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哲学原理•第0章】序论：如何寻找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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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德勒兹可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了，1925年出生于法国首都巴黎的第17区。不过当时的小德勒兹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巴黎孩子，德勒兹后来回忆说，他在闲暇时还喜欢集邮。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德勒兹才15岁；后来他被疏散到了诺曼底，就在那里，一位年轻教授的法国文学课唤起了他的求知欲。遭遇哲学则发生在不久之后——他在高中的最后一学年：在他的第一堂哲学课上，他就意识到他被这门学科所吸引和呼唤，他也因此理所当然地开始了之后的研究生活。接下来，他在索邦大学发表的一篇关于英国经验主义者大卫·休谟的论文成为他的第一本出版物。在经历了十年断断续续的 "沉默 "之后，60年代他重新活跃起来，进行了广泛而多样的哲学研究，这从根本上重构了他所介入的每一个领域。最终使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是1972 年与精神分析家、政治活动家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后来他在英美的学术圈中被称为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从而声名远播。然而，在所有这些喧嚣声中，他本人却显得如此沉寂：他基本上呆在他那间17区的公寓里。不喜欢旅行、很少参加巡回演讲，仅仅专注于他的大学教学任务和他的学术写作工作。并且，他的生活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这种惊人的稳定——甚至包括几十年来，他一直所受的呼吸系统疾病困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也因此被迫使用氧气吸入器。最终这种生理负担很可能已经重到难以承受了吧，1995年11月4日，他在家里从窗户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奇妙地历史巧合发生了：他的死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同时发生，而拉宾正是那位批准了《奥斯陆协议》并与阿拉法特和解的以色列总理；在这一年之前（1982年），德勒兹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阿拉法特存在之重要性》的文章。

现在，德勒兹的读者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正持续的增长，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已经有了专门的学术期刊、专门的国际研讨会议，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研究论文被发表出来。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从任何方面证明德勒兹的作品今天真的正在被人所阅读。就算有的话，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去相信情况反而恰恰相反。二十世纪哲学一个深远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阅读行为的深刻复杂性。然而，恰恰是那些被讨论得最频繁的作者，这个教诲最容易被遗忘。因此，本研究仅仅旨在做好一件事：真的去阅读吉尔·德勒兹的作品。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最低限度的阅读德勒兹至少能够成为可能。本书公认极有野心的宏伟标题，正是旨在表达这一承诺：我们所说的“原理”，是指事物在其基础上的基本结构。因此，"德勒兹哲学的原理"意味着德勒兹哲学思想基础的一个基本结构。我们相信，对这些“原理”的正确理解将为正确理解由此产生的概念和论题铺平道路。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些原理没有得到充分的阐发，那么德勒兹所有的这些概念、论题，就将注定变得支离破碎，最终只会成为每个从事研究者肆意阐发其一厢情愿想法的容器。

那么，对德勒兹哲学原理的调查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将选择他思想中目前争论最激烈的那个方面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因为，正是在争论最激烈的地方，那些往往未经审查的阅读行为，才被最大可能地质疑了。

对德勒兹思想的评价总是围绕着政治问题产生两极分化。那些在德勒兹身上看到新政治萌芽的人，与那些坚持认为对政治的思考在这位思想家的作品中并不存在的人，两者对立了起来两军对垒。因此，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的评论家看到的德勒兹，能够是这样一个具有政治/非政治两个不相容形象的人？到底哪个才是德勒兹的 "正确 "形象？

近年来，德勒兹思想的受欢迎程度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尤其是在英美学术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所写的大部分“德勒兹”，都是 "政治的德勒兹"。即使把我们自己限定在那些明确处理政治主题的学者，我们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索伯恩（Nicholas Thoburn，2003）强调德勒兹微观政治的重要性；伊恩·布坎南（2000）广泛发表关于德勒兹与政治关系的见解；Jason Read（2003），他把德勒兹的工作解读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更新；另外还有一些论文集的出版，如《德勒兹与政治》（Buchanan and Thoburn，2008）和《德勒兹与马克思》（Jain，2009) . . . 而这份清单完全不能说有多详尽可言。因此很难想象在20世纪90年代末，还曾经有这样一段时间理论家们担心德勒兹的思想被一维地解读为一种高级的、美化后的柏格森生命主义，或者被解读为潜在（‘Virtual'）的本体论【1】，但自2000年以来，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德勒兹"占据了研究的中心舞台。

