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藏古堡

太行山，逶迤连绵、高耸陡险，沟壑纵横，历来都是兵要之地。从春秋战国至民国，两千多年间，兵戈迭起，烽火难息。

太行山东南部，先秦时期称上党。《国策·地名考》中说其地“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地势高峻险恶，又控扼晋豫咽喉，俯视中原。在这片深山之中的沁河流域地区，为太行八陉之太行陉、白径所在，也是沟通太行山东西地区、晋北晋南地区的重要枢纽。

这里地势崎岖、山脉纵横，即使到今天依然交通不便。或许正因为如此，从晋城沁水县端氏镇到阳城县润城镇，长约20公里的沁河两岸，由现存50余座古堡构成的明清时期中国北方最大的古城堡群仿佛待字深闺，一直静悄悄的湮没在山西无数的古建筑中，不为大众所熟知。

而这些散落在太行深山中的城堡，却是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历史风云的见证。它们的形成，植根于晋东南地区煤铁资源丰富河运便利的经济优势，也缘于内忧外患、兵匪横行的历史背景下历逢劫波的忧患意识，以及血缘家族共抗外敌的凝聚精神。

明朝，从始至终都处于北方游牧民族铁蹄的威胁之下。为此，设九边重镇防御蒙元残余势力，镇守边塞、开疆拓土。山西境内有大同镇、太原镇二镇，是警戒蒙古，拱卫京师的军事要地。

为解决北部边疆驻军的军需供应，明朝政府采取了开中法等政策，鼓励商人等民间力量将粮食等物质运输到边关，政府则据此授予其盐引，使其获得食盐的转运权和销售权并从中获利作为补偿。

这一举措在大同率先实施，后又在山西、河南、陕西推行，1371年推广于全国。开中制的实行，于山西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晋商纷纷参与其中获利极丰，并由此迅速发展壮大。

沁河流域所在的晋东南地区是沟通山西南北，连接中原、江南地区的要地，便成为内地向北方边疆转运军事物资的重要中转站，车马辐辏、商贾云集，逐渐繁盛。晋东南地区铁矿丰富，冶铁业向来发达，并在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明朝初年，潞安府的荫城镇（今长治县东南部）是全国13个铁冶所之一，荫城是北方铁货的最大交易中心和铁货生产基地。清朝中期时荫城每年的铁器交易额可达千万两白银，生意不仅遍及全国，更是将铁器制品出口到沙俄、朝鲜半岛等地。 丝织业在明代晋东南地区也颇为繁盛，所产潞绸行销全国，并作为贡品向皇室进献。据《乾隆潞安府志》卷九记载，直至明末，“长治、高平、潞州卫三处共有绸机一万三千余张、登机鸣杼者数千家”。

在镇守北疆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丰富的资源，以晋商为代表的山西人勤劳精明，晋东南地区遂在天时地利人和加持之下逐渐成为工商业发达、富商大贾云集之地。

然而，明朝晚期国内矛盾激化、朝政腐败，兵匪横行，大厦陷入倾颓之时。崇祯年间更是外忧内患，烽烟遍起，兵乱匪祸也成为晋东南地区富家大族心头之患。陕北地区的李自成农民军起义，迅速扩展到山邻水依的山西地区。富庶的晋东南也随之成为农民军眼中的生财之地而被其反复劫掠。

天下纷乱、时局动荡、流寇四起，让晋东南地区的富家大族不得不设法自保。高筑墙、广积粮成为保护族人和财富、防御祸乱兵灾的唯一选择，甚至还得到了官府的倡议和允许。

勒石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现存于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的碑刻“抄录奉旨叙劳疏”，便记载了明末朝廷下旨表彰河津、阳城等地二十四名士绅为防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劫掠，捐资修筑郭峪堡之事。明代沁水窦庄人张道浚的《从戎始末》中也记载到“ 邑城虽有少兵，东乡一带更偏远，贼没易出。士民请于抚台，留余治乡兵，以家丁领之。因劝筑寨堡共五十四处，财力难措者，余少资助。 ”

混乱的局势、自保的渴望、以及官府的鼓励，在沁河流域催生出与西南客家土楼具有异曲同工之用的城堡群——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晋城地区城堡式庄园和村寨由此兴起。

