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成长与古典政治哲学之善

请从以下小说人物中选择其一，作人物形象分析：妙妙、高加林、小花旦、弟弟（《成长如蜕》）。

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弟弟的一句“祝愿天下人幸福”直击我的内心，并将语境拉回古典政治哲学的讨论。仅专注自我界定的善的追求让人陷入极端，仅关心周遭人物的幸福让人陷入冲突与迷惑。在古典政治哲学的讨论下，一个好人应当在勇敢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存处境的同时，也不忘追求个人独特的价值。这也正是身处改革开放环境中的弟弟需要寻找的。

青春小说是“诗人”和世界的战争，“诗人”就是那些内心敏感而纯洁的青年人。毫无疑问，这些青年在面对粗糙老脸的现实社会时，无疑是“不堪一击”的。同样，弟弟也是脆弱的——他的言行遭到社会无情的不解、嘲笑和践踏。这样的脆弱感来源于弟弟的一切都需要外在的资源和条件加以支撑，这在他最为看重的东西那里表现尤为明显——他渴望钟千媚的爱情、渴望小时玩伴的友情，也渴望包容的亲情和所有人的幸福。这些东西相互联系、流动易变，这种相似的脆弱感与弟弟“同病相怜”，也让弟弟倍感亲切，因而万般珍惜。

家人和伙伴将弟弟推入商界，这是一个充满道德挣扎的地方，弟弟难以忍受为利润不惜机关算尽、尔虞我诈，也难以忍受为利益兄弟阋墙、众叛亲离。面对社会不同势力的轮番轰炸，弟弟美好的理想和晶莹的心灵在那些生活中庸俗的力量中落于下风，弟弟曾经莽撞地抗拒过，这种莽撞尽管刺痛，但它们仍会因为自身而闪光。

正如题目所暗示的，弟弟在生活的围攻下无异于蜕下一层又一层天真的皮囊，但正是这样痛苦的事件使弟弟逐渐认清生活残酷的形势，并仔细对这样的残酷进行体验和回应。他在痛苦中，从对自我和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中，获益而成长。

弟弟在成长过程中的形象和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如出一辙。安提戈涅以埋葬兄长的伦理义务激烈地对抗禁止安葬敌人的城邦义务，弟弟通过叛逃西藏、滥交烂醉抵御看似庸俗的成人世界对自己的入侵。在成长的路上，弟弟曾和安提戈涅一样，以一种近乎无情的方式，在自己的信仰标尺下将世界的价值进行简化，从而消除了相互冲突的义务和约束——他们认定的单一价值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由单一价值阐发出的单一责任遮掩了其他的义务。

然而，生活不可能仅由单一的价值、责任和目标组成，对纯粹性的执念和对冲突性的偏颇执念会扭曲人对世界看法。安提戈涅对血缘和家庭价值的坚持使她忘记了她属于城邦秩序的事实，弟弟对大柳庄和西藏纯净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使他隐藏了这些地方背后的野蛮与势利。从现实的层面讲，不存在没有冲突的生活，因为任何值得追求的价值和事物都与他者有关，而只要有关联，就难免产生摩擦和冲突。同时，没有冲突的生活，相比起充满冲突可能的生活来讲，或许在价值还是美感上都更加逊色——正如伊利亚特的英雄在短暂的生命中的抗争一样，人性的价值需要在对冲突的抗争中得以体现。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弟弟认识到——生活的目标不在于获得个人内在价值的满足，而在于维持生活的完整性和价值的多样性——他需要资本的积累作为生存手段、需要家人和友人的陪伴、需要情感上的慰藉，在维持完整性和多样性的过程中，他必须学会尊重、理解和妥协。弟弟最后选择在商界耕耘维持家业，并在内心保持着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这是他在失重的成长中得到的均衡，也是他摆脱安提戈涅自我了结的命运的秘诀。

弟弟成为了类似古典政治哲学所描述的“好人”，这自然值得欣慰。然而，我却并不喜欢结局对弟弟成长过程的“盖棺定论”。“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这样格言体的总结似乎是对弟弟的成长和人生走向定下了基调，但这样看似圆满的结局能否一笔勾销以弟弟为缩影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成长路上的挣扎与躁动？我想是不能的。这样的总结似乎过度压缩了弟弟面对社会不同力量的压迫时的逃离与反抗，弟弟在斗争中心灵上的伤痕累累似乎并不能被“毁灭”或是“勇敢”的二择结局所填补。作为读者，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在参与弟弟成长如蜕的过程，我们会感受到他被父亲打骂时的疼痛、感受到他和即将成为人妇的钟千媚争执时愤怒的欲望、感受到他醉酒后瘫倒在大街上的晕眩、感受到他在怀念阿福的无力和悲凉。我们也能想象，在不同的时代和境遇下的“弟弟”们必然经历着与众不同的成长烦恼，这些烦恼可能来源于家庭和朋友同学，可能来源于精神和物质，烦恼出现的时间不同、烈度相异。我们在感受成长如蜕的同时，也能反观我们自身的成长，将对我们生存状态的经验、对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经验产生深远影响。世界是开放的，“弟弟”们在社会中的生活仍在继续，他们在成长中形成的对难以控制的事物的从容是他们和我们的共同财富。

如何看待好品格和好生活之间的张力？这样的张力要求我们通过慎思，在对外在世界作出合理回应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本性保持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