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是一种刻度
在世界杯期间，我读到一本书：周国平的《宝贝，宝贝》，书讲述他第二个女儿啾啾的故事。啾啾妈妈怀孕时因看世界杯比赛，过于激动，早产了；啾啾在四岁时，看了她生命的第一届世界杯比赛。妈妈只顾关心比赛，啾啾忧伤于自己被冷落，很克制地问：“世界杯一年后能不能结束？”得知比赛就快结束，啾啾如释重负，转而同情电视上狂欢的球员们：“那，这些踢球的人知道过几天就结束了么？”
不算被爹妈裹挟着、懵懂地走马观花的年份，在有自主悲喜好恶的情况下，一个人一辈子也就看得上十几届吧？瞅着大力神挪窝挪上十几次，自己也差不多该移驾小盒子里了。
1994年，我表姐跟一个天津大学的工科研究生谈对象。姐是个黑里俏，明眸皓齿，一笑下巴上有个米粒大的小窝。准姐夫跟姐姐一边儿高，佝背，一头乱发向七八个方向支棱着，眼大如铜铃，喜欢大笑，笑的时候能看清他后槽牙上的虫洞。天津大学食堂伙食不好，准姐夫的导师还总逼他们熬夜帮自己做实验，准姐夫的体重似乎比不上丰腴的姐。我经常坐在姐姐的自行车后架上，抱着饭盒——饭盒里是姐姐做的干炸带鱼四喜丸子，到天津大学的足球场去，看准姐夫佝着背、凶狠无比地跟他浑身汗臭的男同学抢球，他偶尔向没网子的球门怒射一脚，就向空挥舞两根骨多肉少的胳膊，辅以一声大吼。后来，世界杯开赛了，准姐夫每天穿着大一号的拖鞋、骑着咣当作响的二八凤凰自行车（在旧货市场50块钱买的），像风一样卷到我家来看比赛（应该是重播，我那时还小，记不真了），拖一张折叠凳坐在客厅电视机前，树起两腿，脚跟贴着屁股，下巴搁在膝盖上，看到一个射门或精彩的过人，就向空挥舞两根骨多肉少的胳膊，辅以一声大吼。我在他的吼声中记住了一个名字：“巴乔”。
后来我听妈偷偷跟姨说：“那小子怎么那么瘦？屁股加两只脚占不满一只凳子面。你给整点枸杞老母鸡汤什么的补补。”
八年之后，他和姐离婚了。在家庭会议上，姐黑里俏的脸显得苍白。姐面无表情地说：“他不行，一直不行。”
1998年，我喜欢上同桌的厚嘴唇男生。他是球迷，曾在美术课上求我在他的画纸上为他画一个倒挂金钩的踢球小人儿。世界杯开赛后，我买了一张罗纳尔多的卡片，利用英语课代表之便，偷偷夹在他的英文作业本里。第二天早晨，我在自己桌屉里发现罗纳尔多，背面是他招潮蟹一样的字迹：“谢谢你。”
2006年，我跟薛好了。世界杯开赛后，薛在校际篮球赛里扭伤了脚踝，我用热毛巾给他做热敷，他靠在床上苦口婆心地试图让我明白什么叫越位。身为彻底的球盲，我无知而快活地跟着他快活。不过我记住了一个竹竿似的队员头球破门，他叫克劳奇。
2010年盛夏，我在北京酷热的公共汽车上紧搂钢管跳贴面舞，接了一个陌生的外地号码。那边有个男人，喊了一声我的乳名。他是正在武汉忙碌自己分公司生意的大老板前姐夫。我的眼泪像被倏然割断的动脉喷涌鲜血一样，止也止不住。公共汽车的车载电视上，夏奇拉双手合十，笑靥如花，扭动腰肢，“哇咔哇咔”。
2010年的不少比赛在晚上十点半开赛，我在电脑前三心弄稿子二意听电视里的直播，薛经常提前结束加班，十一点到家，进门第一句：“哪个队进球了吗？”在某个看完比赛关灯睡觉的夜晚，他突然说：“真好，上次世界杯你在陪着我，这次还有。”话糙理不糙。