与清朝中后期晋商崛起后，乔家、王家、常家为代表的晋中大院相比，晋城的古堡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建造时间上，晋城古堡更早，多为明末清初，是当地世家大族为了抵御兵匪的产物；在建筑形式上，则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每座城堡都具有坚实的城墙，高耸的碉楼，甚至还有护城河者；选址也多靠山面水，极度重视城堡的防御功能。与之相比，诞生于和平年代的晋中大院则是更加的平和开阔，居住功能才是建筑物的首要选择。

作为典型的地方防御型建筑，晋城地区沁河流域的古堡建筑分为家族城堡、村寨城堡两种类型，而以村寨城堡居多。

家族城堡，是富商高官为保护自己的家族而兴建、聚族而居的官宦私家城堡。村寨城堡，则是以世家大族为中心，举全村之力，以守村护寨为目的的公有型城堡。

相较于家族城堡，村寨城堡围村而筑城，规模更大、人口众多，建立在村寨整体经济实力较高的基础之上。这两种类型的城堡，共同构成了沁河流域明末清初之时因战乱而出现的特殊建筑形式——既可御敌于外又可卫民聚财的城堡式民居。

这些城堡充分利用山水地理环境，外筑堡墙，内置民居。城墙多用夯土夯筑，再在表面砌筑青砖包裹。最为特别的是，砥洎城城墙外侧用青砖砌筑，内城墙则用炼铁废弃的坩埚砌筑，极具地方特色。城墙上有马面、雉堞、城楼、射孔、角楼，城内有串珠式、后廊式等形式的藏兵洞；有的城堡，城墙外还有宽阔的护城河，当年定然还有吊桥存在。城堡内街巷多曲折迂回，形成棋盘街、丁字巷道等，彼此连接又可相互分割，利于巷战和防守。

晋城古堡建设的引领者是窦庄古堡。

窦庄古堡位于晋城市沁水县东南部沁河河畔，西依榼山，三面环水，南临郭壁古镇，北邻曲堤古村落。其地背有高山为屏，前有沁河为障，可通过渡船与外界交通，地形适宜耕种、又易于防守。以窦氏家族为核心聚居而成的村落，窦村也是一处典型的防御性古堡类建筑群，现存古建筑面积约40000余平方米,80%的古建筑保存完好。现存建筑中，除大量民宅外，还有庙宇、楼阁、祠堂、书房、校场、法庭、地牢、城墙、城门楼、牌坊等。除佛庙主殿及配殿为元代建筑外，其余大部分为明、清建筑。

其东西、南北各长均500米,修筑城墙2000余米,整体布局呈“卍”形,分东、西、南、北四条街和四条小巷，在街、巷与城墙交接处设城门楼。东、西、南、北四大四小共建有八座城门楼，加上祖居尚书府所修小城——“瓮城”，共九门，故有九关，合称九门九关。城楼、藏兵洞等防御措施一应俱全。大家族的宅院大都有独立的门楼且与城墙相连，战时关起院门即可屏蔽外敌，危急之时可通过暗道或者登墙的楼梯撤离。

据史料记载,窦庄的建庄时间为宋哲宗元佑八年(1093年)，其祖先窦璘在宋仁宗时期因军功受宠，其子孙亦官至大将军。后因战乱，举家从陕西扶风迁至沁水县并营建祖先茔冢。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窦氏家族在祖先茔冢东侧择地兴建窦府,即窦庄。此后,窦氏家族又划拨今曲堤村给土著张姓贫民为其祖先守墓,张姓从此世居此处。从此,窦庄窦姓聚族而居，从宋元佑年间一直延续至今。明朝中后期，窦姓家族势力渐衰,而为其守墓的张姓家族则日渐旺盛，金榜题名为官者绵延不绝,簪缨世胄十余代而不衰。

明代天启年间,朝政腐败,边患不断,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不断。此时，张氏家族已经成为窦庄的主导。为防流民匪患,曾官居大理寺正卿的张五典告老回乡后开始营建窦庄城堡,历时3年而未成。其病故后,由其儿张铨、妻霍太夫人继续主持营造，前后又历时9年，终于在崇祯二年建成。

