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急于“表态”，就更靠近真相了吗？
当“表态”成为一种对个人的裹挟，想要沉默就变得困难
经营公众号的朋友跟我说起他的无奈：近来每次有上了热搜的社会新闻，他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就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少读者问他：你不对某某事件表个态吗？谁谁谁那么无耻，你怎么可以保持沉默？你不是自诩要为弱者发声吗，你是不是胆怯了？
其实朋友在个人微博对这几个热门事件都有转发，但他转发是出于加大舆论声势、倒逼更多真相的目的。更多是一种传播，而非基于当前互联网给出的单方面信源做出价值判断或评论。他有“发声”，只是他并没有“表态”，或者说，传播事实，而非传播情绪和立场，去支持哪一方或控诉哪一方。但在不少关注他公众号的网友眼里，不表态，就是一种懦弱的沉默，就是对恶者的助纣为虐。
知名文娱评论人“狠狠红”颇为精准地概括了当前互联网急于表态、急于做出判断的现象：“互联网推动了‘表态’的迫切性。在信息流里，一个人好像永远急迫地在做选择题，而选项只有两个，A或者B。互联网不让你做问答题。甚至不让你做填空题。互联网更不让你弃考。A或者B，现在就填下你的答案。填下答案，即刻就加入声浪，即刻就得到回声。”
当“表态”成为一种对个人的裹挟，想要沉默就变得困难。只是急于表态，真的能更靠近真相吗？
沉默竟然会变得困难？这一下子挑战了不少人的认知。大家更熟悉的传播学理论是“沉默的螺旋”，是人们被迫沉默；而非人们想沉默而不得。
1980年，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中，完整而系统地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在诺依曼看来，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opinion climate）认知心理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大众传媒强调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和传播的广泛性，容易被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被人们所认知。人们出于恐惧被孤立（fear of isolation）的动机，会根据意见环境判断：自己的意见是优势还是劣势，是少数还是多数，这种“准感官统计”（quasi-statistical sense）影响着人们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可能和程度。这会导致与“优势”意见不一致的“劣势”和“少数”意见的沉默，优势意见进一步得到扩张，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沉默的螺旋”由此产生。
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主要是单向度的，受众的发声渠道有限，占优势的是媒体发出的声音。“沉默的螺旋”的确普遍存在，尤其是媒体发出的声音趋于一致时。即使是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仍有存在土壤，特别当某些特定议题的讨论出于种种原因受到限制，此时哪怕是建设性的不同意见也轻易被划定为“屁股歪了”，人们被迫选择沉默；但大多数时候，“沉默的螺旋”的确是在被打破。
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不同，互联网的发声渠道是多元的、去中心化的、高效的、即时的，信息的流动和交互是双向的。舆论场里不再只有一种垄断性的声音，一方面自媒体和意见领袖崛起，可以传播不同的观点，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方便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被听到。
舆论市场里有多种多样的声音、多种多样的意见。这带来一个非常关键的改变：再少数的意见，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同类”与“归宿”。互联网将这群人联系起来，并在某些跟他们一样持“少数”观点的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形成一个圈子。再小的圈子，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抱团取暖；在“信息同温层”和“回音壁”等因素的作用下，人们不必因为自己是“少数”意见，唯恐被孤立，而放弃表达保持沉默，相反他们因为找到了同类，拾回信心，会认为自己才是掌握真理的那一小撮人。
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事实真是如此，少数人的观点是对的。但在信息并不充分，客观判断没那么容易做出的情况下，这种信息茧房和小圈子也可能让鲁莽的人变得更“自信”和“勇敢”了。
同时，互联网匿名性的特征，赋予用户虚拟的身份。虚拟身份的行为通常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现实身份与现实生活，这也免去或者极大削减了人们因为发出声音而被孤立的恐惧。这给人们以积极表态的勇气。“多数”意见不再一统天下，而是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讨论和博弈。有学者据此做出了“反沉默的螺旋”的判断。
