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 | “世界最初的敌意越过数千年，横亘在我们面前。”
每一个喜爱《局外人》的读者，都会被加缪文字中那种丰富的矛盾性，以及由这种矛盾张力产生的独特力量所震慑，并开始尝试从荒诞和无意义中获取智慧和爱。这几乎是一种不读《局外人》就无从感知的情绪。
如果你是从年轻时开始阅读这本书，这种感受就会更加切身、私密，理解它的过程一定伴随着自我对成长和存在的追问。而加缪创作《局外人》时是二十六岁，正处于年轻的尾巴。
他把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写作经验都投射到这部小说里，完成了一次颠覆性的自我跨越。就在写《局外人》的前一年，加缪在公寓里烧掉了自己过去五年的大部分作品。
在读库“次经典”系列新书《寻找〈局外人〉》中，美国学者爱丽丝·卡普兰提出了一个令无数读者思索、困惑的命题：“（默尔索）这样一个疏离而又虚无的叙事者，何以吸引这么多的注意？如此令人不安的一本书又是如何诱骗了这么多的忠实拥趸？无法令人深入的默尔索及其奇怪的冷漠，却矛盾地将读者引向他，因为很自然的，越是有所保留，就越是令人渴望了解。”
阅读《局外人》的历程如同一团迷雾，读者一次次走入其中，不断得到新的、矛盾的理解，困惑于它奇特又莫名的吸引力。
而卡普兰想要做的是一件尤为艰难的事情，她想知道，《局外人》这部作品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加缪是如何从他自身中发现这部小说的？也可以说，她想要走进加缪的“荒诞”的核心。为此卡普兰几乎穷尽了加缪及其师友的书信、日记、手稿中关于《局外人》的全部蛛丝马迹，轨迹一点点变得略微清晰起来。
写作成为活着的方式
加缪身上始终有一种深层的生存焦虑。他生长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从未真正地感受过祖国。父亲在他一岁时去世，他跟随着沉默的母亲和舅舅长大，与母亲的疏离关系始终困扰着他。
十七岁时，生性好动的加缪患上了肺结核，从此一生受疾病困扰，无法充分享受周遭世界的感官之乐。对于物理世界和周遭人际的无力让加缪对荒诞有直接的感受，总是会沉迷于矛盾和悖论。
在求学的过程中，阅读和写作成为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与他从小时刻感知的静默的对抗，也是一种对于生理上呼吸困难的补偿。他的意识定格于自身的混沌与矛盾之中，希望通过创作来感受活着。他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格勒尼埃、纪德与普鲁斯特，着迷于小说人物的痛苦和扭曲，但读他们的小说时总是很紧张：“每发现一个热爱的作家，加缪常常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还剩下多少自己能说的？”
在试图成为作家的过程中，加缪接受了系统的哲学训练，但他从未真正遵照正规哲学思辨的模式，而总是被带有悖论的现象和直觉所吸引。加缪曾说过许多带有此类特征的话：“假如想做哲学家，写小说吧。”“我对任何两个人都没法保持同一张面孔。”“一个我不感到无聊的国家是一个不能再给我教益的国家。”
他是一个渴望理解事物而又依赖直觉的人，无法成为单纯的哲学家或作家，他希望探索的是关于人的“消极的真相”。因此，他对写作也非常焦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加缪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记者、政治活跃分子、写作者、喜剧人、情人，和短暂的丈夫，过着非常忙碌的生活，却无法安于任何一种身份。他只能用写作来表达内心的疏离感。
加缪最初开始写作尝试，仍旧是把目光投向了童年和母亲。在《快乐的死》从未公开发表的手稿文件里，加缪写道：“这位母亲对儿子的态度，是对与错的混杂。她忽视他，尤其漠视他需要温暖和保护，然而她并没有抛弃他。”
在另一份写童年经历的草稿中，他写道：“这种动物般的静默让他痛苦得想哭。他为母亲感到难过，这能等同于爱她吗？她从来不曾拥抱或亲吻过他，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久久地站立着，望着她。他觉得与她很隔膜，这让他清楚地体验到自己的痛苦。而她没有听到他进来，因为她耳聋。”
