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明清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著作之述评

两部明清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著作之述评

读完黄志繁、肖文评、周伟华的《明清赣粤闽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晚清客家族群认同建构的历史背景》和温春香的《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两本书，由于我对畲、客演变历史的浓厚的兴趣，故而想写写述评。这两本书出自“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出版系列，作者皆是江西籍且主要是赣南籍，具有本土客家意识，在历史性、民族性、文化性中开拓了我新的视野，对粤西客家人研究提供了参考。当然，个人的私心在于我河口韦氏家族曲折的历史，我有探究的动力。

黄志繁等《明清赣粤闽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一书基本上是黄志繁的《“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和肖文评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构建》两书的合体，新书上论述更趋完善和简略，观点更进一步和明确。作者起点在于把客家当作一个族群，而不是一个民系或民族。在当代人类学理论中，族群的界定逐渐由语言、血缘、风俗、体质等客观因素的强调转向对族群边界的强调，即对族群认同意识的重视。它超越了长期以来客家研究所谓的语言、血缘、风俗、体质等客家特质，认为客家之所以是客家，关键并不在于语言和血缘与其他人群不同，更重要的是族群意识不同，即“客家人”意识到自己是“客家人”，且会有意识地制造出与别的族群不同的诸如语言、风俗等“客观”界限，因而，客观存在的一些人群特征变成了次要，最关键的还是“族群边界”的形成。因此，“客家形成”取代了“客家特质”，如果能把“客家形成”过程描述出来，“什么是客家”也就清楚了。这就是为何宋元时期闽粤赣毗邻地区已经出现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方言和习俗，在文献中却找不到统一的“客家人”记载，所以强调历史学的根本性，回到历史的场景，重新解构客家人族群认同意识产生的过程和基础。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赣闽粤边界社会变动史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倒溯”式地对“客家”形成过程展开历时性解构。

历史上，赣闽粤边界地区虽然隶属于三个省，但在地理上紧紧相连，地形也类似，都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区域内河流纵横，分布着许多适合农耕的盆地。尽管内部有高大的武夷山和南岭山脉，但有许多隘口可相互连接，导致区域内部人口和物质流动频繁，形成区域的统一性，是今日客家人的核心分布区域。自宋至清中期，这一区域历史有比较明显的特征：开发较晚，生态恶劣；动乱不断，盗贼充斥；流民四出，族群混杂；统治边缘，民风剽悍。

本区域的山地开发是从宋代，特别是南宋开始的，到明代掀起一轮流民与山区开发的热潮，流民进山主要种植蓝靛、花生、烟草和进行砍伐林木、烧炭等垦山活动，并开辟出层层梯田种植水稻。赣闽粤边界山区开发是和流民迁入及社会动乱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历来为统治者眼中的“盗贼渊薮”。有宋一代，“盐寇”问题严重，并与“虔寇”“汀寇”相辅相成，还有诸多“峒寇”。宋末，这里是文天祥抗元的重要战场，大量居住在化外之地的“畲”贼涌现，酿成有元一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明代该区域又成为全国重要的流民聚居地之一，他们聚啸山林，往往与化外的“徭”、“畲”等人群交混在一起，形成一片又一片官府管辖不到的“盗区”，明王朝为此专门设立南赣巡抚一职（注：南赣巡抚辖区在弘治八年，包括江西赣州府、南安府、建昌府，湖南郴州，福建汀州府，广东南雄州、潮州府、惠州府。十年，增设韶州府、漳州府，减建昌府。十二年并添管江西全省，十四年恢复十年辖区，十六年撤巡抚。）。明清鼎革，重新陷入新的动荡，大量流民进入统治的核心地带，成为编户齐民，出现比较多的土客冲突与族群认同活动。晚清广东出现“土客大械斗”，“客家人”开始自我书写族群，“客家”的称呼始在文献中频繁出现。

