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管城市？牛津剑桥的学生为什么这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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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了，13世纪巴黎大学与市民的冲突（具体可参考：《中世纪的学生与市民之战：巴黎大学的自由独立之路》）。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英国，来看看在那里上演的“城镇与长袍”之争（“城镇与长袍”专指的市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英国大学的特权
与巴黎大学情况类似的是，英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也要面对无休止的市校冲突，并且也得到了王权和教会的大力扶持，不过，英国大学最终比巴黎大学获得了更多的特权。
到14世纪末，牛津和剑桥不仅都获得了独立的审判权，而且学校还有权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驱逐出城，甚至对其处以绝罚（即逐出教会）——在那个普遍信奉基督教的时代，遭遇绝罚的人几乎就算是“社会性死亡”了。
英国大学的特权还不止限于司法，而是延伸到了城市的经济、管理等各方面，这是英国的一个特色。
13世纪时，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就拥有了监管城镇市场的大权。大学有权对粮食等硬通货进行定价，并维护市场秩序。对于那些哄抬物价的不法商贩，大学既可以发动学生对其进行抵制，也可以直接向其下达禁售令。
除此之外，英国的大学还获得了城市环境的治理权。
比如在牛津，大学就成功促使市政当局进行了一系列卫生制度的改革，包括将屠宰场迁出城外，禁止市民在家中饲养牲畜，以及要求市民定期打扫街道等等。
总的来说，英国的大学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将各种权利聚于一身，不仅取得了自治的地位，更是取得了城镇治理的主导权。
不过，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城市方面绝对不会轻易交出指挥权，必然会让大学付出代价。
所以，从12世纪起，“城镇与长袍”之间的暴力冲突就层出不穷。而到14世纪时，双方的冲突更是升级成了名副其实的战争。我们将会看到，暴怒的市民手持武器，围攻大学，而大学一方则是流血漂橹，损失惨重。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牛津大学的情况。
圣思嘉日的牛津暴乱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早的大学。早在1209年，牛津大学就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惨案。
一名神学系学生不慎误杀了一位当地妇女，引起了众怒。然而，等到市长率人冲进学生住处，准备将其捉拿归案的时候，却发现此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无处发泄怒火的人群，迁怒于肇事学生的三位室友，将其投入了监狱。几天后，这件事上诉到了国王那里，没想到国王竟下令将这三位学生绞死。
原来，当时的英国国王约翰王正在与罗马教皇较劲，因而他完全无视学生的教会背景，也无意做出公正的判决，只是要借机报复教会。
英王此举彻底激怒了校方，师生们纷纷离开牛津，以示抗议。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些人到了剑桥，并促成了剑桥大学的建立。
牛津大学的停摆持续了几年之久。后来约翰王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被迫向教皇服软，事态才有了转机。
1214年，教皇特使抵达牛津，宣读了教皇颁发给大学的特许状。同巴黎大学的情况一样，这份特许状界定了大学成员的教会地位，给予他们有别于市民的受保护地位。不仅如此，教皇还责令城市每年支付给大学52先令的赔偿金。
于是，在教会的荫蔽下，牛津大学才得以恢复，不过市校之间的矛盾显然并未消除。
1248年，一名苏格兰学者被市民谋杀，林肯主教对肇事者处以绝罚，而国王也开始站在大学一边，强令城市支付80马克的赔偿。
而在1298年，这回是一位市民被学生谋杀，市民为了报复，也打死了一个学生。结果参与杀害学生的人都遭到了绝罚，市政当局也被处以200磅的罚款，然而，犯事的学生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王权和教会对大学一味的偏袒，只会令一些品行恶劣的学生更加肆无忌惮，也会加重市民对大学的憎恶。从1297年到1322年，牛津的死因裁判所处理的29件重案中，就有12件涉及学生杀人，而涉事学生居然几乎都未受到惩处。
仇恨的火种终于在1355年被彻底点燃。
这年的2月10日，也就是圣思嘉节这天，一些牛津学生像往常一样在一家名为斯温德尔斯托克的酒馆喝酒。
有两个学生喝着喝着，突然开始向酒馆老板抱怨给他们上的酒品质太差。据说这俩学生一个叫瓦尔特，另一个叫罗杰，全是带薪上学的教士，而叫瓦尔特的来头还不小，他本是萨默塞特郡某个修道院学校的前校长。
然而，酒店老板并没给他们好脸看，因为这老板的背景也很深，是牛津市长的铁哥们。据记载，双方互怼了一通之后，罗杰直接把酒泼在了老板脸上，接着抄起酒壶便将老板一通暴揍。