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提出异议，但在这个方向上最实质性的努力可能是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众所周知，他们命名为 "诸众"的全新政治主体能够被发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宾诺莎哲学。但正是在研究德勒兹的过程中，哈特首先捕捉到了他们这种愿景的影子。哈特在他的《吉尔·德勒兹：哲学学徒》（Gilles Deleuze: An Apprenticeship in Philosophy）中声称，早期的德勒兹从柏格森回到了尼采，最后回到了斯宾诺莎，在那里他发现了"一条进入实践领域的途径"（Hardt 1993：117）。在此框架下，他将德勒兹的“集合体”（multiplicity）、“装置”（assemblage）等概念与激进民主社会的愿景联系起来，并在“诸众”改造和革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乌托邦思想。因而，《帝国》在详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完全信奉这一框架。至于奈格里，德勒兹（尤其是他对斯宾诺莎的评论）对其作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奈格里在狱中完成的《野蛮的异常》（Savage Anomaly）于1981年出版，其中甚至以德勒兹的《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表现主义》（1968年）作为其核心的参考点（顺便说一下，德勒兹本人为1982年出版的《野蛮的异常》的法译本作了前言）。不难想象，《帝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政治的德勒兹”形象目前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事实是，许多人在德勒兹身上寻求找到一种新政治的愿景，或者声称事实上其实他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政治，然后这些人的著作反过来又被其他人阅读，才建立起了“政治的德勒兹”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范式。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个极端是，某些理论家认为在德勒兹身上找到一种政治的尝试是对德勒兹哲学的严重误导，他们有力地提出了"非政治的德勒兹"的形象。走在最前面的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他声称：“关键是要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德勒兹自己的文本中没有一个是直接的政治性；就德勒兹本身而言，他也是一个高度精英主义的作者，对政治漠不关心。”（Žižek 2004: 20；原文强调）。在这里，我们可以察觉到齐泽克对某种将德勒兹与政治进行简单交叉做法的讽刺，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是目前（主要是英美国家）对德勒兹作品进行接受时的特点。他对那些他认为只满足于把自己的政治愿望投射到德勒兹身上的理论家毫不留情。

尽管如此，齐泽克的潜在动机依然是勾勒出一个真正“政治的德勒兹”之可能。他希望通过发动这种蓄意的挑衅，动员出一个声势浩大的、认同“政治德勒兹”形象的反对派。相比之下，有一些理论家认为，德勒兹的思想与政治是真的完全没有关系，德勒兹本人也对政治全无兴趣，甚至可以说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阿兰·巴迪欧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突出例子：根据他的说法，德勒兹将“变幻莫测的时代”的每一个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最后几年、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的红色年代、80年代密特朗主义的勃兴、苏东剧变与社会主义的全面崩溃……都武断的整合在他自己哲学体系 "潜在"（‘Virtual'）的、一元化的现成解释框架下加以通盘解释（巴迪欧，2000）。然而，能解释一切的东西最终什么也解释不了。因此很明显，对于巴迪欧来说，德勒兹哲学根本就没有政治维度可言。同样，René Schérer（1998）提到，在一次私人谈话中，朗西埃对于“对德勒兹哲学进行政治维度的解读是否可能”这一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对朗西埃来说，这个问题甚至不值得进行相应的学术讨论。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非政治化的德勒兹 "不仅仅是敌视德勒兹的理论家所排练的一个单纯用来反对德勒兹的套路。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在他对德勒兹的研究中，围绕着 "创造 "这一概念的结论，最后断言：“尽管有不少狂热者继续为这项任务投入大量精力和创造力，事实却是，德勒兹的工作本质上与这个世界的政治无关。”（Hallward 2006:162）【2】。霍尔沃德的断言并非武断的感叹，从他对形势的准确评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如何把德勒兹的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来，这件事已经被不少热心者当成了一项自己所正在致力去完成的"任务"。 他对德勒兹思想的这种霸权性接受提出质疑，正是因为他也被这个政治性德勒兹的前景迷住了。现在判断霍尔沃德的这个说法是否合理还为时过早；然而，他的不安无疑是有道理的。

