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凡尔赛文
戒讽刺
文=[清]李渔 彭剑斌 译
此文是李渔《闲情偶寄》第一部《词曲部》的第一篇。《词曲部》阐述了李渔的戏曲理论,作为一部严肃的文学理论著作,开篇就让人惊掉下巴:明明是在阐明“创作的出发点不可夹带私心”,写到最后竟然成了一篇炫耀自己生活过得多么惬意的凡尔赛文。又是夸耀自己多子多福,又是展现自己的强大的性功能,还撂下狠话:哪怕我明天就躺进棺材,我这辈子也值当了。最后还不忘来一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证明,我活得好着呢!
武士的刀,文人的笔,这都是杀人的家伙。刀能杀人,我们都知道,笔能杀人,很多人未必知道;知道的,也未必知道以笔杀人,其凶狠、锋利皆百倍于刀,所以也就没有人能明确地将这些道理传达于世、警示后人。今天我就来明确地说一说:何以见得笔更甚于刀?大家不妨想象一下死囚就刑的情形,同样是死,杀头与凌迟,可就差远了。杀头就一刀,人头落地便完事,很快的;而凌迟则须千刀万剐,长达几刻钟,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得不强忍着没完没了的疼痛。这就是长痛与短痛的区别。而以笔杀人,给人带来的痛楚,又何止几刻钟而已!
先人们之所以将戏曲当作宣扬教化的工具,是因为那些需要被教化的人们都很愚昧,都不识字、不读书,写篇文章劝他们行善戒恶吧,他们也看不懂,所以才发明了戏曲这种形式,借由演员来现身说法,将那些道理说给大家听。告诉他们,好人是如此这般收场,坏人有如此这般报应,使他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便是医治人心、扶正世风的良方,也是救苦除灾的一种手段。所以出发点是很好的,只是后世的一些刻薄文人常常倒行逆施,借这样一种文体来宣泄私忿,将自己钟意的放到生、旦的位置,心里面怨恨的,就套上净、丑的形象,还要搜刮千百年来闻所未闻的丑行,全部加在一个角色身上,然后再让戏班去排演、广为传播,最终将莫须有之事演成一桩盖棺定论的公案,让当事人世世代代都翻不了身。唉!难道千古文章,都只是为了杀人而写?难道读了一辈子书,全是在为行凶作恶做准备?所谓苍颉造字而鬼夜哭,试问还有什么比文字的用途更违悖其创造者的初衷呢?所以,但凡写戏曲的人,首先就要摈弃这种思想,务必存有忠厚之心,切勿行残忍恶毒之事。为了报恩可以写,为了泄忿则不可写;劝善惩恶可以写,欺善作恶则不可写。
有人说《琵琶记》就是为了讽刺王四才写的,因为王四这个人不尽孝道,所以作者便特意加上他入赘豪门致使父母饿死一节。何以见得?你看那“琵琶”二字,头上不是蹲着四个“王”字吗,这寓意很明显啊。
唉,这都是无稽之谈,正人君子才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上凡是写出了传世文章的作者,都必定是先有一颗可以传世的心,然后才能下笔如有神助,妙笔生花写下那恢宏的雄文,使人人传诵,千古流芳。这样的文章之所以能传世,不是文字本身在流传,而是一股子正气让它得以传流。《四书》、《五经》、《左传》、《国语》、《史记》、《汉书》等著作,与大地山河同不朽,试问当年的作者们可有一个是宵小之徒、轻薄之辈吗?因此,单凭《琵琶记》能流传至今这一点,就足以肯定高则诚的为人了,他生前必定做过一些值得称道的善事,所以上天特意在他死后仍然让他英名长存,又怎么可能去怀疑他是那种残忍、刻薄的人呢?就算他当年与王四有什么过节,存心要将王四塑造成一个不孝之子,那他与蔡邕总不至于有什么过节吧?他为何不去指名道姓地骂那有过节的王四(只是用标题影射其姓而已),却让没有过节的蔡邕来替他受罪?这显然说不通嘛,也从来没有人能解释得通。创立出这种无聊“学说”的人,该有多么不学无术,便可想而知了。
我写了一辈子戏曲,每次刊印戏本,我都要在前面写一段誓词,大至意思就是说:我美化生、旦的角色,可不是为了讨好某位雇主;将净、丑抹上大花脸,也只是出于无心的调笑;我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只是为了点缀词坛,让它更有生气一点罢了。我所顾虑的是,人有七情六欲,无所不包,而大千世界,亦无奇不有,所以不管我虚构任何人名、任何事件,现实中肯定已有同样的人名、同样的事件与之巧合。我确是毫无根据地杜撰,但怎知观众会不会认为,我是在对照着某人某事依瓢画葫芦?所以,我在此对天滴血为誓,并剖心以告世人,但凡有丝毫射影,我甘愿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都变哑巴,即使侥幸没有在阳世伏诛,也必定难逃阴曹地府的刑罚。
话已经说得这么绝了,而且又是怀着如此诚意印在卷首公诸于世,可还是有一些爱挑事端的人,对此耿耿于怀,每看一剧,都要问我指涉何人。天哪,我写下上述誓词已经二十多年,如果我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涉的话,上界有眼,早该有所察觉,为何还不来惩罚我?下辈子的事情暂且不说,就说现在:我马上就六十岁了,即使明天就躺进棺材里,那也算是寿终正寝吧。我以前就担心没有子嗣,可是现在我已经有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已经怀孕等着出生的、生过之后准备再怀的,这就不算了吧,虽然都没什么大的出息,但对我来说也算是晚年的慰藉,再不用担心老而无子、孤苦无靠了。我老虽老,然而体力却还是一点都没下降,去游个泳、爬个山什么的,一群年轻人往往还追不上我。再一个,我样子虽然瘦弱,精血却还是很旺盛的,对寻花觅柳、男女之事,自我感觉还是情长意浓。仅有的忧虑,就是穷,穷嘛,又不是病;唯独缺少的,就是富贵,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大富大贵呢?所以上天对我已经够悯惜了——不是悯惜我的才华,也不是悯惜我的德行,而是悯惜我心无邪念。
我生平所著之书,虽然于人心世道多无裨益,但单从数量来讲,绝对配得上“著作等身”四个字了。假使我在其中夹带任何私心,暗藏些许杀机的话,上天诛杀我都来不及,又怎肯容我这老不死的作恶一世,装疯卖傻,胡作非为,有辱斯文?我以“戒讽刺”作为本书开篇,并且好像还写了一些大言不惭的话,不是我要故作夜郎自大,实在是因为我担心填词家们不作深入研究,人云亦云,误信了“琵琶王四”这种颠倒是非的伪学说,并荒谬地将其奉为创作的圭臬。
我也是人,也有恩怨情仇,也有一肚子牢骚,但如果我都靠填词来发泄私愤的话,你现在读的就不是一部阐明词学的书了,而只会是一部教人行凶使坏的书。那老天爷还不把我当成罪魁元凶给诛杀了!我现身说法,就是为了证明我还好好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