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季墓性质、年代及西虢东迁时间考

本文的缘起，是之前天津博物馆的一场名为“中原瑰宝——河南出土夏商周文物特展”的展览，这个特展展出的是河南博物馆过来的一些珍贵文物。其中一件文物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就是下图的虢（guo）季（ji）盨。

虢季盨

当然，单独说这个器件没什么好说的，重点是说明文字，现将说明文字抄录如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七鼎六簋的规格。墓主人虢季为西周晚期的虢国国君。

这段话的问题比较大，首先说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是否能够通过“七鼎六簋”规格判断该墓为国君墓呢？按照常理来说，似乎是可以的，按照《周礼》记载，各种礼仪场合中，天子是九鼎八簋的规格，诸侯是七鼎六簋的规格。但考虑到《周礼》也是比周时代晚的人所撰写的对周代礼节的设想性质的著作（换言之，并非历史学著作），我们在考察实际问题时，并不能说《周礼》说了“七鼎六簋”就是诸侯规格，那么实际上七鼎六簋的墓葬就是诸侯墓葬。

天津博物馆的说明文字

实际上，以目前发现的周代墓葬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的诸侯墓葬的规格是“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一般只是卿大夫一级才会使用。当然，可能会有人说，这个只是经验之谈，不能带入到虢季墓中。不过这里考察的是三门峡的M2001虢季墓，三门峡的虢国墓不止这一处，比较大的还有M2011、M1052还有M2009等，其中，M2009是众多虢国墓中规格最高的，九鼎八簋，M2011和M1052则为虢国太子墓，其中M2011是七鼎八簋大墓，规格甚至比M2001虢季墓还要高一些。

另外，从墓室的规模来看，虢季墓的面积为19平方米，而上文提到的两座太子墓的面积都达到了25平方米，显然虢季墓的规模要小一些。

还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虢季墓中的编钟有铭文道：“用义其家，用与其邦”，里面用到了“家”的称呼，这个称呼为卿大夫所有，国君的话一般用“国”。后句的“与”在古文中多有“辅助”的含义（详参《战国策·齐一》高注），作为“邦”的辅助，这种描述显然不为国君。

如此来看的话，虢季墓的墓主人的实际身份地位并不会比虢国太子高，应该是虢国比较年长的同姓贵族一类，而非虢国国君。

关于虢季墓的第二个疑点是，它的年代是否如说明所示是“西周晚期”。虢季墓的出土文物很多，可以运用一些考古手段对起进行考证。当然，最为简单，也是直接的方式，就是用虢季墓的文物和其他已经确定年代的文物进行比对。西周晚期的代表文物，应该就是陕西眉县的杨家村的逨器群。

观察虢季盨可以看出一些虢季墓文物的特点，有附耳、浅球体腹，上下腹均有纹饰，和北赵晋侯的M93文物较为接近，和半球体腹部的逨器区别较大。此外，逨盘形状较为厚重，圈足大，圈足下附有4个象鼻形的足，而虢季盘腹浅、平底、圈足小、圈足下附有3个兽足，区别较大。【1】

当然，单从形状来区分总给人一种说服力不够的感觉，毕竟一来笔者并非考古专业，二来形制上的区别总给人一种怎么说都有理的感觉。其实包括古籍版本学研究在内，考证一个东西的年代，尤其是有文字记载的物体，也是可以通过文字去考究的。毕竟，不同时代的人，说话的方式和习惯都有所不同。虢季墓出土了虢季的编钟，上面有铭文曰“用旗万寿”，徐中舒先生指出，金文中使用“万寿”字样的出土文物一共有三个，均为春秋时期才出的文物。【2】

此外，铭文字体来看，虢季的文物上的铭文字体时代明显晚于逨器群，更类似于春秋早期的诸如陈侯壶、戴叔朕鼎等【3】。器物组合看，虢季墓的组合方式和春秋时期的晋侯M93相同，均为一组实用器+一组明器的组合。

这里笔者引用一段李学勤先生对M2001号墓的论述吧，以供看官参考：

其中鼎的形制更具有特征，系折沿浅腹，附耳有小梁，蹄足下根很大。类似的鼎见于湖北京山苏家垅，属东周初。宋代得于陕西韩城的晋姜鼎形制相似，其年代在公元前745至740年间。由此推论，2001号墓的虢季也应生活于东周初。【4】

综上，单从文物形制和行文来看，虢季墓看起来更像春秋早期而非西周晚期的文物。

这样就带出来另一个问题，就是虢国东迁的时间问题。

据古籍记载，出现过的“虢国”名称一共有四个，其中“南虢”和“北虢”实际上为一个虢国，为西虢东迁后的产物【5】。而在西周时期，其实只有东虢和西虢两个“虢国”。如《国语·晋语四》所说“孝友二虢”、“咨于二虢”，其中东虢按《国语·郑语》的说法，仅为子男之国，至少到西周晚期时，同西虢差距甚远。

如前文所述，三门峡的虢国墓的整体规格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虢仲墓达到了九鼎八簋的规格，显然东虢是达不到这样的规格的。因此，三门峡的虢国墓葬群应该为西虢。西虢在西周时期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今天陕西宝鸡东，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西虢的东迁时间究竟是什么？