从表面上看，德勒兹的作品被“生成”（becoming）和“生成革命”（‘becoming-revolutionary’）这样的概念所装饰，仿佛这些概念直接能够导向世界的变革。然而，正如我们将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德勒兹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重视被动性的哲学家，他一贯对意志或活动等概念持怀疑态度。这两种倾向非但没有自相矛盾，反而交织在了一起，构成德勒兹哲学的统一体。简而言之，当一个人受到力量和权力的影响时，他就会经历生成。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一点：德勒兹永远在思考 "某物改变"（intransitively）意味着什么，但他在 "改变某物"（transitively）意味着什么上同样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的哲学很可能是赫拉克利特式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哲学，然而这却并不是德勒兹当前读者所希望的那种革命干预哲学。因此必须承认，齐泽克等人提出的 "非政治的德勒兹 "形象有着确凿的依据。完全不清楚德勒兹如何回答这样的怀疑，即他的哲学相当于：“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因为它们注定要这样发生”。这里显然不言而喻了，此刻我们正与政治保持着最大的距离——无论怎么想都是如此。

现在齐泽克为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根据他的说法，德勒兹自己的哲学方法必须在早期的专著（《差异与重复》、《意义的逻辑》等）和较短的介绍性书卷（《普鲁斯特与符号》、《冷漠与残酷》等）中去寻找——必须与那些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合著的书仔细区分开来。这里有一个很重的赌注，因为如果齐泽克是对的，那么目前正在冉冉升起的 "英美式"的"政治德勒兹 "就不是别的，而是一个 "加塔利式"的德勒兹。齐泽克因此不仅将德勒兹与加塔利合写的《反俄狄浦斯》视为德勒兹"最糟糕的书"，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消除德勒兹的这种"加塔利化"形象。

虽然部分时候齐泽克只不过是为了批评而批评罢了，却没有减少这次他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加塔利式德勒兹”）的巨大重要性。然而这只有在我们对加塔利这个名字在目前我们对德勒兹的接受中所占据的位置有了更好的理解之后才能加以把握。在以其连续的大型歌剧式作品《差异与重复》（1968年）和《意义的逻辑》（1969年）为这个世界增添了光彩之后，德勒兹显然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了。这之后，与当时正从事精神病学治疗的政治活动家瓜塔里的一次相遇，促成了两人之后两年半的密切合作，1972年以他们两人合著的形式，出版了《反俄狄浦斯》。在最初的成功之后，两人继续共同进行智力劳动，产生了《卡夫卡：走向少数文学》(1975)和《千高原》(1980)等作品。关键是要记住，这些书并不遵循合著的通常格式。通常情况下，这类作品首先由个别作者分别写出他们各自的部分，然后汇集在一起；但就德勒兹和瓜塔里而言，却完全没有这种划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看不出什么智力分工的单行本，再附上他们两人的签名。就算这样的格式很有可能不是他们二者首创的，作为一部哲学作品而言，它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如此激进的做法。这里我们需要暂时搁置这种“双重写作（écrire à deux）”在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困难。首先必须强调的是：由于这种可以说史无前例的写作形式，诸如《反俄狄浦斯》之类的作品是“由德勒兹和加塔利共同撰写”的事实（此后我们会使用标签“德勒兹-加塔利”来指代这个独特的作者形式）经常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正如Stéphane Nadaud（负责加塔利为《反俄狄浦斯》所写的大量文本的编辑工作）所指出的，“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被无数学者当作德勒兹哲学的全部一样去引用【3】。

现在，我们能够更充分地理解齐泽克这种评估的重要性了。即，我们发现很可能是加塔利将所谓的政治因素引入了德勒兹的非政治哲学，才导致那些拼命想把德勒兹政治化的理论家们得到了这种有吸引力的“政治的德勒兹”前景之可能性：通过把“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当作德勒兹的作品来掩盖德勒兹的精英主义与非政治化一面，从而夸张政治在其哲学中的比重。一旦在德勒兹身上出现一些不利于这种情况的东西时，也只需通过将“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伪装成德勒兹的作品来进行筛选即可。换句话说（尽管齐泽克并没有走得这么远），德勒兹和“德勒兹-加塔利”的混淆不过是那些想把德勒兹重新设计成那种政治思想家愿望的基本表达，然而他事实上从未是过。