当然不足之处是作者在解构客家人的民族来源时含混不清，他们认为，无论是宋代的峒民，还是明代的流民，文献中并没有指明其民族属性，因此并不能由此区分汉与非汉，只在于他们不是编户齐民，不向朝廷缴纳赋税，为此朝廷贴上“盗”、“寇”、“贼”的标签，甚至作者在论述中直指他们就是汉人。作者还认为，瑶畲有非常多来自于汉族人群，“畲”只是烧山耕作的一种生产方式，并不一定代表族群。同时又不指出峒民、流民有来自于瑶畲，大概会对客家人的民族溯源有误导的作用。我认为，对峒民、流民的民族来源进行研究探讨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文献会缺乏记载，但是我们从肖文评所撰写的第四章节，仍然如他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构建》一样，认为大埔白堠乡的人群取郎名、通婚、民间信仰等生活习俗，表明他们有深厚的“畲猺“文化背景。同时作者也在第三章中明确指出明代赣闽粤边界设立12个新县中，大多数都与“畲”、“猺”之乱有关，在这种“畲”、“猺”众多的环境中，峒民、流民的族群构成当然无法回避他们。另外，我也接受，由于赣汉的加入，至早在南宋时期，这一地区已经形成与今日相近的客家方言，畲人也是如此（元末明初迁到浙南景宁等地的畲人今日仍然讲与客家话相近的语言即可证明），如果汉、越人融入“畲”、“猺”，是否也可以归之是“畲”、“猺”化呢！

最后，作者得出“客家形成”和“客家文化”这一问题两点新的认识：明清赣闽粤的山区“国家认同”逐步推广和流民入籍过程所导致的当地社会文化风貌的改变，是晚清“客家”人形成族群认同的历史事实基础。“客家”文化既不是土著，也不是“客籍”的，更多的可能是“土”和“客”文化因素糅合一起。

最后，作者总结了客家源流的说法有中原南迁汉人说、古越主体说、文化认同说、族群认同说、方言群体说等，认为各种说法存在不足。作者则把客家族群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文化风貌型塑”阶段，大约是宋至清中期，随着山区开发的完成，中央正统王朝意识在赣闽粤地区慢慢推广，各色人群开始接受统一的“大一统”文化，因而到了清中期，在族谱、地方志等地方文献中，已经是中央正统文化辐射下的“地方”。与此同时，他们之间的族群分歧开始显现，土、客族群的冲突和融合中，型塑了本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第二阶段为“族群认同形成”阶段，大概为晚清至现在。随着赣闽粤边界地区迁出移民与其他地区人群产生冲突，他们开始自我书写族群历史，他们开始宣称“来自于中原，拥有先进汉文化”，“客家人”正形成一个全球的想像共同体。

温春香的《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在历史追溯论述上十分相似，结论也近似，但又弥补了上面关于客家人民族性来源论述之不足，虽然作者并不直接指认这一点。她在摘要中是这样说的：

本书以宋元以来赣闽粤毗邻区的族群为对象，以文化表述为切入点，在对历史上赣闽粤毗邻区的生态、地理及早期居民勾勒之后，考察宋元到民国文人对赣闽粤的记载，发现宋元到明朝中期，文人们对赣闽粤毗邻区的记载主要以区域性的动乱为主，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表述出现转变，开始较多地关注这一区域的族群性差异，而引起这种表述转变的，是与明代赣闽粤毗邻区的大规模动乱及明中后期以来的社会重组有关，这种由方志主导的言说其实首源于各种族谱，而族谱编撰的背后则是一整套文化的逻辑及汉人意识在起作用。此外，零星的史料也显示了清代部分畲民关于自我的认定与创造，他们通过对盘瓠形象的改造及对自己独特性的强调，加强其作为一个族群的认同与意识。而稍后客家人意识亦相继兴起。此后，除却少量畲民外，赣闽粤毗邻区基本被认为是中原南来的客家人居所。

作者认为中国东南汉人社会的形成，尤其是赣闽粤毗邻区客家人普遍盛行中原南来说，是明代中期大规模动乱平息之后，社会进行了重组，其人群亦经历了一次族群身份确认的过程，影响了明中后期以后长期的族群撰述，首先地方文献确立了对畲民典范书写，它反过来又推动了人们对（汉）族群的选择与改造。故而，赣闽粤毗邻区甚至东南汉人社会的出现并非简单的汉化可以解释，而是历史书写的“汉化”（注：意思应该理解为“文化表述你是汉人，你才是汉人”），如将赋役如平民的畲民视作平民无别，而事实上其风俗可能并未即刻改变。

