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水流年里的围城故事摘录
记录一些值得吐糟的摘录以及觉得喜欢或者有用的片段。 一次钱钟书从台湾访问回到上海，在朋友家闲聊。朋友问钱钟书“uxorious”什么意思，说时脸上还带着嬉笑。钱钟书心里明白，嘴上却说不知道，回家之后他对杨绛说，人家说我有“誉妻癖”。杨绛问：“你誉我没有啊？”钱钟书说：“我誉了。”杨绛又问：“你誉我什么了？”钱钟书随口一说，便将杨绛在他心目中的好，一一道来。 钱钟书说，第一件是《称心如意》上演之后，杨绛一夜之间成了戏剧界的名人，可名利似乎对杨绛没有起到任何改变，每天都像以往一样，为钱钟书烧饭、洗衣、照顾老人和孩子，还要伺候生病的钱钟书。即使钱钟书没有去看《称心如意》的上演，杨绛也没有任何微词。 第二件是日本人来抓杨绛时，她竟然无比沉着冷静，一面把日本人哄进客堂，一面借着倒茶的机会，把钱钟书辛苦写成的手稿《谈艺录》藏好。爱人的书稿比自己的安危更为重要，如果不是有爱支撑，谁人又能轻易做到？当日本人把杨绛传到宪兵司令部问讯时，钱钟书无比担心，杨绛却十分镇静，连睡觉似乎都比每天更加香甜。 第三件是杨绛曾经买回一桶煤油，用人把煤油炉填得太满，流得到处都是，油一遇火，瞬间蔓延，眼看大火就要烧到天花板了，如果点燃周边的干柴，那真是想救都没得救了。佣人吓得发呆，钱钟书和女儿也只会喊着“娘，娘快来，快点来！”杨绛却急中生智，将旁边晾着的一个尿罐扣在了火上，火马上就被压了下去，杨绛再用炉灰扑灭小火苗，一场灾难就这样被她轻易化解了。 婆婆曾经误以为杨绛娇气，认为阔绰人家的小姐吃不了太多苦。但经历了战争岁月的朝夕相处，杨绛的贤孝和敬老打动了婆婆，婆婆暗自庆幸，钱钟书是“痴人有痴福” 《人·兽·鬼》是钱钟书在抗战之后的第一部小说集，杨绛在战乱中曾经将这些作品抄录了一份，放在两个地方藏好。 1957年，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沉重的一页，这一页的主题叫作“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有很多人动员钱钟书和杨绛鸣放，可两个人并不愿随波逐流、奉旨鸣放。他们偷偷约定，以后饭要少出去吃，话也要少讲。“反右”运动一开始，当初劝他们鸣放的人，全都被划成了右派，钱钟书和杨绛并未感到庆幸，反而活得更加小心和谨慎。 1958年的文学研究所内，又掀起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钱钟书呕心沥血完成的《宋诗选注》和杨绛写过的一些关于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都成了非拔掉不可的“资产阶级的白旗”。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毒瘤，杨绛和钱钟书不仅不加批判，反而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杨绛把自己比喻成一面可怜的小白旗，不仅被拔下，还被撕得粉碎，不成模样。在批判会上，杨绛和钱钟书再一次选择了沉默，缄口不语是最强烈的抗议。经历过这样一场运动，杨绛决定以后只做翻译，不写文章，钱钟书笑她“借尸还魂”，杨绛自认为，不过是“遁身”而已。 领导鼓励杨绛继续写论文，杨绛担心如果一味拒绝，会让领导觉得自己装腔作势，于是只好又写了一篇，没想到又受到批评，这才终于决定，以后再也不写了。 忍痛舍弃了写作，文学翻译又向杨绛抛出了热情的花朵。因为她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受到好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特别委任杨绛翻译《堂吉诃德》。为了追求原汁原味，杨绛从此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按照西班牙文原著翻译《堂吉诃德》。从此，杨绛开启了文学翻译之窗，却关闭了文学创作的大门。 原定三个月的下乡，缩短为两个月，回北京之前，大家互相点评，杨绛得到的评价是“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杨绛喜欢这个评价。经历了一番身体和思想上的教育，杨绛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日夜想念的钱钟书和女儿的身边。 