。欲望制造了法则，而不是法则引入了欲望。欲望相对于法则的中介而言是具有自主性的，法则本身便源自于欲望，而不是反之亦然（Lacan, 1966c）。然而，拉康的这一断言却遭到了某种传递效果的翻转：父亲的法则是引入欲望的法则，因而精神病主体对于父名的拒绝便意味着对于欲望的排除。但是，拉康并未把父名或法则变成绝对的条件，恰恰相反，欲望才是这个绝对的条件。

这样一来，欲望的问题在拉康那里便始终是超越父亲的，它涉及到“言在”在语言中的条件，而并不必然需要某种隐喻性参照的运作。欲望是绝对的条件，它并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事物，欲望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贯穿于拉康的教学，他自始至终都维持着这一论点：从50年代到80年代，欲望一直都作为一种可能的“冲动的命运”而处于分析经验的中心。在1962年，拉康便断言说：精神病相对于欲望的特殊性便在于，在其结构上，精神病主体既不知道阳具也不知道大他者，因此身体便获得了全然的重要性。对此的一个例子可见于作为忧郁症极端形式的“科塔尔综合症”，拉康在其中辨认出了一种纯粹的欲望，亦即：死亡的欲望（Lacan, 1978）。然而，这一纯粹的“死欲”却并非是拉康提出的精神病欲望的唯一形式，在1974至1975年的研讨班上他还谈到了偏执狂中的“冻结的欲望“”（Lacan, 1974-1975）。

4结论

然而，在神经症、精神病与性倒错中，欲望的位置却是有所差异的。就精神病的欲望而言，拉康曾经肯定了其与身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Lacan, 1961-1962）。研究这些参照皆能够允许我们提出，问题并不是欲望在精神病中的缺位，而是相反在于其支撑。我们可以确定对于欲望的妄想性支撑，譬如在施瑞伯的个案之中，亦或是对于欲望的症状性支撑，譬如在乔伊斯“想要成为一个让文学批评家们忙碌三百年的大写艺术家的欲望”的解决之中（Lacan, 2005: 88）。此两者都具有一个共项，亦即：“渐进线”的特征。对于这些参照的一种可能的临床应用，便是去询问精神病患者在欲望中的位置。从此种视角来看，分析家的位置便因为其特殊性而具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精神病患者会觉得难以维持其自身的欲望，故而分析家便必须要成为某种“量身定制的伴侣”，亦即成为分析者欲望的原因来支撑精神病主体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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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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