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錯失經典？——從敘事結構看《斬鬼傳》的局限性

一、引言

《斬鬼傳》以鍾馗捉鬼傳說為題材，講述了鍾馗奉命帶領咸淵、富曲二將在人間尋鬼斬鬼，肅清人間風氣，最終封神的傳奇故事。這部小說是作者劉璋年輕時慨然憤筆所寫，吸收了民間信仰傳說的基礎，經作者的藝術加工和潤色創作而成。《斬鬼傳》本身的語言風格與思維方式充分借鑒了民間文學的諷喻傳統，其藝術審美價值雖然有待商榷，但其作為我國古代諷刺小說的開山之作，具有深遠的文學史意義。

本文試從格雷瑪斯的符號學理論出發，基於其所提出的角色模式、敘事模式以及語義矩陣來分析《斬鬼傳》的敘事結構，並探討小説在敘事手法上的局限性。

二、《斬鬼傳》敘事結構分析

格雷瑪斯提出的“角色模式”分為六種，即三個二元對立關係，分別是：主角（Subject）和對象（Object），支使者（Sender）與承受者（Receiver），助手（Helper）與對頭（Opponent）。在這裏，“角色”並不完全代表著小說中的人物，而是被作為故事行動的一個因素來加以考察，直譯可譯為“行動素”（actants）。因此，主角是故事中追求目的的某種角色，而對象是主角所追求目的；在主角追求目標是，引發他行動或為他提供目標和對象的力量即是支使者，獲得、接受這種力量的是承受者，往往也正是主角人物；助手促進主角達到目的，是主角成功的必要不充分條件，而對頭則是阻礙主角的力量，使情節更加豐滿、跌宕起伏。

基於角色模式理論，對《斬鬼傳》進行分析可得：

故事全文圍繞著鍾馗斬鬼而展開，因此在這個敘事關係中，主角是鍾馗，鍾馗要達到的目的是肅清陽間鬼魅，所以故事對象即是各具醜態的人間群鬼得到肅清。

不良的社會風氣是第一支使者，它是群鬼的起源。在本書中，群鬼是惡徳敗俗的象徵，他們“有傷名教，泥滯鮮通，敗壞威儀，淫亂風俗”，處處使壞卻又在禮樂、形政的約束之外，成為灰色地帶，對人間產生了一定的危害。正是因為不良風氣所產生的群鬼們纔讓鍾馗有了行動的對象，因此是其行動的第一支使者。第二個支使者是唐德宗，他的以貌取人是導致鍾馗受辱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他在鍾馗自刎而死後又封其為“驅邪大神”，授以斬妖除魔的任務，直接決定了故事主角的行動目的。盧杞是推動鍾馗行動的重要因素，他向唐德宗進讒言，進一步使鍾馗受辱，導致其自刎而死，推動了鍾馗成為“驅邪大神”，因此是第三位支使者。第四位支使者閻王，他為鍾馗斬鬼的旅途提供了主要助手富曲、咸淵二將，還幫助並引導他走上斬鬼之路。“論俺陰司，妖邪雖多……並無一個遊魂作害人家。尊神要斬，道是陽間甚多，何不去斬？”閻王的話為鍾馗說明了斬鬼的標準，指明了尋鬼的去處，是引發其行動的主要力量。

除了富曲、咸淵二將跟從鍾馗成為貫穿全文的助手之外，斬鬼之途中還有許多短暫出現的助手，如通風老人、彌勒佛、白眉神等，這些角色多是為幫助鍾馗解決一特定的鬼而現身，具有很強的功能性。而文中最少的是阻礙鍾馗殺鬼的對頭，除了群鬼自身構成的反抗力量，附帶小鬼的通風報信以外，鍾馗的斬鬼之路幾乎不受阻礙。

從敘事程式來看，鍾馗雖然歷經重重考驗，斬鬼無數，但其斬鬼的主要敘事程式實則全篇一致。由於小說的敘事序列以連接式為主，即斬完一鬼又遇一鬼，所以將斬殺一鬼的單個流程作為一個基本故事單位，總結出其敘事程式。

敘事程式NP1

鍾馗自刎而死後獲封“驅邪大神”，來到陰曹地府得到了閻王的幫助和指點，於是奉命到陽間尋鬼斬鬼。

該敘事程式概括為：NP1：F（SnO）[1]

敘事程式NP2

鍾馗在陽間尋鬼，每逢一鬼便與其大戰，遭到鬼的強烈反抗。

該敘事程式概括為：NP2：F（SnO）

敘事程式NP3

在助手的幫助下，鍾馗順利斬鬼，或鬼得到懲罰，不再為鬼。鍾馗完成任務，封神。

該敘事程式概括為：NP3：F（SuO）

就該故事的敘事模式而言，根據格雷瑪斯的分類，該小說是完成型敘事模式。“完成型組合，包括艱苦的求索、經歷考驗、鬥爭與任務的執行等。”[2] 在《斬鬼傳》中，鍾馗受命擔任“驅邪大神”，要去完成唐德宗所授“遍行天下，以斬妖邪”的使命，於是歷經重重考驗，在眾多助手的幫助下完成任務，最終受玉帝封神。主角的思想行為變化是：1=主角完成任務的需要 2=群鬼的反抗 3=主角為消滅反抗做出的努力 4=主角成功消滅反抗力量並封神。

