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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从哪里说起呢。

1995年世妇会左右，陈染的名号由“先锋作家”、“新生代作家”被改为“女性作家”、“女性主义作家”，小说由“先锋文学”被改为“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私人生活》被号称为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从97年左右开始，世妇会的劲头跑得差不多了，学界也开始了对《私人生活》的全面清算。男女学者都开始批评陈染和她代表的“女性文学”沉醉于色情、身体、小家子的私人空间、与男性绝对对立的性别立场。论文们也都开始为陈染、女性文学和女性本身寻找出路：女作家少围着自己转，趁早放眼望去关注社会现实和大众，否则女性文学也是死路一条。99年《文学评论》出了一个“90年代的女性——个人写作”专题，里面的文章全部针对陈染，全部持否定基调。到了00年之后，只能说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为这时候的评论家造了势定了方向。此时的“女性文学评论”大都持着我是后人自要客观反思的姿势，来分析“女性文学”如何完蛋。理由不外乎上述，再加上些许文化分析，便成了林、陈暴露式写作迎合男性市场的结论。这些批评中间，女作家的一干自述少被提及，而戴锦华的“突围与陷落”又以反讽的意义和方式被一次次重述。

再说世妇会。与所有的官方会议一样，95世妇会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狂欢，上有号召，下就有献礼。学界、文艺界、公益界、出版界、各地妇联纷纷为大会的胜利举办而献出贡品。比如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她们丛书，从95年一气出到了00年。主编程志方的诗《她们》95年印在丛书篇首，到了00年，为了祝贺第四辑她们的出版，重刊在杂志上面。程主编在诗中深情抒怀：

“她们是她们。我们是我们。我们永远不是她们。

...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超越历史。

有了她们，我们才可以赢得明天。

因此，我爱她们，我们爱她们。”

问题在于，“女性文学”是什么？“她们”又是谁呢？

甚至问题可能不在于“女性文学”成为了一个被男权话语构造的文学体裁和概念，也不在于“她们”被“我们”的话语集结、利用和他者化。问题在于这些事情以一种不是问题，甚至是解决性别问题的方式存在和扩散着。就像00年之后的“女性文学批评”更加变本加厉，就像她们丛书能连发四辑。

林白在90年代纠结过自己是作家还是女作家。张抗抗在西柏林说“只有当不再需要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提醒男人们尊重妇女的时候，妇女才有自己真正的节日”。这是80年代中期的事情。而丁玲问着，“‘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那还是延安时期。而她无力的附记，也是建国后的丁玲写不出来的附记，在八十年后的现在好像依然适用：

“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到了如今事情好像变得稍微复杂了一点。女权的概念在一些地方成了唯一的政治正确，而有意无意的性别歧视依然流行着。妈妈和奶奶辈的女性怀着一辈子积攒下来、消融不掉的心结，却又无意间盼着她们的女儿踏上同样的道路。强制上环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女性的身体依然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女性开始反思容貌和身体焦虑，而细长腿尖下巴颏的真假网红照还在一张张地复制。性早已经获得生育之外的功能和意义，但是自愿与否的强奸依然不在少数。

这说明性变开放了，但是开放出花来也是长在男权结构的土里。女性开始思考性别问题了，但是在父权话语下长大，她们依然难以获得自己的语言，难以自我命名和自我言说。

所以一年的时间我在想，“女性”这个概念是否本质，又如何本质。

如果说没有什么能阻挡身体解放，女性器官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如果说美丽温柔善良嫉妒小气懦弱家庭主妇女强人都不能真正框定女性的性质，如果说女性是非本质也不受限的，那么在本质的性别层级结构下，又为什么会产生女性对上述定义的自我认同。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影响了另一个问题的答案。Do you self identify as a visible minority?

在性别和性别之外的种种社会结构里面，我们无法不自我认同为弱势群体。女性或性少数，种族，资本剥削之下的打工人。但是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为是，我们又是否永远都是那个弱势群体呢？反过来的话，如果否认社会结构的固化，否认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又怎样抗衡结构本身？

依然是问题越来越多，却没有答案。或者说，已经知道答案，却要继续往前走。

但是幸好我身边有懂得反思和愤怒的人们。这些人如陈染所说，“虽然人是孤立的...但是，她决不可能与她的同伴毫不相联。她的生存必定与她在同一背景中的所有的人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