在这个阶段，对母亲的纠结情感构成了他的敏感性，这时期的文字也具有很强的抒情感。
与第一任妻子结束短暂的婚姻后，1936年，二十三岁的加缪与好友住在一处僻静的高地，开始静下心来进行创作，他想写的这部小说叫做《快乐的死》。
在其中，加缪想要把自己知道的所有背景、所有人物都添加进去，但他把握不住想象与现实的边界，在其中掺杂了太多肤浅的多愁善感，也无力去修剪那些臃肿的细节。只有小说的结尾处，他触摸到了深层的恐惧，那是小说中的人物梅尔索因肺结核而去世之前的内在感受：
“慢慢的，似乎是从他的胃部，向着喉头升起一块大石。他的呼吸越来越快、越来越高。他看着卢西安娜。他不眨眼地微笑，这微笑是发自内心的。他猛地向后倒在床上，感受身体内的上升。他看着卢西安娜肿起的嘴唇，在她身后，世界也发出微笑。他用同样的眼睛、用同样的渴望看着。”
加缪将小说手稿寄给自己的恩师让·格勒尼埃，得到的是对方的批评。加缪在回信中问道：“有一件事我想知道您的意见，因为您是唯一能对我直言不讳的人：您真诚地认为我应该继续写作吗？”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这时的他显然还不是那个写《局外人》的加缪。但实际上，尽管沮丧，他也明白，只有在写作中，他才能找到自己生命中缺失的东西。
《局外人》的寻找
找到自己最根本的写作方式，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容易的事。在多次修改《快乐的死》之后，加缪放弃了这部手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这部手稿放弃了他。1939年，加缪烧掉了过去五年所写的许多手稿，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写作努力是徒劳的。理想中最准确的表达，往往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自行找上门来的。
当他竭尽全力想要让《快乐的死》中的人物和情景变得合理时，脑海中却渐渐不断地涌进另一部小说的诸多要素。他突然想象着里面的主角帕特里斯讲述了一个被判死刑的人的故事。帕特里斯说：“我看得到他，这个人。他就在我体内。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心痛。他是活生生的，跟着我一起呼吸。跟着我一起恐惧。”这个他，便成了《局外人》里默尔索这个人物最初的念头。
1937年4月，加缪在他的手记中写道：“故事——不想为自我辩解的男人。他比较喜欢人家对他的看法。一直到死，他的真面目只有自己知道——这样的安慰是虚有其表。”莫尔索最核心的人物特性已经开始产生了，但还只是一团模糊的直觉。
1937年7月，加缪去巴黎度假，参观游览的间隙中突然发现了自己的下一部小说要写什么：一个自己人生的局外人。他在火车车厢中，绿色的牧草地和小山丘从眼前闪过，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时我必须写下一些从我这儿逃走的东西，可也恰恰是它们证明我内心的东西是比我自身强大的。”
一部全新的小说的念头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先是念头，然后是人物，再后来就是故事。以这样的逻辑，这就是一部不写不行，不写就会死的小说，因为从源头上，它触及了作者最深的恐惧。而视角的转换往往可以改变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小说里，故事常常是偶然的，写作者可以自由挑选、调动经验，但必须要把它们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才可以。
加缪过去写《快乐的死》，是为了创造出一部厉害的小说，承载自己全部丰富的经验，但最后的结果却总是大而无当，且情感只能做作地浮在文本表面。但《局外人》的产生过程是不一样的，它起先是一种模糊的声音，然后在不断地倒逼和尝试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当写作者了解了自己的意图，他对素材和语言的处理就会变得高明。