因此鍾馗每斬一鬼便經歷一次以下基本結構：（SnO）（S→O）（SuO）[3]，制約著主角獲得對象的主要力量是群鬼自身的反抗，也正是在這些反抗中，鬼的惡劣習性展現得淋漓盡致，對於社會不良風氣構成了辛辣的諷刺。

最後，格雷瑪斯提出“語義矩陣”的模型來分析故事的主要意義。其主要方法是提出兩對具有二元對立關係的意胚（Seme）。假設S1與S2為一對對立關係，則引入另一對非S1與非S2的對立關係，四者彼此對立相互矛盾，構成故事的意義結構。而故事的發展軌跡即是跟隨某一特定因素在這個結構中的反復轉化而不斷推進。

結合《斬鬼傳》的意義結構，制約著鍾馗斬鬼的主要力量只有群鬼自身的反抗，因此斬鬼的使命與鬼的反抗構成了一對對立關係，而這背後深層的關係則在於肅清社會風氣的願望和惡徳敗俗盛行的現象之間的對立，因此我們得出故事的語義矩陣為：

這背後表現了作者端正社會風氣、驅除惡徳敗俗的根本願望，體現了他對儒家中行德正的道德觀的強烈認同，正是這種懲惡揚善的願望的強烈驅使下，他率筆而寫，肆意宣洩自己的不平之氣與滿腔憤懣。

三、從敘事結構看《斬鬼傳》的局限性

《斬鬼傳》乃是劉璋年輕時的率筆之作，雖其諷喻語言常有妙筆生花、令人捧腹之處，然小說敘事藝術的粗糙和膚淺卻實在是其成為經典之路的絆腳石。正如戴不凡先生所說，“這部寓意頗深而又頗 有風趣的小說，當年作者如果能放筆寫一下，倒不失為我國小說史上的一朵奇花。”[4] 那麼，小說未能“放筆”之處究竟在哪裏？

（一）角色敘事功能單一，缺少對頭。

一部精彩的小說是由立體化的、生動形象的人物構建起來的。然而在《斬鬼傳》中，一個人物便對應著一種角色，人物似乎都是為了懲惡揚善的主題而存在，具有極強功能性，缺少了作為一個立體的人而理應具有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作為主角的鍾馗，他在受封“驅邪大神”後，其所有的言語和行動都全然受著“斬妖邪”任務的驅使，時時刻刻都在與層出不窮的鬼們鬥智鬥勇。鍾馗原本高中狀元，他“外才不足，內才有餘”“一生正直”，因不堪受辱甚至可以當場自刎而死。由此看來，鍾馗必然是有勇有謀，正義凜然，衝動而剛烈的人物形象。然而在斬鬼之時，他卻總是輕易受騙，搗大鬼的一番裝模做樣便將他唬住，五小鬼三言兩語便使他放鬆戒備。面對無法戰勝的鬼，鍾馗常常不知所措，敗退而歸，反倒是咸淵頗有謀略，最終將鬼剷除。鍾馗前後行為、語言與其性格常常存在矛盾之處，導致其人物形象扁平，成為工具化的角色。同理，小說中的其他角色也具有很強的工具性特徵，如為表現每一個鬼號背後所代表的惡習，所有鬼的行為都單一抽象化，集中在一個特點上，不存在矛盾性；咸淵、富曲作為文武二將，每次出現都是為了幫助鍾馗解決難題，除了二人的身份背景作者有所交代外，他們幾乎沒有個性化的行動和言語。

同時在敘事角色的安排上，小說也略顯匱乏。整個斬鬼途中，為了懲惡揚善，除了鬼們因為利益相關而自身結成反抗力量以外，鍾馗幾乎遇不上一個阻礙斬鬼的對頭。“對頭”角色的匱乏使得鍾馗的每次成功都顯得輕鬆和理所當然，斬鬼過程對於讀者來說毫無懸念，也就使得情節重複單一，失去了可讀性。

而這一點上，同樣是完成型敘事模式的小說《西遊記》卻成功地成為經典。對比來看，即使不考慮《斬鬼傳》篇幅短小的劣勢，同為斬妖除魔，《西遊記》呈現出的人物多重角色的變化，助手與對頭的真假難辨，主角關係的動態變化，都使得人物更為立體豐滿、情節跌宕起伏，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二）不穩定的世界觀和跳躍的虛構性

《斬鬼傳》沿襲了傳統信仰中天、地、人三界劃分的世界觀模式，這種模式也是《斬鬼傳》在民間取得一定流傳廣度的原因之一。然而，出於諷喻的目的，作者又在故事展開的過程中運用了許多誇張的藝術表現手法，為了追求諷刺效果，某些人物及情節的設定與其本身的世界觀存在著衝突，導致全文呈現出跳躍的虛構性。