作者大篇幅引用文献资料记述区域民族历史，早期的山越、山都木客，宋朝的峒民（峒蛮、峒寇、峒獠、峒畲、猺等非汉人群，泛指南方土著。但区分汉与非汉，又关键在于是否承担赋税，理论与黄建繁等学者有一定的相似），元代的畲（注：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认为历史上的畲民与峒民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缺乏史料证明。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是称“畲”现存最早的文献）。到了明代中前期赣闽粤毗邻区的大规模动乱，对其人群特征的描述则凸显不多，但王阳明巡抚南赣期间，平定赣闽粤动乱之后，广泛设县，其中于漳州设立平和县，以“控制两省猺寨”广东设“和平县”，以“控制猺峒”。（注：《明清赣粤闽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一书第三章记载明代赣闽粤边界设立12个新县中，大多数都与“畲”、“猺”之乱有关。）而从明中后期开始，从方志开始的对赣闽粤人群的记载中，可见大量关于畲民的描述。

当然作者并未界定客家人是某个民族演变而来。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只强调，明中后期这一地区人群通过表述完成身份的重新界定与选择，大部分这种表述的背后则是一整套文化的逻辑及汉人的意识在起作用，只有少部分畲民强调了自己的身份。作者认为中国东南这个长期非汉人群居住的地方，发展出的却是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结果，无论是广府人还是福佬人，都一致强调其中原根基，尤其是赣闽粤毗邻区的客家人，更是以中原正统自居。主流的制度、传统、思想对这一地区汉人社会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地区由“蛮夷之区“成为中华之地，是明显受王朝国家发展进程左右，掌握书写权力的士大夫们对自己及其他人历史进行了国家正统化的建构。

《明清赣粤闽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第二章还说到：“明中期以后，大量原属于里甲编户的人脱离里甲体制，逃亡各地，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流民运动。因此，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粤东北山区成为流民谋求生存的主要场所。这些流民脱离了明朝政府的户籍约束，没有编户齐民身份，故此也被官方话语贴上‘盗’、‘贼’、‘寇’的标签。”在粤西也应该同样如此。我在《明朝成化年间高州地方社会的转变——“林符会”所展现的茂名地方历史》也曾经探讨过明中叶高州地方社会“盗”、“贼”充斥的情形，部分原因是里甲民自己私立“义勇”武装而被政府视为非法，更多的是里甲之外不服徭役的瑶人等使然，但是当时我未充分明白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些化外之民“没有编户齐民身份”而被朝廷敌视。这部分数量庞大的化外这民，许多与赣闽粤边界地区一样同是“畲”、“猺”，所以粤西也有与之相似的族群演变历史。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畲”、“猺”是一个迁徙性民族，有关赣闽粤边界地区的这两本著作却对这一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忽视，由此行为导致的社会性流民以及社会动乱没有深入研究。另外，他们应该还要跳到更远的地域，通过对迁徙到外区域的粤中、粤西、桂东南等地的“畲”、“猺”社会的建构情况，譬如方志、族谱对他们的书写，还有方言、习俗等特质进行研究，譬如广西博白“客家第一大县”是如何形成等，来回望赣闽粤边界地区明清动乱到社会重组的历史，或许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得到的结论更加清晰。

2021年7月18日，茂名桐庐

附：网上书介

温春香著《文化表述与族群认同——新文化史视野下的赣闽粤毗邻区族群研究》以宋元以来闽粤赣毗邻区的族群为对象，以文化表述为切入点，考察宋元以来文人们对闽粤赣的记载，发现宋元到明朝中期，文人们尽管对不同族类有所记载，但更多的是关注区域性的动乱为主，而发展到明代中后期，表述出现转变，开始较多地关注这一地区的族群性差异，并将这种差异渐渐明晰。引起这种表述转变的，是与明代闽粤赣毗邻区的大规模动乱及明中后期以来的社会重组有关，这种由方志主导的言说其实首源于各姓族谱，而族谱编撰的背后则是一整套文化的逻辑及汉人意识在起作用。

黄志繁，肖文评，周伟华《明清赣粤闽边界毗邻区生态、族群与“客家文化”》通过分析明清时期赣闽粤边界地区的生态变迁、族群关系变动来”来展示近代”客家文化“建构的历史背 景，具体研究了山区开发与流民运动；生态变迁与族群关系；从“畲乡”到“邹鲁乡”：动乱、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商业发展、土客冲突与“客家文化”等问题。本书认为，晚清“客家文化”之所以会被建构为“中原正统文化”，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的普遍经历的“正统化”是重要原因，晚清时期“客家人”面对 的“族谱”、祠堂、“口碑”等文化资源其实是明中期以来赣闽粤边界地区”正统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