《局外人》的骨架慢慢产生了：默尔索的邻居雷蒙是个皮条客，他请默尔索帮忙写一封信给他的摩尔人情妇，这是报复她对他不忠的计划的一部分。加缪为他的小说找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背景：贫穷、粗糙的底层欧洲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也找到了一种自己喜爱的叙事口吻，以及故事情节的模糊线索，尤其是将皮条客和他的叙述人联系在一起的情节。
在这种接近日常的松动的小说空间里，加缪得以把自己观察到的与根本主题相关的人物和情节补充进来，比如那个老人和他的狗相互憎恨又离不开的情节，就非常自然地进入了文本中；又比如，加缪可以根据自己在《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工作日参与政治审判的经历，把法庭的凶杀案件、空间格局、运转方式、伪善风格都搬进小说中。
在语言风格上，加缪也意识到，想要表达得更精准和丰富，需要克制感情，把目光转向外部，用不加修饰、有距离感的口吻去表达“造物者那无情的心”。早在1938年，《局外人》出版前四年，加缪就写下了那个极不平凡的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荒诞人生的力量
加缪的目光始终指向人生荒诞之处，他在《局外人》里设置了海滩枪击案和莫尔索的死刑两个核心的荒诞场景。在前者的场景中，被杀死的人没有姓名，只用“阿拉伯人”指代，简化到只剩下种族标签，无需任何解释就表达出偏见和荒谬。而在后者的场景中，莫尔索因为错误的原因而被判死刑。
对于死亡的好奇贯穿了加缪的整个生命和写作历程。他对死亡的最早认识来自他未曾谋面的父亲卢西安的故事。当时有一个农场工人冷血地杀害了他自己的全家人，卢西安被这个事件震惊了，决定去观看行刑。
加缪后来用自己的文字复原了父亲当时看到砍头时的场景和感受：“那天早上看到的事，他没对任何人说。他飞奔回家，面部扭曲，拒绝说话，在床上躺了一会儿，随后开始呕吐……他想的不是那些被残忍杀害的孩子，他只是不停地想着那具身体：被丢到台上斩首的、颤抖的身体。”这个故事成了父亲留给加缪的一个黑暗的礼物。
1939年，一位叫做魏德曼的德国人的死刑带给加缪很多思考。他谋杀了六个人，被判死刑。但死刑之后，魏德曼的律师表达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这个不快乐的人身上，一切都是矛盾的：他的罪行令人发指，他的死却像个圣人。辩方的所有人都深深地相信，我们刚刚处死了一个最不寻常的生命。我从未觉得如此伤感。”
加缪反复地思考着这些场景，就跟莫尔索一样，看着那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和他们发出的仇恨的叫喊声。默尔索的开悟也是加缪的自白，充满对死的盼望：“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那是一种绝望，同时又是一种觉醒。结果没有改变，仍旧是那么荒谬，但人的力量依然彰显。对于加缪来说，荒诞的意义不在于可怕的自我意识，而在于要面对外部世界对人类全然的漠不关心。“世界最初的敌意越过数千年，横亘在我们面前。”
但加缪始终在做另外一种努力，试图将荒诞的负面力量转向正面，就如同《西西弗神话》中西西弗尽管注定一次又一次失败，但他满足于努力的过程。这也是加缪的信条，支持他成为了终身的人道主义者。
1940年5月，加缪完成了《局外人》的写作，他对于人生和文学有了全新的理解。手记中记录了他的写作状态：“懂得如何在巴黎独自过一年、身居一个简陋的房间，比一百个文学沙龙和四十年的巴黎生活更能让人学到东西。这是一件残酷而丑陋的事，有时这像一种折磨，而常常那么濒临疯狂。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一个人的品性应该会更坚强、更有信心——或死掉。但是如果它死了，那是因为它不够强壮，活不下来。”
加缪注目着人的阴暗面，却从中发现了自身的解放。荒诞之下，竟是爱。《局外人》也因着这种矛盾，在令人困惑的割裂中，带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以生存的力量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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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许禄·读库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