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德勒兹丨“差异”，从尼采笔下的“羔羊”和“猛禽”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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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导读德勒兹〈差异与重复〉》（亨利·萨默斯-霍尔 著，郑旭东 译）的书摘（节选自本书第1章）。此书已在我们微店上架，欢迎大家购阅。

尽管相对于司各脱的工作，斯宾诺莎代表了某种进展，但德勒兹认为，对斯宾诺莎来说，“实体自身有待被表述为从属于样式的实体，而且仅仅是从属于样式的实体。为了满足这个条件，我们不得不完成一个更一般化的范畴反转，按照这种反转，存在被表述为从属于生成的存在，同一是从属于差异的同一，一是从属于多的一，等等”（DR 40/50）。德勒兹的要点是，诸样式与存在的关系依旧以类似判断的方式被结构。样式被表述为从属于存在的样式，就好像我们说理性是从属于一个人的性质，那么我们仿佛还是把存在理解为一个主词，即使我们知道事实上它是奇异的而非数目为一的，且因此在本性上不同于判断中的对象。为了打破这个局限，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把等级体系中的最高项从存在替换为差异，同时保持差异的强度式理解所蕴含的洞见；德勒兹说，正是尼采，给我们提供了所需的工具。我希望在下一节再着重讨论尼采的作品，就此时而言，尼采文本中有两点是德勒兹建构他这一论证的关键。其一是《道德的谱系》第1篇中的第13节，德勒兹认为尼采在那里反对以主词—性质的结构来看待现实，其二则是《快乐的科学》中的第341条格言，尼采在那里谈到了永恒轮回。在德勒兹看来，永恒轮回就是尼采用来表达单义性原则的说法。

我们首先考察《道德的谱系》中的那一章节。在这里，尼采描绘了两种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间的对立，羔羊的态度和猛禽的态度：

毫不奇怪，羔羊怨恨大的猛禽；但是，谴责大的猛禽捕食小的羔羊，却是毫无道理的。如果这些羔羊私下议论：“这些猛禽是邪恶的；而那些完全不像猛禽，反而更像其对立面羔羊的，就是善良的，不是吗？”那么，对这个理想的建立就无任何可指摘之处，尽管猛禽对此投过讥讽的眼光，或许还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怨恨这些善良的羔羊们，我们甚至喜爱它们——没有什么能比一只细嫩的羔羊更可口了。”［……］一定量的力就是一定量的欲求、意志和行动，事实上，力无非就是去欲求、去意愿、去行动；只是在语言（以及固化在语言中的根本理性谬误）的诱导下，人们以为且误以为所有行动都受制于一个施动者（agency），一个“主体”，才使得力呈现为其他样子。［……］不足为怪，这些根深蒂固的、在阴暗中闪烁着报复和仇恨火花的情绪充分利用这个信条，甚至异常热烈地坚持着这个信条：强者能自由地变为弱者，猛禽能自由地变为羔羊——这样，他们就有权声称，猛禽要为它们是猛禽而负责。（Nietzsche 2006a：§13）

尼采这里的论证结合了道德和本体论两个维度。按照事情的自然状态，猛禽充分施展了自身的力量，故而认为自己是好的（good）。而羔羊认为猛禽是邪恶的，于是把自己视作善良的（good）[1]。但是，两种立场之间的这种对称其实是误导性的，它们本质上建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对猛禽来说，它的行动只不过是其力量的表现，或者，用更加尼采主义的方式来说，猛禽自身就是一种力量的表现：“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谬”（Nietzsche 2006a：§13）。

羔羊的回应则是一种道德的反应（reaction）[2]，是语法引致的幻觉使它成为可能：它设定了一个要为力量之施展负责的主体。尼采进而给出了闪电的例子。当我们说“闪电划过”的时候，语言的结构迫使我们在主体（“闪电”）和行动（“划过”）之间作出区分。我们现在也许已经意识到，事实上闪电无非就是那划破天际的行动——行动背后没有什么隐藏的主体，但语言却开启了一种用施动者（agent）和行动的结构来思考世界的方式。一旦羔羊把猛禽当作一个做出决定才行动的施动者，那么他就能设定施动者不去行动的（虚幻）可能性。因此，一旦被视作主体，猛禽就为它的所作所为负有罪责。