事实上，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怀疑再向前推进一步：我们一直在追逐的 "政治德勒兹 "的形象不就是那种加塔利的海市蜃楼吗？前面提到的《反俄狄浦斯》一书揭示了很多在“德勒兹-加塔利"作品中出现的各种概念——解辖域化与再辖域化【(de-/re-)territorialisation】、“去准则化”(Decodification)、欲望机器(desiring-machines)、三种序列(series)与综合(syntheses)：连接(connective)/合取(conjunctive)/析取(disjunctive),“声明性的集体置配体”(collective assemblage of enunciation)等等，而这些概念基本上都来自于加塔利【4】。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对这种德勒兹的政治和非政治形象在文字中平行存在的情况提出质疑，我们必须首先准确地确定德勒兹本人与”德勒兹-加塔利“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决定去区分德勒兹和”德勒兹-加塔利”，我们将面临另一个难题。可以说，这就是研究对象固有的模糊性。有了“德勒兹-加塔利”，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原创方式，那些以前所未有的概念为基础所发展的哲学、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只能归类为 "他们共同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学习德勒兹本人的思想相比，那些想要学习“德勒兹-加塔利”思想的学生反而有一个更明确的、更清晰的研究对象。至于德勒兹本人，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诠释其他哲学家和作家的专著。在这些作品中，德勒兹对各自哲学家的概念或作者的主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换言之，德勒兹的书中充斥的是他所写的哲学家或作家的思想，而不是明确的德勒兹本人的思想。笛卡尔提出了我思哲学，康德发展了先验方法，黑格尔把万事万物都卷入了他的伟大辩证法之中，而柏格森则努力用绵延的时间之流来看待不同的现实。然而，德勒兹的作品却不是以这种明确的方式写的。德勒兹总是从某个确定的对象出发，对其进行无情的阐释；尽管如此，这些作品毫无疑问地可以被解读为是“德勒兹哲学”的表达——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明显的了。然而，太多的德勒兹研究者忽视了这个事实，或者说是故意无视了这个事实。如果一项研究未能消除作者所持有的偏见，也就是说，如果它不纯粹包括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的信息，而是包括作者在研究对象之前所持有的理论，那么这种研究就应该被当作不精确的东西丢弃。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从事学术研究的作家，德勒兹本人当然也不能例外：例如，如果德勒兹对斯宾诺莎的研究没有从他自己的过往偏见中解放出来（也就是如果包含了德勒兹在研究斯宾诺莎之前所持理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部著作当作不准确的东西来抛弃。然而，目前的研究情况却大不相同。例如哈特在解释他自己阅读德勒兹的方法时说："如果一个哲学家提出了德勒兹可能不满意的论点，他不会批判这些内容，而是把这些内容排除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外"（Hardt 1993: xix）。如果哈特说的是真的，那么德勒兹所做的就是任意地从相关文本中裁出一个个补丁，缝合他自己的理论罢了。如果这样一个既不精确、更不忠实于文本的做法确实被德勒兹所使用，为什么哈特不反对德勒兹呢？是什么让我们有权给予德勒兹的文章这种特殊的豁免地位？这么说吧，像这样读哲学的学者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学者了，而是彻彻底底的江湖骗子。这也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了：哈特对德勒兹哲学研究方法的描述是否是真的？德勒兹真的在随意混合和搭配文本，让哲学家说出他想让他们说的话吗？

除非我们克服这些困难，否则对吉尔·德勒兹的理论研究将依旧是一种不可能的悬疑。当一个人甚至不知道去哪里看的时候，怎么能期望能够研究德勒兹的思想与哲学呢？我们不会比那些幻想着那些失落的古代世界珍宝的、不幸的探险家好到哪里去。而且真的有这种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在德勒兹的名义下流传的许多东西实际上也只不过是这种无聊的白日做梦；围绕他所进行的所有这些理论炒作只不过是在德勒兹的名义下大肆宣扬的一种被曲解的偏见。因此，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看似基本的问题开始：我们应当从哪里寻找“德勒兹思想”？

注释：

1. 例如 Akira Asada 在《 Uno and Asada》 1997 中的评论。
2. 霍尔沃德在此处所提到的部分中对围绕“英美”、“非政治的德勒兹”形象的辩论进行了有益的概述。
3. 我们就不列出那些只说吉尔·德勒兹名字的《反俄狄浦斯》研究了。 如果一个人想了解这两个朋友是如何一起工作的话，这样的情况怎能不让他感到悲伤呢？（AOP，11）。
4. 我们必须适当的考虑巴迪欧对德勒兹的解读方式。在《德勒兹：存在的喧嚣》一书中，巴迪欧(2000)将自己的研究焦点限制在仅以德勒兹为作者的作品上。巴迪欧甚至连加塔利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也没有制定任何计划来避免对德勒兹和“德勒兹-加塔利”的混淆。巴迪欧无疑会说这是显然的，因为他仅仅在研究德勒兹；然而我们反而可以这样说，这种态度比那些保卫德勒兹的理论家更忠实于德勒兹，那些理论家在德勒兹与加塔利这两个作者之间毫无疑问地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混淆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