史载，后来张铨出征辽东，上司欲投降女真，张铨拼死力争阻其叛敌。然而大战不敌，沈阳城破,张铨遥拜父母后自尽。乱世之下，忠臣良将之家也势若危卵。流民暴乱四起，窦庄也遭到围攻未能幸免,张铨之妻霍氏率族中妇孺奋起反抗，坚守四天四夜，三次击败流寇的进攻，使之无功而返。

分为内外双城的皇城相府，建筑布局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层楼叠院、错落有致。

内城始建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然后陆续扩建，至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外城完工方才告终，拥有16座院落，640间房屋，总面积达36580平方米。

其城墙坚厚，高达8米，宽阔之处可纵马奔驰，狭窄之处仅容两人错肩而过。城墙上制高点有角楼，雉堞密布，城墙内四周设有五层125间藏兵洞，以供战时庄丁休憩并随时抵御敌人进攻之用。

城堡内高墙巍峨，宅院幽深，祠庙、民宅、宦邸、花园并具。但高耸的城墙和内城用以瞭望、坚守、拒敌的河山楼，才是其时让人安居的定心石。

以青砖砌筑，建于崇祯五年（1632年）的河山楼，取“河山为囿”之意，七层（地上六层，地下一层）百尺三十余米高，独立于内城西北部。

楼平面呈长方形，长15米，宽10米，三层以上方才设窗，以防止战时盗匪从低层侵入。整个河山楼只在二层南向开一道拱门，通过吊桥与地面相通。且门设两道，为防火攻，外门为石门，门后施以杠栓。楼层间构筑棚板，屯贮人员物质，聚甲藏弩、并储备有大量粮食，以应付可能出现的长期围困。楼顶建有垛口和堞楼，便于瞭望敌情保卫城堡。在河山楼内还有井、碾、磨，可在盗匪围困之时长期固守。

此外，楼内并有暗道直通郊外，以备不测。在城墙被攻破，盗匪乱军直流攻入城内之时，河山楼便成为保全身家性命的最后一道壁垒。

相传当年河山楼工程尚未完工，而流寇已至，陈氏家族及附近村民八百余人退入楼中避难，并成功迫使流寇攻打未遂撤兵离去。

湘峪古堡则是村寨城堡的代表。其东西长280米，南北宽100至150米。城堡使建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竣工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由明代户部尚书孙居相、礼部儒官孙可相、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孙鼎相三兄弟主持修建。古堡背山临河，建筑物沿等高线层层跌落，根据地势组团状布局，错落有致。

背山临水，以青砖筑的城墙修于岸边的峭壁和陡坡之上，外层包以砖石，东西长280米，南北宽100至150米，周长2300余米，宽4米，高度十余米，最高处达25米。设有西，东、南三座城门，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各设角楼一座。临河城墙上设有射孔，方便守城人员攻击外敌。

湘峪古堡南城墙上的藏兵洞亦极有特色，均为砖石结构的拱圈式建筑，洞口窄小，又洞洞相连，每个藏兵洞东西各开一门，形成可供兵士快速穿越机动的通道，向外的洞口则使可以方便观察敌情，同时也能够作为射孔向外攻击。洞体坚固，将防御工事、兵营、军需仓库合为一体，攻防兼备。南城墙，包括门楼之处，均开设拱券性洞口，用于瞭望敌情和战时防御。南门城楼上层为三开间木构重檐歇山顶阁楼，且在城门内部形成极小的瓮城，在冷兵器时代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

为了监测敌情，湘峪古堡内亦有一五层25米高楼，称都堂，又称看家楼，是堡内制高点和外敌侵入城堡之后的最后防御设施。

在空间分布上，湘峪古堡的路网结构可以概括为“两横九纵”。两横是古堡内东西走向的两条街，它们沿等高线顺着山势分布，构成古堡的东西主干道；“九纵”则是南北走向的九条纵街，它们垂直于等高线，且都与中街相连，与东西向主干道一同构成了湘峪的内部街巷空间。堡中建筑由于地形限制，均根据地形灵活布置，高低错落，又相互连通。

