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治学经历□范邦瑾
我和我的家人要感谢父亲生前单位以及与父亲治学相近的好友纪念他的百年诞辰、追忆他的生平足迹、缅怀他的学术贡献。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的吴格教授，吴教授与先父相识于1980年代，不久前他来到我家，看见书房里挂着的父亲画像，便走到像前深深地三鞠躬，表达敬意，他的重情念旧难能可贵，令我感动不已，从他的身上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不忘前贤以及对老一辈学者的尊重和谦和。对于父亲的治学经历，我简单谈谈我的感想。
一、刻苦自学。父亲1913年2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县，儿时因为战乱，寄人篱下，只上过几年私塾。43岁前迫于生计做过抄写员、机关职员、家庭教师、会计主任，也曾经商办厂。直到1956年凭借着《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等专著，由陈子展、胡厚宣、章巽三位教授联名推荐任教复旦大学，进入学术专业领域，刻苦自励，坚韧不拔，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这是应该特别推崇的精神。
二、教书育人。父亲喜欢教书，1980年代初我曾经陪同他到函授学校上课，亲聆他节奏鲜明地背诵古文，令人十分神往。据他的学生刘新园回忆，上课时他一边说一边写板书，一会儿写篆字部首，一会用潇洒的苏轼体楷书写解释，他的粉笔字漂亮极了，讲课内容丰富，很有新意，条理非常清晰，上课时，教室鸦雀无声，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做笔记。他的另一位学生丁赉禧追忆说，先生上课时讲话抑扬顿挫，轻重徐疾清楚恰当，他的传授触类旁通，比如讲杜甫七言古诗《哀江头》旁征博引，描述了唐玄宗杨贵妃游玩曲江的盛事。他在复旦呆了不到两年，便被派去支援江西大学，在江大加上后来去东北文史研究所，教学总共不过5年，而且调动频繁、断断续续。“文革”后，复旦曾有意让他再去教书，申报上去，人事部门却以他年龄已过（已经65岁，很快退休）为由未批准。我想，如果他连续教书的时间再长些，一定会遇到更多像古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那样有悟性有才气的学生。
三、严于治学。父亲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成熟的文章宁可不写，不满意的著作不轻意出版，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如《战国策笺证》草创于1954年，19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都曾经有意出版，他执意要增补，直到他去世后12年，才在王元化先生的关心下，由高克勤社长为责任编辑得以出版，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从草创到出版历时50余年。《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也是长期修订才得以出版，1991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前来约稿，我极力劝说终于点头，后因学术性太强经济效益不佳而夭折，直到最近，才由王兴康社长慧眼识珠得以出版，获得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但也有因过于认真反遭劫难的，如《山海经补疏》1965年已经交中华书局列入出版，然而“文革”骤起，父亲认为与其藏在出版社不如再做修订，不料遭抄家之劫，十余年心血付之东流，聊以慰藉的是在他的遗书中找到了一本他的批校过录本，就是今天带到会场的《山海经笺疏补校》，蝇头小楷，朱墨蓝三色批注殆满，足见他的用功之深之勤。
四、淡泊名利。父亲治学以学术为重，比如《大唐西域记》的整理，他从1958年前就开始搜集资料，直到1985年出版《大唐西域记校注》，其中校勘部分是他独自一人完成的，最后出版没有他的署名，因署名者职位高名气大，而他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此书得到了不少荣誉奖项，直到他去世后十几年，王兴康社长规划出版他的古籍整理汇刊，才恢复了他校勘此书的应有名分。又如他点校的《宋高僧传》，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不久被台湾文津出版社翻印，却删除了他的署名，更别说版权稿酬了。但父亲觉得只要是对学术研究有利，对中华文化传播有利，个人名利得失不足挂齿。
五、学术理念。父亲自学成才又经历了政治运动，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不过20来年，著作流传不算太多，但每部著作都经过长期积累，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比如邀请我去美国编纂《纳尔逊博物馆藏佛教碑刻图录》的美国东方艺术史研究权威何惠鉴先生就跟我说：“1950年代末我在哈佛大学教授佛教史，用的就是你父亲的《洛阳伽蓝记校注》，还选出部分翻译成了英文。”后来我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现任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博士对先父关于竹书纪年的研究极为赞誉，在他和美国倪德卫教授的《今本竹书纪年论集》中首加推崇。父亲的著作也获得了多种奖项，然而综观父亲的著作，都是在为古籍做校注笺释疏证订补，几乎没有一部是自已的专著，年少时我曾经天真地问道：文学、史学、目录学、音韵学您都通晓，为何不写一部自己的著述，那才扬名立万。父亲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古籍都是经过千百年来历史淘汰留存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做成一个自古以来最精准最完备的本子，使这些经典将来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要知道一个好的可靠的本子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这项工作远比某些学者标新立异、自创新说有意义得多，时下流行的各种显学新说百十年后还不知道能留存几多。”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很早就看到了古籍整理的重大意义，他的一些著作一版再版，成为新的经典，也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一个人如果能在有限的人生里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留下后人在一些领域研究中绕不过去的著述，那么他对社会的贡献终将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亲虽然已去世20年，但他的贡献已经和古籍文献紧密相连，他的治学理念和学术成就将随着他整理研究的那些古典名著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