在场的当地人和学生见状，立刻加入了混战。不到两个小时，群架就成了暴乱。一些市民跑出酒馆，敲响了市镇教堂的大钟；学生也不甘示弱，立刻拉响了大学教堂的钟，双方都开始集结人马。
眼见形势不妙，牛津的校长出面劝说双方保持冷静，却被乱箭逼退。次日，他仍不放弃，强令学生不准携带武器、伤害他人。可是另一方面，区长却在鼓动市民保持武装，同时还自掏腰包，从周围乡村雇佣打手，前来助阵。
于是，大约80名市民，手持弓弩和其他武器，率先突入了城北的一座教堂，数名学生和教师被杀。城镇和学校的大钟再次敲响，学生们堵塞了城镇大门，以防更多的外来者从其他方向突入。
可是大门还是被攻破了。大约2000名市民，高喊着口号，手舞着黑色的旗帜，一路向大学杀过来。学生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市民闯入了学校的旅店和学舍，不仅将其劫掠一空，更是将见到的学生统统杀害。
次日一大早，学校便火速派人觐见就在附近的国王爱德华三世，国王虽然发出了谕令，但毫无成效，局面已然失控。
这天，暴怒的市民第三次敲响了教堂的大钟，闯入了更多的学舍，所到之处，杀光殆尽。据当时人说，一些大学的神职人员甚至被暴民割掉头皮，而学生的尸体则被他们残忍地丢进粪堆和泰晤士河里。
暴乱一直持续到第四天才趋于缓和，城市和大学都在国王代表面前放下了武器。爱德华三世派出了一个仲裁小组，调查情况，他很快便做出了裁决。
国王宽恕了大学方面的暴力行为，不仅恢复了学者们的特权地位，还将食物、酒类的征税权等一系列新权利授予大学。
然而，国王对市政当局就没那么仁慈了，国王不仅对其处以500马克的罚款，还把带头闹事的市长和区长都扔进了监狱。
即使这样，林肯的主教也仍然觉得不够解恨，他向市民下达了禁令，除儿童受洗外，牛津市民不得举行任何宗教活动，甚至葬礼和婚礼都不行。
更夸张的是，林肯主教还责罚城市此后每年都要向大学支付罚金。而到了每年的圣思嘉日时，市长、区长以及市民代表还被要求参加圣玛丽亚教堂的弥撒，抚慰死难学生在天之灵。这个传统竟然持续了将近五百年，直到1825年，牛津市长才获准不用再参加这一羞辱性的仪式。
圣思嘉日的暴乱造成了将近一百人死亡，其中大约六十人都是学院人士，可谓牛津校史上最血腥、惨痛的一页。不过幸运的是，暴乱过后，大学和城市虽仍时有摩擦，但大规模的械斗却再没出现过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剑桥，不知是否出于巧合，剑桥大学也在14世纪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剑桥暴乱
纵观中世纪历史，剑桥的麻烦一点不比牛津少。1249年时，市校双方就因为聚众斗殴，导致多人受伤和被杀，同时大量住宅甚至都被彻底毁坏。
1270年4月，亨利三世和当时还是王储的爱德华二世一道访问剑桥大学，却被市民和学者连续不断的争吵和骚乱弄得心烦意乱。为了平息争端，爱德华亲自充当调停人，促成了一个旨在维护城市和平的剑桥联合委员会。
校方和城市代表在委员会里基本上各占一半，应当说是非常公平合理的。也正因为此，在13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市校双方才维持了难得的和平局面。
进入14世纪后，“城镇与长袍”再度陷入对立之中。1322年，市长煽动暴民冲击大学学院、寝舍和旅馆。暴民不仅将许多学生打成重伤，还残忍地杀害了教区神父，焚毁了大量书籍和学校文件。
当然，剑桥的学生也不是好惹的。1371年，一群学生便冲入市民家中，殴打房主。同年，剑桥的治安官也遭到全副武装的学校人士袭击，涉事者甚至包括一位学院院长。
持久的市校矛盾，后来又因为一个新势力的加入，终于在1381年汇聚成了一股洪流，险些将剑桥大学吞没。
这个新势力就是愤怒的英国农民。
14世纪中叶，可怕的黑死病肆虐英格兰，导致劳动力大量减少。尽管劳动市场供小于求，爱德华三世却为了维护贵族利益，颁布了限制农民权益的《劳动法》。
此外，由于英国当时深陷百年战争的泥潭，军费大量增加，国王开始向农民征收人头税，进一步激怒了农民。一些激进的底层教士，也开始在农民中传播平等的思想，他们愤怒地问道：“当亚当种田、夏娃织布，谁是贵族？”
于是，1381年，英国南部农民在瓦特·泰勒的领导下揭竿而起，并向伦敦进发。同年6月，剑桥郡也爆发起义。令人意外的是，剑桥市长不仅不出兵镇压，反而和暴动农民勾结在了一起。
农民起义军并不理解大学与城市之间的恩恩怨怨，但他们却狂热地反对高高在上的教会和贵族，因而大学也成了他们泄愤的靶子。
农民和市民首先冲进了剑桥的圣体学院，因为这所学院与国王的儿子冈特的约翰有关系。
随后，暴民又将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付之一炬，无数珍贵的藏书，以及教会、国王授予大学的特许状等重要文件都被焚毁。而暴徒们则在熊熊的大火前，狂乱地手舞足蹈，一边高声呼喊着：“和教士的学问一道去吧，一道去吧！”
次日，剑桥大学被迫与市民重新签订了大学章程，宣布放弃一切由王室授予的特权。
对大学来说幸运的是，这场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6月15日，农民军与国王在伦敦进行谈判，然而现场紧张的气氛却导致了擦枪走火，起义军领袖瓦特·泰勒被国王护卫当场杀死。
群龙无首的起义军很快便大势已去，随着诺维奇主教率领一队武装人员攻入剑桥，剑桥的暴乱才终于平息。叛乱者遭到了严厉的惩处，大学被迫放弃的特权也得到了恢复。
总而言之，尽管牛津、剑桥两所大学都在14世纪遭遇了最大的危机，但在国王和教会的庇护下，大学不仅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危机，其对城市的统治权也变得不可撼动，而这一局面甚至将持续数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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