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贫乏”，但“无所不有” | 嘉兴朱生豪故居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境界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在嘉兴朱生豪故居的门口，树立着朱生豪和宋清如的雕像，雕像下面刻着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这一段话，读来非常动人。
去嘉兴，除了南湖之外，有一个地方也挺值得一去，那就是朱生豪故居。
朱生豪故居位于嘉兴市区的梅湾街历史街区，尽管鲜为人知，但你若读过这位翻译家的作品，那么来此参观数小时，会对这位不幸英年早逝的翻译家有更深的了解。
在中国，如果你读过莎士比亚戏剧，那么多多少少都会知道朱生豪。他是我国较早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家，尽管32岁就因肺结核而去世，但在他短暂的人生里，却翻译了三十几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里那句著名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就是出自他手。
【朱生豪在之江大学读书时，自己说自己：“一年之中，整天不说一句话的日子有一百多天，说话不到十句的有二百多天，其余日子说得最多的也不到三十句。”】（《嘉兴有意思》P121）
几年前，我在图书馆里无意看到一本朱生豪先生的情书集，觉得很有趣，便借回来看。读完他写给宋清如的情书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朱生豪先生除了擅长翻译之外，写情书也是一绝。虽然朱生豪先生说自己寡言少语，但他写给宋清如的情书生动有趣，毫不掩饰自己漫溢的爱。
朱生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于是，我带着对他的好奇，来到了他的故居。
朱生豪故居的参观者并不多，我一个人就包了场，而且转悠了一两个小时都没看到其他游客。
故居的展览陈列非常简单，甚至简单到了简陋的地步，除了少量的展品之外，大多数都是打印在A4纸的文字材料或者复印件，不过载体并不重要，其传递的信息才是关键。
朱生豪，1912年2月2日出生于嘉兴，其父亲陆润是一个失意的商人，其母名为朱佩霞。朱生豪随其母姓，原名朱文森。
入学时，朱生豪的学名是“朱森豪”。1929年，由于成绩优异，朱生豪从嘉兴秀州中学毕业，并被校长推荐保送到杭州的之江大学，还拿了奖学金。
在大学里，朱生豪的才华仍然很出众。之江大学的夏承焘老师对他的评价很高：“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
朱生豪说自己在之江大学的时候不爱说话，看来绝非虚言，他的沉默寡言，在夏承焘老师给他的评价里也有所体现——“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 看来，在师长面前，他是一名沉默的学霸。他的英文水平很高，正如夏承焘老师说的那样，“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在人才济济的之江大学里，仍是十年一遇的英文人才。
也就是在之江大学，朱生豪遇见了宋清如。宋清如出生于1911年，比朱生豪大一岁，人如其名，是一名文采过人的清丽才女。
自此，朱生豪的写情书技能就此激活。
由于曾在之江大学求学，朱生豪对杭州颇有感情，也为杭州写过不少诗句。
“今天开今天的花，明天结明天的果。” （朱生豪《别之江》）
1933年，朱生豪大学毕业，还曾为1933级级歌填词。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上海世界书局，担任英文编辑一职。
在世界书局工作期间，朱生豪也未停止与宋清如之间的鸿雁往来。读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书，会发现他给宋清如起了很多有趣的昵称，每封信开头的称谓都不尽相同，有时候是“好人”，有时候是“阿宋”，有时是“清如”，有时则是直白的“宝贝”。在信里，他事无巨细地和宋清如汇报分享自己的生活细节和各式感悟。
“阿宋：领了一支新笔，写几个漂亮字给你。我说什么呢？不是没有话，可是什么都不高兴说，我很气。我爱你。我要打你手心，因为你要把「快活地快活地我要如今」一行改作「我如今要」。此行不能该的理由第一是因为……”
一边谈恋爱，一边进行学术讨论，这大概就是文人的绝美爱情。
1936年10月2日，朱生豪在写给宋清如的信里谈了关于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初步设想和当时翻译的大致进程。
“好人：今夜我的成绩很满意。一共译了五千字，最吃力的第三幕已经完成。” 一晚上翻译五千字，并且是在对译文质量有极高要求的基础之上，实在让人佩服。翻译看似简单，其实要翻译得“信达雅”并且流畅优美，其实非常难。因为翻译这件事，本身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如果翻译得不够好，翻译者自己是最清楚的，而读者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因此，翻译文学作品，是非常消耗心力的工作，这大概也为朱生豪后来患上肺结核埋下了隐患。
