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2020东京赛场
查看话题 >竞技背后：女儿，母亲，人性
14岁的全红婵用三个满分和“水花消失术”，夺得东京奥运会10米跳台冠军，一位“天才”横空出世。
跳水项目趣味性不强，受众狭窄，想达到技艺精湛，别无他法，唯有苦练。全红婵说，一天起码要跳六七个小时，有时候甚至十个小时。
这是她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可她在跳台上冷静、放松、专注、自信，不像14岁的孩子。
可赛场之下，全红婵确实是个孩子，没有像很多“早熟”的运动员那样，懂得首先“感谢国家”“感谢领导”。
爱打王者荣耀、爱吃五毛钱辣条、想去游乐场玩……这些简单的爱好和愿望，似乎和人们期待或习惯的奥运冠军形象“不和谐”。如果摘掉光环，她很可能就是吃着垃圾食品、沉迷手机游戏的“网瘾少女”。
然而，全红婵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简单愉快。
当问到是什么动力让自己苦练跳水。她的回答是：妈妈治病要花挺多钱的，我就感觉自己也得挣钱，好寄回家给妈妈治病。
全红婵的家在广东湛江市麻章区迈村。迈合村约有400户人家，398户姓“全”，人均收入一年1.1万元。38个低保户，红婵家是其中之一。
2017年末，全妈在去工厂的路上被车撞坏肋骨，落下顽疾。受伤后住了几次院，“家被掏空了。”全爸一边忙农活，一边照顾家庭。成为专业运动员后，全红婵有了一些收入，这些钱可以补贴家用。
2014年5月，湛江体育运动学校资深跳水教练陈华明下到湛江市五县四区的小学寻找跳水人才，重点是农村基层小学。
陈华明来到迈合小学时，正逢课间。他观察到一群孩子在玩跳房子。“有个小孩跳得很轻盈，比别的孩子轻松。”全红婵就这样跃入了陈华明的眼睛。接着，他找来一批孩子，现场测立定跳远。全红婵身高1.2米，跳了1.76米，
陈明华一眼认定：这是个天才。
家庭贫寒，是全红婵练习跳水的主要因素。全爸说，“选上就去咯，反正有书读。”
可是，全红婵读书的条件似乎并不好，她说“我不知道妈妈得了什么病，有一个字不会读，但我很想给她赚钱，给她治病。”
出身贫苦的农村孩子，没有更多自主选择人生的机会。全红婵被“伯乐”相中，是天赋和运气使然。或许母亲的意外受伤，才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心中种下了“目标”。
奥运赛场上，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例。14岁的全红婵横空出世时，恰逢46岁体操传奇丘索维金娜退役时。
7月25日的女子体操资格赛中，丘索维金娜获得14.166分的成绩，无缘跳马决赛。这是丘索维金娜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跳。
丘索维金娜曾说：
在我小的时候，参加比赛只为追求结果。当我儿子生病时，我只能靠比赛赚钱为儿子治病。但现在，我终于可以把比赛当成一种享受并获得巨大快乐。我现在为自己而比赛。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7岁的丘索维金娜代表独联体（苏联）获得女子体操团体金牌。
2002年，丘索维金娜年仅2岁的儿子阿廖沙被诊断出白血病，面对高达12万美元的医疗费。她变卖家产、疯狂参赛，希望通过比赛奖金，给儿子治病。
一枚世锦赛的金牌，意味着3000欧元的奖金。为了儿子，丘索维金娜忍着伤痛，坚持参加所有比赛，只为拿到更多奖金。2002年复出后，她赢得欧锦赛、世锦赛冠军跳马冠军。
随后，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医疗条件，丘索维金娜转籍德国，代表德国出战世界大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丘索维金娜夺得女子跳马银牌，回报了德国对她的帮助，那一年她已经33岁了。
“德国为我做了太多，我只能这样报答。”
北京奥运会之后，丘索维金娜的儿子痊愈了。但她依然选择赛场，这一次是为了自己。
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脱离德国籍，恢复乌兹别克斯坦籍。
在我们主流价值体系中，为国争光始终是奥林匹克的首要精神，这固然源于贫弱的历史记忆。但在宏大的叙事中，运动员所面临的物质和精神困难，往往被忽视和避免谈论。
在利益至上的当今世界，很少再有一项活动如奥运会一样格外强调精神价值和人性力量。
赢得奖金，为母亲或为儿子治病，对国家尊严来说，可能拿不上台面，但对个人却是天大的事。这是最朴实的人性，凭着这股本性，全红婵的单纯还没有被“感谢国家”的正确所磨损。面对贫困的家境和亲人的病痛，“奖金”的力量也是某种人性的力量。
爱国固然重要，但它只能是复杂感情中的一种，应该合理地安排在“爱个人、爱家庭、爱祖国、爱全人类”序列中。我们被全红婵的童真和故事感动，并非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而是因为我们属于全人类，也正因此，丘索维金娜同样能够打动我们。
在分裂动荡的当下，乐见奥运会正帮助人们缝补裂痕，回归人性。可惜，它太短暂了，奥运会之后呢？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羊牛下山（ID：yangniuxia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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