刚下干校时，杨绛和几位女同志一同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泥房子里，后来又搬进副队长家储存干草和木头的房子，既阴暗又潮湿。他们让杨绛第一个挑位置，她便挑了最黑暗潮湿的角落，大家很惊讶，杨绛却说：“我已经六十多岁，来日无多了，有病也无妨，你们正年轻呢。” 钱钟书送了杨绛一些奶糖，每天杨绛都要在口袋里装满奶糖，分给大家，别人送给杨绛更好的奶糖，她舍不得吃，偷偷地留下给钱钟书。同在干校吃苦的人里面，有很多以前没少欺负过杨绛，她却从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也许，这就是“人道主义”对人性弱点的一种理解和宽容吧。 班长为了照顾杨绛，干脆派她去看菜地，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在菜地旁边看着。这里距离钱钟书的宿舍走路只要十几分钟，钱钟书只要出来做信差，就能路过菜地，和杨绛说会话，再互相把日常经历的事情都写在纸上交给对方。两位老人在菜地里的约会，简直比小说中才子佳人在后花园相会还要浪漫。钱钟书负责看管工具，杨绛的班长就派她去借工具，用完了再派她去还，杨绛每次都兴冲冲地借来还去，大家心里明白，也替他们开心。 他们的行李不多，贵重的东西几乎是没有，对杨绛来讲，如果说还有比书籍和书稿更贵重的行李，那就是钱钟书。 同外在的花花世界相比，钱钟书更喜欢静静窝在家中，与灵魂进行对话。他懒得出门，也懒得和不相关的人发生无聊的接触。一道浅浅的门槛，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道高墙，墙内是安稳平和的世界，自己宛如一个栖息的婴儿，随心所欲，肆意畅想。而一旦出了门槛，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安全感顿消。杨绛也整日在家，一边工作，一边陪伴钱钟书，连工资也是别人代领。年轻人喜欢和两位老人家接触，每次都抢着代他们领工资，再抢着送到家里来。 杨绛看到对门的邻居每天在松树底下做大雁功，很羡慕，也想学，邻居便教她，还送她一本《大雁功》的书，作者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杨绛学得很认真，学得浑身大汗，很快就学会了。她对钱钟书说：“我是为你学的，你也得好好学。”杨绛每做一个动作，钱钟书就在身后跟着学，很快便也学得很好，一边学，一边还不忘孩子气，打趣道：“monkey see，monkey do”。 一次来访，胡乔木向钱钟书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究竟是怎么说的？钱钟书拿出《管锥编》的手稿，在里面找出了问题的答案。胡乔木一看这手稿便大有兴趣，1979年，在他的指示下，《管锥编》出版了。交出手稿时，钱钟书简直如释重负，因为如此庞大的一部手稿，如果要他亲自誊清一遍，需要消耗不少的精力。 杨绛接待了他们，把剧本仔细地读了两遍，提了四十多处修改意见，如何开头和结尾，都做了详细的修改，尤其是主人公方鸿渐的塑造。他是一个被动的人，什么事情都不主动，心肠软，意志薄弱，有一些小才学，却什么都不能干。在感情上，他也是被动的，不要给人造成他从这个女人追到另一个女人的印象，似乎他很荒唐，其实是苏小姐在主动追他，鲍小姐又欺骗了他，即使最终结婚，也是妻子孙柔嘉采取主动。钱钟书自己也说：“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 自钱钟书从美国回来，家中就成了会客的场所，多数是美国人。钱钟书不堪其扰，十分痛苦，却也不得不见。一次，一位美国客人带着感冒未好的儿子来拜访，把杨绛和钱钟书两人都传染了，钱钟书不停地咳嗽，终致引发哮喘。为了方便照顾他，杨绛甚至找护士教自己打针，每天除了给钱钟书打针，还要给自己打，每次打完针，钱钟书都要对杨绛说“谢谢”，两个字包含着的无限的情感，只有杨绛才能体会。 钱钟书的哮喘，一旦感冒就犯病，还很不容易好，但他从来不因为自己生病而对生活丧失乐观。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季康已身负病而料理病人，亦甚劳瘁。” 钱钟书的“痴气”在杨绛眼中无比可爱，而在钱钟书眼中，杨绛向来无所不能。近70岁的年纪，还能在桌子上加两张小凳，爬上去换灯管。可是，再坚强的人，也有倒下的时候。1992年，杨绛的脑血管有些梗死，她是钱钟书的靠山，他比杨绛更加着急。