在舆论市场，“沉默的螺旋”与“反沉默的螺旋”是一种共生状态。在某些议题上，“沉默的螺旋”仍在起作用；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反沉默的螺旋”让多元的声音成为可能。
但“反沉默的螺旋”也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沉默的螺旋”，那些极端的、无知的、充满情绪化的声音，因为存在着自由表达和快速传播的环境，加上前述信息茧房的加持，很可能从“少数”意见变成“多数”意见，继而和前者一样逼得少数人保持沉默，依然不利于从多元交流中接近真相。而在一再的“反转”过程中，社会信任被极大消耗，人们不再信任信息，不管是多数还是少数。
2016年11月，英国《牛津词典》公布了当年的年度词汇。之前呼声甚高的“脱欧”（Brexit）意外落选，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意为“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够影响舆论”。后真相，在英文里是一个复合词。其中“后”并非指时间先后，如“战后”或者是“赛后”，而是指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特定的概念变得无关紧要。“后真相”一词最早见文于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
2016年8月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在《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文章《后真相时代的政治》（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重提“后真相”。他以这个词汇指涉当时沸沸扬扬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描述政客们出于自己的目的，无视客观现实，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甚至是阴谋论，来强化和极化偏见，或者散布某些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迎合受众的情绪与个人信仰，从而主导民意，并从中谋取政治利益。
“后真相”并不是说真相被篡改，或者真相消失了，而是真相变成很次要的东西，“个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根据自己的观点或偏见去决定如何消费媒体，使用信息。民粹主义领袖也乐于鼓励他们这样做”。与其说人们不再相信真相，毋宁说人们更相信自己的感觉，更愿意去听、去看“他们想听和想看”的东西。
一方面人们在情绪的影响下，自愿受困于信息茧房，不去主动获取与自己认知不一致的信息，在小圈子里反复确认自己；另一方面，他们还急于表态，声明自己的情绪，急于给出价值判断。这样就会造成“反转新闻”频发。反转新闻，不仅仅是指新闻事实的逐渐厘清或走向反面（“反面”本身就有价值和立场的倾向），它更指涉舆论态度的颠倒反转。学者方晓燕、王胜源在一篇文章中对反转新闻这样定义：“在新的事实要素出现之后，公众对特定新闻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出现转向的信息传播现象。”
新闻“反转”后，人们可能从爱变成恨，从同情变成唾弃，或者将攻击的矛头从甲转移到乙。而逆转的过程，常常导致人们心理上的认知不协调，继而带来被冒犯、被愚弄、被伤害的情感。这种愤怒指向外界时，可能伴随网络暴力的滋生蔓延。
学者陆学莉梳理了2013年至2015年间影响广泛的29个反转新闻的人物模型及议题设置的特点，发现这些反转新闻的议题设置都有“表层现实+中观焦虑+深层主题”的特点，也即这些议题背后不约而同都承载着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或社会困惑。
与此同时，新闻人物可归结为悲情形象、恶俗形象、普通形象、特权形象、英雄形象等五种。其中以悲情形象和恶俗形象为多，所占比例分别为34%和38%。悲情形象的角色定位是弱者、受害者、失败者，恶俗形象角色定位是猥琐者、迫害者、跋扈者。这样的人物形象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有意无意挑起受众情绪，让情绪成为促进事件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也为舆情反转埋下伏笔。
人们总是忽略或不愿意正视一个事实：很少有“绝对”或者“纯粹”的人性。一个从事法律援助的朋友直言道：很多受害者，出于渴望寻求帮助或者自保的目的，会不同程度地“撒谎”。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要公众放弃援助他人，而是希望公众切勿在受害者身上寄托某种“完美”的想象，并急于做出各种情绪化的表态。我们要有“受害者并不完美”的心理准备，在更多信息出来前，既要声援，也要有情绪上的距离。否则，当受害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情”或“完美”时，一定会有人大呼对人性失望，并把对受害者的同情转化为仇恨。
只要稍稍回顾下近来在舆论引发广泛热议、无论最后证实是真是假的社会新闻，会发现它们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并在某一个层面击中深层次的社会心理。人们更容易对情绪化的、与自己有感情共鸣的议题产生表达欲。甚至有些时候，社会新闻变成他们情绪的一个容器或载体——他们只不过是借助对社会新闻的“讨论”，表达出某种郁积已久的情绪。至于真相是否真的如此，在真相出来之前甚至之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进行情绪表达。