“但是我所最看重，最愿意全力以赴之的，却是篇幅比较最多的第三分册，英国史剧的全部。不是因为它比喜剧悲剧的各种杰作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它从未被介绍到中国来过。这一部酣畅淋漓一气呵成的巨制（虽然一部分是出于他人之手），不但把历史写得那么生龙活虎似的，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精细的性格描写，尤其是他用最大的本领创造出Falstaff（你可以先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间认识他）这一个伟大的泼皮的喜剧角色的典型，横亘在《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各剧之中，从他的黄金时代一直描写到他的没落。然而中国人尽管谈莎士比亚 ，谈哈姆莱特，但简直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同样伟大的名字。”
能看得出来，朱生豪发自内心地热爱文学。当然，他也知道要劳逸结合（当时他的身体已经不是很好）。
“告成之后，一定要走开上海透一口气，来一些闲情逸致的玩意儿。当然三四千块钱不算是怎么了不得，但至少可以优游一下，不过说不定那笔钱正好拿来养病也未可知。我很想再做一个诗人，因为做诗人最不费力了。实在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就对我说：‘你是只好把别人现成的东西拿来翻译翻译的’，那么我一定要请求他把我的生命收回去。其实直到我大学二年级为止，我根本不曾想到我会干（或者屑于）翻译。可是自到此来，每逢碰见熟人，他们总是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是不是翻译。好像我唯一的本领就只是翻译。对于他们，我的回答是‘不，做字典’。当然做字典比起翻译来更是无聊得多了，不过至少这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不止会翻译而已。”
读到这一段，其实我还是有点惊讶的。我原本以为朱生豪非常热爱翻译，翻译这项事业至少能排在他的人生目标的top3，然而在这封信里，我读到了一个文人的“野心”和”鸿志“。这种“野心”并不是指要获取多少名利或者物质财富，而是想要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天地。翻译，很多时候，和编辑一样，更像“为他人作嫁衣裳”。原来，朱生豪想当一位诗人，也想要自己去写，去创作，而不仅仅是翻译他人的作品。原来，朱生豪和每个时代的年轻人一样，都是一边迷茫，一边探索。
这封信真的很有意思，在信的末尾，朱生豪这样写道：“你的诗集等我将来给你印好不好？你说如果我提议把我们两人的诗选剔一下合印在一起，把它们混合着不要分别哪一首诗谁作的，这么印着玩玩，你能不能同意？这种办法有一个好处，就是挨起骂来大家有份，不至于寂寞。” 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好笑了哈哈。
最后，他又显出了浪漫亲昵的一面，在信的结尾写:“你一定得给我取个名字，因为我不知道要在信尾写什么好。” 学霸撒起娇来，也是有点绝。
我不知道宋清如是否在回信里给朱生豪取了名字，只知道没过多久，1932年底，朱生豪在写给宋清如的信里很快就有了一个落款——黄天霸。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万万没有想到，参观名人故居，我不仅会吃到狗粮，还会吃得这么甘之如饴。
如今，提到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情书，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那句在网上疯传的“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其实在此之外，他们之间拥有更多鲜活的表达，比如，朱生豪还会给宋清如写打油诗。“我爱宋清如，风流天下闻，红颜不爱酒。” 这么文艺的打油诗也是没谁了。
当然，两人的书信里也不总是甜甜的你侬我侬，朱生豪也会在信里向宋清如剖白自己的苦闷。
“如果到三十岁我还是这样没出息，我真非zs不可。所谓有出息不是指赚三百块钱一月，有地位有名声这些。常常听到人赞叹地或感慨地说，‘什么什么人现在很得法了’，我就不肚热那种得法，我只要能自己觉得自己并不无聊就够了。像现在这样子，真令人丧气。读书时代 自己还有点自信和骄矜，而今这些都没有了，自己讨厌自己的平凡卑俗，正和讨厌别人的平凡卑俗一样。趣味也变低级了，感觉也变滞钝了。从前可以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最艰涩的Browning长诗，而得到无限的感奋，现在见了诗就头痛，反之有时看到那些又傻又蠢气的电影，倒要流流眼泪，那时我便要骂我自己，‘你看看你这个无聊的家伙，有什么好使你感动的呢，那些无灵魂的机械式的表演？’”