好在经过医治，杨绛逐渐好转，钱钟书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杨绛病时的钱钟书对比钱钟书病时的杨绛： 钱钟书住了两个月的院，杨绛便在医院陪了两个月，钱钟书出院后，杨绛病倒了。她经常心绞痛，胃疼也非常剧烈，整日晕晕乎乎，走路也需要扶着墙壁。以前如果不消化，最多只是天旋地转地头晕，不敢睁眼，不能动，也不能吃东西。这次却和以往不同，她觉得自己就像一杯水，杯子在旋转，水就会跟着旋转，走路时仿佛踩在云彩上，飘飘忽忽，需要钱钟书扶着才能走，哪怕是旁边路过汽车，带起来的风也会把杨绛吹倒，钱钟书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了。 杨绛是钱钟书的生活支柱，他从未见杨绛这么虚弱过，他知道，杨绛是积劳成疾，累坏了。可是没有杨绛的生活，他实在不敢想该如何度过。 钱钟书的病总是不时复发，折磨着他的身心。杨绛的身体也不如从前好，但她坚持伺候病中的钱钟书。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竖起耳朵仔细地听钱钟书的呼吸声，如果他的呼吸有杂音，说明哮喘开始犯病了，就准备好给他端水拍背；如果钱钟书的呼吸十分均匀顺畅，她就会异常高兴。可惜这种情况实在是不多见，钱钟书的哮喘基本上每天都要犯一次，尤其是到了半夜，阴气上升，抵抗力下降，往往折磨得钱钟书大半夜睡不好觉。 从遇见的那一刻起，杨绛与钱钟书就注定携手一生，钱钟书的病使他不能吃猪肝和豆粉，医院的鼻饲饭里偏有这两种东西，杨绛就不厌其烦地亲自动手制作。肉要挑去每一根筋，鱼要挑去每一根刺，还要用西洋参炖汤，杨绛为这烦琐的工作，倾尽了全部心力。 每天与妈妈通一遍电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医院一住就是两个多月，依然没有好转，大夫把她的X光片拿去更大的医院会诊，结论是晚期肺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医生不敢告诉钱瑗实情，更加不敢告诉杨绛，只说是骨结核。可是越来越差的身体和越来越强烈的化疗反应，似乎已经让钱瑗猜出了自己的病情，原本白里透红的娃娃脸，已经变得苍白消瘦。她不敢让妈妈去看她，只是每天通电话，电话里依然谈笑风生，有说有笑。她怕妈妈看到自己的样子，也怕路途遥远累倒妈妈。 家中一下有两个病人，让杨绛心力交瘁。一次，钱钟书的护工请假，杨绛亲自在医院彻夜陪护，夜里还要手脚并用，防止钱钟书在睡梦中拔管子，天亮时，杨绛已经累倒在椅子上，好在被巡房的医生发现，及时抢救过来。 哪怕心中怎样大放悲声，在钱钟书面前，杨绛还要装作一切安好。女儿生病时，杨绛每天负责给父女二人传话，还把女儿的文章读给钱钟书听，女儿去世后，杨绛只能编造一些话，说是女儿讲的，钱钟书却闭上眼睛不想听。 直到女儿去世四个月后，钱钟书的身体稍好一些，杨绛才决定试探着告诉他实情。先是说“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接着再说女儿现在比爸爸舒服，足足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杨绛才敢告诉钱钟书女儿去世了。钱钟书本来心里已经清楚地知道女儿不在了，但当他听到杨绛口中说出“她不在了”后，还是马上体温上升，发起烧来。知道女儿去世的消息，让钱钟书反而不再担心女儿受苦，当听说杨绛的妹妹阿必也跟圆圆同一天去世，钱钟书欣慰地说：“必姨接了圆圆去了。” 同年去世的还有夏衍先生，他与钱钟书同住在一所医院，在医生眼中，钱钟书是最乖的病人，夏衍是最不乖的病人。对杨绛而言，周扬、胡乔木、夏衍相继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与外界的接触更少了。她并非消极人生，反而追求精神地享受。杨绛曾经把读书比作“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她甚至感叹：“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尽管她已八十多岁，多年的劳累也积攒了诸多疾病，但是她依然将钱钟书生前完成的文稿一一梳理完，交付出版。钱钟书生前对《槐聚诗存》非常看重，这是一部旧体诗集。“文革”期间，杨绛担心这部书稿遭到破坏，特意抄录了三份，分别隐藏起来。本来《槐聚诗存》只是用来自己欣赏，但是读者很急切地想读到这部书，于是，这部收录了钱钟书的280首诗的诗集终于出版了。 