在表达更容易、交互性更强的互联网世界，情绪化的声音更容易有回声。人们会在呼应与认同中受到鼓励，更积极地进行表达。这固然有助于形成舆论压力，倒逼真相更快到来，但一旦到来的真相与他们的情绪化认知有所不同，鲜有人会为自己此前的失当表态致歉，甚至为了维护自己认知的一致性，否认真相，为自己的偏见寻找（并不一定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在信息传播方面，这会造成公信力和社会信任的折损，在个人方面，也会伤害当事人，并影响公众自己对社会的感知和判断。
诚如复旦大学教授汪行福所言，当前舆论界的困境是：“权威知识本身已经陷入了解释学冲突（围绕同一文本有不同的解释，而非传统教科书模式的唯一正确答案），如果民间信息又出现泛滥和过剩的话，如何获得真相，就成为社会的难题。”一方面是获取真相要么难、要么慢，另一方面是情绪化表态在舆论场泛滥，甚至主导舆论。
要改变这一局面，首先需要让真相得以到来。从现代哲学意义上，或许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真相”，但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全面的信息，会让公众更接近“事实”，这也是我们本文所谓的“真相”。因此，我们始终呼吁各方能够及时公布关于事件的更多信息。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有一个关于谣言的著名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事件越重要，同时信息越稀缺，各种谣言便越会甚嚣尘上。
当这个概念被置换到国内的语境里，情况与西方选举政治中的“后真相”略有区别：固然人们的情绪优先于真相，但前提是信息场中真相“匮乏”。换句话说，国内的“后真相”更多是衍生于真相缺席的大背景。人们并非不愿意相信真相，而是真相姗姗来迟；在等待真相到来的空档里，人们更多地选择了情绪、臆测与谣言，而非耐心等待。
这不难让人联想到今年5月的成都四十九中事件，官方对舆情的回应以及真相公布都不够及时，导致针对学校的负面声音一度几近失控。再比如航天控股的张陶在醉后殴打两名院士，6月发生的事件，却直到一个月后才爆发出来。哪怕调查与网传有出入，也很难服众，民众更愿意去相信小道流传的各种“内幕”和阴谋论。
很多时候，官方垄断了核心信息，却迟迟没有公开；而市场化媒体获取信息与发表报道的过程又面临种种梗阻：这些都严重延缓了真相的公布，让各种情绪化表达或者谣言抢占了先机。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自媒体冲击下，严肃媒体的没落是肉眼可见的。自媒体一方面增加了多元表达和信息博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传统媒体的资源，博取流量、吸引眼球以获得资源，成了大部分自媒体的首要任务，为此不惜隐瞒乃至歪曲真相。甚至不少传统媒体也加入情绪化表态的大军，哗众取宠以获取更多流量。
传播学者方可成曾评论道：“媒体或自媒体不再承担主动求证、多方调查的角色，而是仅仅轮番充当了各方的传声筒。于是，一个本该被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说清楚的事件，被拆成了多个互相矛盾的版本相继出炉。”真相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新闻就会不断反转。深度调查愈发体现出不可取代的价值。
遗憾的是，深度调查也在不断没落。支持深度媒体，一方面需要社会给予调查记者更自由更安全的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读者给予深度调查以更多的点击阅读，毕竟“一个反转新闻更少、扎实调查更多的世界，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
在一个集体主义氛围浓厚的社会里，我们更强调的是整齐划一，是别人表态，你也得表态。但任何人都没有义务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态度，沉默是一种权利，或者说，它也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很多时候，“不表态”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沉默也并不意味着不发声，而是不针对缺乏事实证据的单一信源做过多的价值判断。如果有弱者在网上对强者进行控诉，而强者却迟迟未回应，不用急于谴责强者以表示自己对弱者的同情。只转发不评论，或者转发后不做倾向性的发言，既可倒逼信息公开、真相快速到来，也可规避情绪化表态让舆情愈发极化，降低舆论反转的概率。
除了克制自己表态的欲望，也要注意，不要以道德或其他任何理由强迫他人表态。一个人的态度属于个人私域的范畴，没有义务公开。更何况，强迫他人表态的人，往往对表态的立场有了预期，换句话说，他们不过是希望他人（常常是他们认为重要的人）说出与自己相符的话，以确认自己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被强迫者的表态与他们的预期不符，接踵而来的是无穷的谩骂与侮辱。
审慎的沉默，是一种权利，也是必要的媒介素养。
——首发南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