这两种不同的理解世界之方式间的区分，可以用来澄清德勒兹在定居分布和游牧分布之间所作的关键区分。就此而言，分布对德勒兹来说是一种思考方式，它涉及什么事物是更本质、更一般的存在，或者世界由什么事物构成的问题。不妨先从定居分布开始：“此类分布借由固定的、均衡的规定性而运作，这些规定性可以被归为‘性质’或者表象中被限定的界域。”（DR 36/45）德勒兹这里的构想是，当我们把一对对谓词应用于世界之上，世界便由此被切割，比如说，区分为有理性和无理性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这很像亚里士多德的做法：用种差分割同一性，从而把世界分割为了多个属和种。《道德的谱系》也揭示了这种框架的运作。定居分布是农耕式的，包含着羔羊那种被驯化的视角。亚里士多德以主词具有性质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与此类似，羔羊以施动者要为行动负责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德勒兹进而写道：“甚至在诸神之中，每个神都有其领域、范畴、属性，他们遵照命运把界限和机缘分配给凡人。”（DR 36/45）

若我们回顾一下界限的概念在阿奎那有限和无限之区分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便可知它在这里非常重要。而且，界限也使得我们能够规定某物具有某一个性质而非另一个。一个东西不能同时是有理性的和无理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能使用这些范畴来定义一个事物所占据的逻辑空间。每个词项都限制了另一个，但在同样的程度上，它也定义了对方，从而性质能够形成相互的对子。换言之，规定某物，实际上就是指出它是“这个而非那个”。这种对特征的描画同样可以与羔羊的逻辑联系起来。羔羊首先把猛禽定义为恶的，作为其对立面，才把自身定义为善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本质上被捆绑于空间隐喻（两个客体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在描述中占据了被划界的不同逻辑界域）以及否定这对相关的概念之中。最终，这提供了“一种等级体系，它根据事物的界限、它们与本原（principle）的距离来度量存在”（DR 36/46）；换句话说，根据一个存在物在何种程度紧随其本质，亦或只是作为特例远离其本质，来把握存在物。因此，定居分布作为一种规范世界秩序的方式，它是等级化的，借助对立的规定性对世界的划界向前推进。差异的概念植根于否定之中，并遵循空间隐喻的方式来运作。

第二种分布的形式是游牧分布。德勒兹解释说，这种对分布的构想依赖一种“没有界限，或至少没有明确界限的空间”（DR 36/46）。定义这种分布并不需要亚里士多德那种“这个而非那个”式的差异构想，其定义借助的是司各脱所揭示的强度差异的概念，这种差异不需要任何对立项就能实现定义。因此，它不是一个对组织整体的空间构想。为了解释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构想无法把握的一些世界特性，德勒兹引入了存在的单义性构想。游牧分布与这种单义性构想紧密相关：“俄狄浦斯的歌队唱‘哪个魔鬼跳得比最远的跳跃还远？’这里的跳跃，就见证了游牧分布在表象定居结构中引入的那种棘手困难。”（DR 37/46）既然定居分布根本上关系到一种以主词和性质的方式展开的对世界的理解，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一种游牧分布的概念呢？其要点在于德勒兹的如下论断：一切事物都达到其力所能及的极限。他这样阐述了这一点：

在此，界限指的不再是法则之下规范一个事物的东西，也不是把某个事物与其他事物隔开或分离的东西。相反，它指的是事物在其上展开自身，并完全施展其力量的基础；自大不再是仅供谴责的，并且，就事物自身与它能做什么不再分离而言，最小之物就变得与最大之物等价了。（DR 37/46）

当我们把猛禽与其行动分离，或者把闪电与其划过天际分离，我们就获得了以判断形式的本体论的两个环节：主词以及性质。把事物与它能做什么相分离的这个时刻，就使得我们陷入了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一个事物各居其位的世界。如果事物与它能做什么没有分离，那么我们得到的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本体论，而是力量的本体论，或者说生成的本体论。不存在任何运动得以产生的静态点，相反，存在的只有运动自身。在这个阶段，我们能够把一些结论结合起来。就如司各脱指出，只有内在于一个先在的单义性框架，类比才能够运作；尼采指出，羔羊的视角衍生于猛禽的视角。德勒兹以类似的方式论证说：“否定来自肯定，也就是说，否定产生于肯定的觉醒，或者说伴随着肯定产生，但否定仅仅是那个更深刻的发生性元素的阴影——是产生了肯定和其中差异的力量或‘意志’的阴影。”（DR 55/67）因此，在这个框架中，差异是优先的。这就把我们带入了德勒兹单义性理论的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如何能够设想一种关于生成的单义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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