在《钱钟书集》的序中，杨绛这样写道：“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厕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也不号召对他的作品进行研究——严肃认真的研究不用号召的，号召能招来什么？《钱钟书集》不是他的一家言。”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把夫妻二人的全部版税都捐献给了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成绩优异、好学上进的学生。这是一个感动教育界的壮举，一直闭门谢客的她，在2001年9月7日，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特意走出家门来到现场，将72万元稿酬全部捐献。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依然保持着淡雅的神态，以及一贯的端庄。 她笑称自己是“钱办主任”，专门负责整理钱钟书留下的零散的手稿。那些手稿多年来随他们一路颠簸，有时装在麻袋里，有时装在箱子里，甚至还曾经被塞进过枕套里，手稿的命运和他们夫妻二人的命运一样坎坷，留下的便都是珍贵的，它们都是杨绛眼中的宝。许多手稿已经残破模糊，甚至本来也写得不够清楚，只有杨绛才能将它们一一整理。钱钟书曾经说过，凡是出版他的书，一定要他亲自审过才行，可是如今，钱钟书再也无法一一亲自审阅，杨绛也不忍心就这样亲手把它们毁掉，思来想去，还是要把它们作为资料保存下来。这成了杨绛每天必做的功课：把手稿摊在桌子上，一点儿一点儿地小心粘贴。 也许没有人比杨绛更了解睹物思人的含义，手稿上的每一个文字，似乎都饱含着钱钟书的音容笑貌，拼贴书稿，等于在重新走过两人携手六十年的回忆，个中滋味，无人知晓。钱钟书生前曾为杨绛写过许多诗，其中两句“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竟然成了杨绛整理书稿时的精神写照。 《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创作的回忆录，一家人幸福的点滴过往，全部记录在书中，同时，也是向再也不能谋面的亲人，低诉自己的悲凉心声：“一家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生病时，杨绛曾经对他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看不见摸不到的圆圆，在《我们仨》中再一次变得有血有肉，一家三口在书中，只聚不散，没有生离，也不要死别。 也许是身体上的高温激发了平静的细胞，杨绛又开始酝酿下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这一写就是两年多，这本书与她之前的作品风格大不相同，却又隐含着一定的联系。这是一部“自问自答”的著作，书中的杨绛已经穿越了生死的界限，畅想了在天堂与亲人见面的场景：“如果是现在的这副面貌，钟书、圆圆会认得，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认得了。……我若自己声明我是阿季，妈妈会惊奇说：‘阿季吗？没一丝影儿了。’我离开妈妈出国时，只二十四岁。妈妈会笑说：‘你倒比我老了！’爸爸和我分别时，我只三十三岁，爸爸会诧异说：‘阿季老成这副模样，爸爸都要叫你娘了。’” “我十五六岁……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姑娘。……带着我十五六岁的形态面貌上天，爸爸妈妈当然喜欢，可是中书、圆圆都不会认得我，都不肯认我。中书绝不敢把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当作老伴，圆圆也只会把我看作她的孙女儿。” 没有了钱钟书的杨绛，从此一个人行走在人生的路上，她说：“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在人生的边上，还在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本源，虽然“只剩下了我一个”，依然要“好好儿活”！在钱钟书留下的手稿中，杨绛每天都在捡拾曾经的回忆，携一份恬淡，将那些曾经纵横交错的生命脉络，写成温婉的诗篇，清淡，从容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