时代不晚于明崇祯年间，修建于一座突入沁河的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呈半岛状的砥洎城亦极富特色。优越的选址，为城堡的防御建立了天然屏障。远望其城，坚如磐石、挺立中流，故曰砥洎城。而其所在的润城镇明清时期冶铁业发达，催生了一批富商巨贾，使他们能够有足够的财力修筑城堡。同时，冶铁业的繁盛，产生了大量废弃的坩锅。砥洎城的建城者便因地制宜，将坩埚与青砖一起用作城墙的主要建筑材料，在外城墙用青砖砌筑，内城墙则坩锅与卵石混砌，既坚固耐久，又降低成本。城墙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排列的坩锅，也使人将之称作“蜂窝城墙”。

砥洎城的设计，同时兼顾防御和居住功能。其城墙高达20米，城堡内的民居与巷道、城墙一起被全部纳入防御体系，形成了可居能战易守难攻的格局。城堡中的民居共分十大街坊，建筑分布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别。街坊巷道形成许多丁字街口，街巷巷深墙、，狭窄幽长，四通八达，主要巷口设有巷门，坊与坊之间又通过横跨巷道的过街楼连接，比较大的建筑群中还建有望楼。这种街坊布局，与城墙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内部防御体系，即使敌人攻破城墙，城内居民依然可以通过院落间的过道与街坊间的过街楼方便地转移或反击，而呈丁字型构造的蛛网式狭窄巷道可以分区阻绝、隔离外敌，便于分割防守反击，同时也不利于入侵者进攻，甚至容易在紧张中方向迷失。

同样在明末建城的郭壁古村落，与窦庄毗邻，民间有“金郭壁，银窦庄”的美称。史载，郭壁村形成于宋代，早在宋哲宗时期便已远近闻名。郭壁古村依山势而建，坐东向西，背山面河，村前有沁河缓缓流过。远在建城以前，郭壁村就是沁河流域的一个重要渡口，商贸繁盛，是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重要的商业重镇。当是时，郭壁村商贾云集，富甲一方；又文人辈出，明、清两代村中共出进士多达十几人，形成了耕读仕商并重的地域文化，产生了一大批进士、官宦、富商家族。

得名郭壁，据说是因为郭壁的民居依山而建，民居、阁楼、庙宇层层叠叠，气势恢宏，此为内城;外部有城墙也即城郭，有城门，城郭外远远观之壁垒森严，固若金汤，故名郭壁。

郭壁古村集居住、商贸、文化、防御、祭祀等建筑于一体，建筑类型丰富，是中国古村落的杰出之作。村中不仅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还保存了基本完整的里、坊式建筑布局。现存明清民宅3400余间，庙宇7座，阁楼10座，进土宅院13处。还有一条南北长约2500米的古商贸街贯穿其中，也是连接整村的一条主干道，明清时期沿街的商铺作坊近百家，车水马龙，故又有”五里金郭壁”之说。

村中的建筑多为堡寨式，依山势层层上抬，且层层设大门，地势上易守难攻，建筑本身的设计上也极其重视防御功能。道路多为丁字路，两边的院墙高耸，难以攀爬；宅院之间多有相连，屋顶为台阶式院落屋顶结构形式，适合游击机动，便于战时利用有利地形组织进攻、撤退；在关键的街巷口设有堡楼，堡楼高二三层，一层为门洞，平时通人，战时关闭拒敌，上层有瞪望窗可监测敌情。青缃里高层的瞭望窗能看到郭壁全景，在战事可作为观察指挥所，并且在最高处极高明的主楼内设置有地道，通往西边城墙之外，起到进可攻退可守、攻守结合的防御模式。

郭壁村的建筑装饰亦极有特色，如韩范进士第。韩范（1556—1625），字思谦，号振西，是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进士。“进士第”是他得第后在家乡修建的一处住宅。韩范虽曾官居通政使右通政，却仕途不顺，屡遭奸臣挟嫌报复。因不愿与朝中奸党为伍，韩范还乡吟诗论文、著书立说。进士第大门内影壁上，有一残缺的精美砖雕，刻有松鹤梅竹形象，不知道是否暗含曹植《 梅竹幽禽 》之义。