按照M2001号墓的整理者的说法，三门峡的虢国墓应该为西周晚期的墓葬群，而这些墓葬的主人均为诸侯中位高权重的人物，因此，如果按照整理者的说法，虢国应该是在西周晚年就完成了东迁至三门峡的操作。但按照上面的论证，虢季墓的时间更像是东周初年，或者说，没有看到明显的证据证明虢季墓的文物是西周晚期的文物。

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是认为虢国在西周晚期东迁的，依据是两条文献证据。下面我们一条条看：

第一条《国语·郑语》“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成周就在今河南一带，这里面列举的国家应该都是在成周附近的国家，这条记载所在的时间是周幽王八年，许多学者以此认为在周幽王八年的时候，虢国就已经完成东迁了。

《国语》和《左传》类似，有许多预言性质的描述，这些“预言”实际上是事后描述，并非预言者当时就说的这么准。《郑语》里面也是如此，《郑语》里面写到的西周将在三年后灭亡、东周时期晋、楚、齐、秦将要兴起等等，应该均为作者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而非史伯在周幽王八年就预测出来的。所以这段记载可能不假，但时间并没有说服力。另外，国家的迁徙并不是小事，虢国不太可能一下子就举国迁移至一个鸟不拉屎的荒野，必然要有提前的准备。据《国语·郑语》记载，郑国的东迁在桓公时期就在东部的虢、郐等地先打下基础，然后在桓公之子武公时才正式迁入。所以，可能更加接近真实情况的是，在西周末年已经有一部分虢国人迁徙到了今三门峡一带，所以三门峡一带也有出土一些西周晚期的虢国文物，但并不是在虢国的高规格墓葬群之中。或者说，上面《郑语》所说，也可以理解为幽王八年的时候成周附近已经有虢国人迁移过去了，但不代表虢国的高层完成了东迁。

第二条记载，是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七年，虢人灭焦。”恰好本人最近就在研究《竹书纪年》相关的东西，就好好唠一唠这个。

今本《竹书纪年》本来没什么好说的，这就是一本明代流传下来的彻头彻尾的伪书，毫无学术价值可言，所以它上面的记载完全不用当回事儿。不过说到这儿了为了不让人觉得笔者就是胡搅蛮缠，就还是唠一唠这个记载吧。

这条记载的来源可能是《水经注·河水》：“（陕）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虢仲之所都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国也。”今本《竹书纪年》的作者可能因此创作了“虢人灭焦”的说法。但这段记载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出入：“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焦国如果为虢国所灭的话，晋国何必代人受过呢？

另外，关于虢国东迁时间的文献，笔者还是挖出了一些，以供参考。古本《竹书纪年》有西周末年平王和携王“二王并立”的记载：“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适（嫡），故称携王。”这里面最后两句“以本非适（嫡），故称携王”并非古本《竹书纪年》原文，而是后人的注解。清华简《系年》对此事也有记载：“邦君者（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这里面提到了两个事儿，一是虢公翰在一个叫“携”的地方立了余臣为王，另一个事儿是二十一年后，晋文侯在虢地杀携王。联系起来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二王并立”时期的携王所在地“携”，应该就是当时虢公翰当时的所在地，也就是西虢的所在地。所以这个“携”在哪儿，对于破解西虢东迁的时间是个至关重要的点。

杜预《春秋土地名》曰：“携，阙。”表明这个“携”究竟在哪儿，似乎当时人并不知道。那这个事儿就真的没人提过了吗？还真不是。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曰：“携，地名未详所在。《新唐书·大衍历议》谓：‘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即西京地名也。”徐少华先生说：“以虢公翰为两周之际的东虢之君，携为关中西京一带的地名。结合当时形势看，雷学淇的说法恐难凭信。”【6】徐少华先生忽略了一点，如果虢公翰作为两周之际的西虢国君，且此时西虢尚未完成东迁，那这个逻辑不就完全通顺了？

且看清华简《系年》的这段记载：“幽王及白（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者（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者（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对于这段简文的解读，学者有所分歧。包括清华简整理者在内的诸多学者【7】认为“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周幽王灭后的九年，这个是不对的。首先逻辑上有问题，幽王死后立刻就有了携惠王，而且立了二十一年，怎么突然就在第九年开始诸侯就“不朝于周”了呢？尤为蹊跷；其次，古本《竹书纪年》曰：“（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这里的“有王”与“无（亡）王”是对应的，周朝有携王的时期，并不能算“亡王”；第三，《系年》的叙事是按照年代顺序来进行的，在这里也不太可能出现先描述携惠王21年后被杀，后描述幽王亡后九年的情况。综上，“周亡王九年”应该指的是携王被杀，周没有王之后九年。所以这段时期的真实历史应该也许大略是这样的：

幽王死后虢公翰在西虢境内的携地立了余臣为王，是为携惠王。二十一年后晋文侯在携杀死了携惠王，再之后平王东迁，虢国高层跟着东迁。

如此，无论是逻辑上还是文献记载的对应上，应该都圆满了罢。

参考资料：

【1】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2】徐中舒《金文嘏辞示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3】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河南罗山县发现春秋早期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4】李学勤《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中国文物报》1991年2月3日

【5】王夫之《春秋稗疏》卷1“隐公”，四库全书本

【6】徐少华《“平王走（奔）西申”及相关史地考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7】清华简《系年》第2章，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第138-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