这一段，除去月薪和长诗部分，剩余的部分，说是当代社畜的心声，我也不会觉得违和。原来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被社会所磨损，觉得自己不再如以往那般敏锐鲜活，被生活磨去了锐气，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面对沉湎于短暂却肤浅的快乐里的那个“卑俗”的自己。
当然，在我看来，朱生豪先生仍是甩出我们几百条街的，至少他专注认真地投入并做了一些实事——翻译了三十一部半莎翁戏剧，只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极高。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朱生豪的翻译之路也是非常坎坷。1937年8月上旬，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带着牛津版莎翁全集和部分译稿离开上海的寓所，后来，其寓所被焚烧，世界书局被占为军营，他已交付的译稿全部被烧。8月26日，他回到嘉兴老家，重新收集资料，继续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同年11月，嘉兴沦陷，他只能到乡下去避难。就这样，经历了各种波折，他仍然坚持翻译，然而，1941年底，日军冲入他当时工作的《中美日报》的报馆，他之前重新收集的资料、翻译的文稿，还有他和宋清如的几册诗集都被烧光。
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头推上山，又一次次看着石头滚下来。
1942年5月，他与宋清如结束爱情长跑，迈入婚姻殿堂。同年6月，他和宋清如一起回到宋清如的家乡江苏常熟居住，补译莎士比亚戏剧。
风雨飘摇的时代里，他很有气节地不愿意为敌工作，宁愿薪资微薄，也要坚持翻译。1944年12月，由于操劳过度，朱生豪不幸因肺结核去世。彼时，他的儿子刚满周岁。
在参观朱生豪故居时，我看到宋清如写的关于朱生豪的文字，被打动了。在此之前，我读到的大多是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书信，却很少有机会读宋清如写的文字。
在朱生豪逝世两周年的时候，宋清如在一篇祭文中如此写道：“我唯一的信念是灵魂的确实存在，因为只有这一线希望，能增加我活着的勇气，在渺茫的岁月里，我将依持这一点微光的照耀。当我走完了这命定的路程——不如说是过完了徒刑的岁月，反正世界并不胜似囚笼——时，会看见你含着笑向我招手。那时候，我将怎样轻快地跟着你的踪迹，哪管是天堂或是地狱。”
宋清如确实很坚韧，朱生豪去世之后，她一边抚养儿子长大，一边整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译稿，交由世界书局出版。另外，她还在朱生豪弟弟的帮助下，独自一人默默翻译朱生豪未能完成的五部半莎翁戏剧。遗憾的是，她是非常谨慎地完成了翻译工作之后才联系出版社，而当时出版社已经确定了其他的译者。后来，她的译稿在文革时被抄，早已不存。这虽然是个很令人心痛的遗憾，然而想必当下即永恒，宋清如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许是幸福而充实的，这大概就已足够。
我很少羡慕别人的爱情，但宋清如和朱生豪这一对，在我看来，真的是灵魂伴侣一般，让我看到了爱与理解的美好。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情的动人之处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情书上，更在于他们对彼此的真正的理解。宋清如写的这一篇《“怪人”朱生豪》，不知为何，差点把我给读哭了。
“朱生豪的名字，在读者面前，往往和莎士比亚的大名连在一起，这是他的幸运，他的机缘，但他究竟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人，在沉重的历史桎梏中喘息着，在浩瀚的生活激流中挣扎着。他的短短一生，留下的除了三十一篇莎士比亚戏剧 的 中译本 外，仅有极少几首诗词和一些信件，并不属于学术研究、政论高见，只是随意抒发，不少傻话空话，但是他的某些情趣，观感，可能会激发某些人的共鸣，从而得到以熟悉他，理解他。”
这样的一番话，没有真正的相知相爱过，是写不出来的。
“朱生豪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他没有任何足以显示地位的职称或头衔，就连大学毕业的学士学位，也因为缺少体育学分而属于特殊照顾，使他不敢戴上方帽子照一张相。他是一个傻小子，不懂得也不屑于随时逐流，趋炎附势。他是一个穷小子，在繁华的现代生活中，困守自己的小天地。他是一个诗人，但没有留下一首气势浩瀚，足以震撼时代、流传千古的诗篇。”
“这种种，正是这一些生活上思想上的矛盾，构成了朱生豪之所以成为朱生豪，他说过：‘我是一个理想家，想到现实，会使我黯然’、‘我以梦为现实，以现实为梦；以未来为过去，以过去为未来；以nothing（什么都没有）为 everything（一切），以everything 为nothing；我无所不有，但我很贫乏’。”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仍然有无数读者在朱生豪先生的作品找到了共鸣，遇见了美。在广袤的世界里，他的文字将继续延续下去，他或许“贫乏”，但“无所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