首先出現的問題，即是鬼的定義。人與鬼的邊界在哪裏？作者給出的標準非常模糊，“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善耳。人而至於不善，非人也而實鬼矣。夫人也而可以為鬼乎哉！夫人既為鬼，則又安忍坐視而不死所以超度之哉？”“方寸正時，鬼可為神；方寸不正時，人即為鬼。”方寸、善，都是道德評判的一個傾向，越過了善的底線，或超出了方寸的邊界，就是鬼。作者可以說在價值取向上為人鬼做了劃分，但從敘事邏輯而言，鬼在三界中的歸屬卻始終處在飄忽不定之中。

根據傳統的三界世界觀，天為神界，地為鬼界，而人間即為人界。《禮記》有言，“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隨著中國古代鬼魂觀念的變遷，“鬼”的涵義不斷擴大，發展出了以下意義：1、人死為鬼 2、形象怪異而令人驚駭者為鬼 3、異方少數民族或洋人 4、討厭的人、對人的蔑稱。小說中，只交代了一部分的鬼的身世來歷，或其鬼號的來源，他們可以分為已死之鬼和有鬼號之人兩個類型。可見雖然從價值取向的角度而言，這些鬼都是作者眼中之鬼，然而從世界觀的邏輯上求證，卻實則是人鬼不分，經不住推敲。

跳躍的虛構性也呈現在鬼能力及其受懲方式的變化上。文中，有的鬼神通廣大，變化多端，如溫屍鬼和冒失鬼分割重組、急賴鬼變成烏龜、風流鬼消失化魂、黑眼鬼鑽人眼睛。這些鬼具有超自然能力，戰鬥力超強，而此時鍾馗一方也會相應變強，如鍾馗突然能徒手撕鬼等等。這裏的描寫於是具有了很強的虛構性，其超現實的寫法開拓了更多的想像空間，使得作者的諷喻愈加辛辣、準確。而在其他鬼的情形則截然不同，他們與普通人無異，其死法也顯得更為寫實，如被纏死的綿纏鬼、跳水而死的不通鬼、生瘡流血而死的遭瘟鬼，以及許多自殺而死或被斬死的鬼，在這時鍾馗的斬鬼方式也相應弱了許多，常常是呆板的硬碰硬，連殺死綿纏鬼都是借歎西施本人之手。這與文中偶爾出現的超現實虛構性又形成了前後矛盾，鬼究竟有無超自然能力而其超自然能力的來源及限度又在哪裏，作者在憤筆書寫時，全然沒有顧及全局世界觀的一體性，因此造成了邏輯上的自相矛盾，這也是其行文背後的局限性之一。

（三）意義結構空洞，缺乏張力。

從意義結構來看，本篇故事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肅清社會風氣的願望和惡徳敗俗盛行的現象這兩個對立關係上。因此作者賦予了鍾馗斬鬼的使命，將消除惡德敗俗的期待寄託在主角身上，緊接著借助人物之手，以痛快果決的斬殺和毫不留情的懲罰來宣洩作者本人對荒淫世風的滿腔憤懣。

這種意義結構的設置雖然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改造社會的美好願望，但其單一抽象化的勾勒方式和寓言式的誇張描寫，顯得過於簡單粗暴，雖能逞一時之快，卻很難發人深省。從現實角度考慮，社會不良習氣的形成背後，一定存在著許多深刻而複雜的社會歷史因素、人性因素以及文化影響因素彼此之間的矛盾和張力。然而作者在刻畫人物形象的時候，只著眼於諷刺其滑稽低俗的醜態，卻沒能挖掘出人之所以淪為如此醜態的根本原因，錯失了對社會制度、文化內涵的進一步揭露和考察，也因此使得小說失去了更深層的文學意蘊和啟發性，不具有足夠的文學價值和藝術價值，難以躋身經典之列。

四、結語

基於格雷瑪斯的敘事語法對《斬鬼傳》進行分析，可以看出這部小說在敘事手法上存在著角色工具化、敘事模式單一、世界觀前後矛盾、意義結構缺乏張力等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的存在使得作品的總體敘事框架呈現出邏輯矛盾、意義簡單、構思粗暴的問題，沒能成功地對其所批判的社會現象進行深層的揭露和反思，文學價值不足以使其成為經典。然而《斬鬼傳》當中幽默風趣的描述，天馬行空的想象，及其對人世醜態露骨的刻畫，使得這部作品讀起來詼諧有趣，妙趣橫生，不由得讓人心生惋惜。當年劉璋若能“放筆”一寫，輔以更為精巧完整的構思，那麼此時便可少一批評之作，而使得中國文壇多一朵奇絕之花了。

【參考文獻】

[1] 戴不凡.《小說見聞錄》[M].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2] （清）刘璋著.斩鬼传[M]. 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3]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 王以兴. 《斩鬼传》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 2011.

注釋：

[1] 此處NP=敘事程式；F=敘事功能；n=相斥；u=相容

[2] 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頁

[3] （SnO）=主角缺少對象，（S→O）=主角試圖獲得對象，（SuO）=主角得到對象

[4] 戴不凡，《小說見聞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