叶芝式的解说员说：“等我们老了，在火炉边给孙子讲世界杯的故事，一定会讲到这一场英德大战……”
世界杯是一种刻度。量杯里一根根的刻线，鲜明地数过去了，生命的酒浆，慢慢啜饮，慢慢盼着，慢慢回忆着，慢慢……就老了。
不算被爹妈裹挟着、懵懂地走马观花的年份，在有自主悲喜好恶的情况下，一个人一辈子也就看得上十几届吧？瞅着大力神挪窝挪上十几次，自己也差不多该移驾小盒子里了。
1994年，我表姐跟一个天津大学的工科研究生谈对象。姐是个黑里俏，明眸皓齿，一笑下巴上有个米粒大的小窝。准姐夫跟姐姐一边儿高，佝背，一头乱发向七八个方向支棱着，眼大如铜铃，喜欢大笑，笑的时候能看清他后槽牙上的虫洞。天津大学食堂伙食不好，准姐夫的导师还总逼他们熬夜帮自己做实验，准姐夫的体重似乎比不上丰腴的姐。我经常坐在姐姐的自行车后架上，抱着饭盒——饭盒里是姐姐做的干炸带鱼四喜丸子，到天津大学的足球场去，看准姐夫佝着背、凶狠无比地跟他浑身汗臭的男同学抢球，他偶尔向没网子的球门怒射一脚，就向空挥舞两根骨多肉少的胳膊，辅以一声大吼。后来，世界杯开赛了，准姐夫每天穿着大一号的拖鞋、骑着咣当作响的二八凤凰自行车（在旧货市场50块钱买的），像风一样卷到我家来看比赛（应该是重播，我那时还小，记不真了），拖一张折叠凳坐在客厅电视机前，树起两腿，脚跟贴着屁股，下巴搁在膝盖上，看到一个射门或精彩的过人，就向空挥舞两根骨多肉少的胳膊，辅以一声大吼。我在他的吼声中记住了一个名字：“巴乔”。
后来我听妈偷偷跟姨说：“那小子怎么那么瘦？屁股加两只脚占不满一只凳子面。你给整点枸杞老母鸡汤什么的补补。”
八年之后，他和姐离婚了。在家庭会议上，姐黑里俏的脸显得苍白。姐面无表情地说：“他不行，一直不行。”
1998年，我喜欢上同桌的厚嘴唇男生。他是球迷，曾在美术课上求我在他的画纸上为他画一个倒挂金钩的踢球小人儿。世界杯开赛后，我买了一张罗纳尔多的卡片，利用英语课代表之便，偷偷夹在他的英文作业本里。第二天早晨，我在自己桌屉里发现罗纳尔多，背面是他招潮蟹一样的字迹：“谢谢你。”
2006年，我跟薛好了。世界杯开赛后，薛在校际篮球赛里扭伤了脚踝，我用热毛巾给他做热敷，他靠在床上苦口婆心地试图让我明白什么叫越位。身为彻底的球盲，我无知而快活地跟着他快活。不过我记住了一个竹竿似的队员头球破门，他叫克劳奇。
2010年盛夏，我在北京酷热的公共汽车上紧搂钢管跳贴面舞，接了一个陌生的外地号码。那边有个男人，喊了一声我的乳名。他是正在武汉忙碌自己分公司生意的大老板前姐夫。我的眼泪像被倏然割断的动脉喷涌鲜血一样，止也止不住。公共汽车的车载电视上，夏奇拉双手合十，笑靥如花，扭动腰肢，“哇咔哇咔”。
2010年的不少比赛在晚上十点半开赛，我在电脑前三心弄稿子二意听电视里的直播，薛经常提前结束加班，十一点到家，进门第一句：“哪个队进球了吗？”在某个看完比赛关灯睡觉的夜晚，他突然说：“真好，上次世界杯你在陪着我，这次还有。”话糙理不糙。
叶芝式的解说员说：“等我们老了，在火炉边给孙子讲世界杯的故事，一定会讲到这一场英德大战……”
世界杯是一种刻度。量杯里一根根的刻线，鲜明地数过去了，生命的酒浆，慢慢啜饮，慢慢盼着，慢慢回忆着，慢慢……就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