沁河流域的这些古堡，都有着森严坚固的防卫设施，聚落与军事体系共生；在整体建筑布局和建筑风格上极为考究：层楼叠院、下洞上房、多重四合院、群体建筑高低纵横错落；空间布局上，单体院落基本对称，而整体布局却又根据地势随形生变，打破了绝对均衡对称的传统建筑群落格局形式所造成的肃穆沉闷，浪漫与庄严并具的空间形式使建筑群落达成了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

城堡内的院落多为独立三合或四合院，小区域内可彼此贯通又可彼此分割。封闭的院落之间通过适量的花墙、漏窗、门楼、街巷沟通内外，顺地势形成的道路多用石板铺筑，曲折纤巧。城堡内民居、油坊、练兵场、商铺、公堂、庙宇宗祠等各种功能的建筑并具，以保证任何环境下居民的正常生活。

除了这些以民居性质为主的古堡之外，在晋城泽州县大箕镇还有一座天主教教堂古堡、甚为奇特。这座古堡素有“圣母玫瑰堂”之称，是目前中国西部唯一保存完好、规模完整的古堡式教堂建筑，也是山西省面积最大的“欧式古堡建筑”。

大箕古堡——“圣母玫瑰堂”虽然是一座天主教堂，但却也是有着森严防卫体系的古堡式建筑。它盘踞在一块于平地之上凸起的巨石之上，东低西高，东宽西窄，仿佛一艘驶向远方的巨轮。以巨石为基，垒石为城墙，南门之上有望楼，城城墙之上射孔、垛口齐备。沿着城墙，用青砖铺筑了一条宽约两米的环城道路，使古堡遭受到外来攻击时，守城者可以快速机动。而城墙西北部路基之下，设有相互贯通的藏兵洞，供守城者休憩坚守。

教堂，是这种古堡的中心建筑，耸立在古堡的后部，是典型的哥特式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型，10米宽13米高29米长，教堂外墙有8根立柱。

19世纪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的脆败使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涌入中国，逐渐深入内地，冲击着国人原本建立在儒道释基础上的信仰，并迅速扩大影响。

到19实际中叶，传教士的足迹就抵达晋城。西方文化、军事、经济的侵入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国人一浪又一浪的反抗，并终于在世纪之交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虽然远在晋城，由长治来此避难的2名荷兰传教士也为局势忧心忡忡，遂向圣母许诺，若能平安度过此难，即修建一座圣母堂谢恩。庚子年这次针对西方入侵者的排外运动，在中外联合绞杀之下，终究归于沉寂。而躲过大难的传教士，也在1902年，选中那块突兀的巨石，在这个晋豫古道上的繁华商镇上，建起了这座教堂。圣母玛利亚毕竟不能左右传教士的安危，乱世之中，危楼高墙才能让他们的心中更觉安全。

逶迤陡险的太行山区，时至今日，依然闭塞不便。这些古堡由此便藏在深山之中，未能如乔家大院一般闻名于世间。

这或许是一件幸事。闭塞，使大多古堡尚未被开发，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形态，延续着原有的居住功能，成为“活态”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或许是不幸。历史的风雨让这些古堡多已垂垂老矣，许多城堡只保留了曾经的聚落形态，城墙坍塌损坏、建筑残破失修废弃，村民流失，早已不复当年盛况。

历史数百年的古堡民居之中，大多依然住着土生土长的村民，看不到喧嚣汹涌的游客和同质化的商品。所过之处，大多白发垂髫，鸡犬相闻。炊烟四起时，古堡笼罩在青烟之中，恍若梦幻之城。

流连其中，古老的建筑空间中不断回响着历史的声音，就仿佛能看见古人在起高楼、砌城墙、雕门楼、拒流寇、宴宾客；日影西斜，摇曳的树影仿佛贩夫走卒、鲜衣怒马者在街巷中穿行、回顾。

曾经生活在其中的人一代代逝去，古堡也逐渐变老。如果说岁月如歌，此时此刻，奏响的一定是一支洞箫，在月色中、城墙上，呜呜袅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