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随记
项飙讲，什么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有一点是要知道自己的来处：什么样的地域、情感、文化因素在你的成长里发生了作用，什么样的经验作为结构成为了你人生的一部分，你如何成为现在的你。
所以，我必须处理大理和自己的关系。
如果搜索记忆，这些年几乎每一年都会去大理。其实每一次都不是“特意要去”，而是每次都“顺便要去”。2017 年夏天，和一队同学在大理做社会实践，曝晒之下骑着带顶篷的双人自行车，环洱海十四公里。2018 年夏天，陪祖辈去寻访祖坟，在细雨里拨开乱草隔着田埂指认小土堆。2019 年的冬春之际，和两个好朋友在大理古城里压马路、四处逗狗。2020 年的夏天，到苍山做志愿者，在苍山脚下的村子里住了一周，每天坐缆车上班。很多段关于大理的记忆重合在一起，好像是多重曝光的胶片上出现很多交叠的轮廓。
大概两年前我就想参与这个苍山自然保护中心项目了，但总是被一些奇怪的理由阻挠：比如说苍山的风季缆车停运，比如说疫情扩散，苍山景区直接封闭。但是幸好，在大学毕业的这一个漫长无比的假期，我终于来苍山了。
到达第一天，去古城的床单厂艺术区的办公室报到。床单厂是一个用工厂改建的艺术区，类似798。那里有一个摄影博物馆，保存了很多大理的老照片。关于大理 19 - 20 世纪的照片，一般是西方探险家以及人类学家因为调查、科研活动留下的，当然这也属于殖民活动的一部分。那个著名的探险家，写了一本《消失的地平线》，把香格里拉推入世人的视界的洛克，也来过大理。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大理一直处于摄影机与相机的凝视之中。
处理与大理的关系，让我犯难。我不是游客，也不是一直居住于此的原住民，我处于二者间暧昧游离的地带。祖辈居住在这里，我的身份证上“民族”那一栏写的是白族，可是我却没有大理的乡音、更不会说白族话。大理人说话很温柔，音调和缓，还带向上轻扬的尾音；我的方言是昆明话，低沉、硬质、音调平稳，所以有时候听起来冷淡且不近人情。至于白族的种种，我的父辈极少提起。大三时，为了民间文学课的课堂展示，到图书馆库本区翻出 1980 年代出版，纸张已经泛黄的少数民族神话史诗故事集，读到了白族的神话创世史诗，赵玉配兄妹的结合、保存粮食的金鼓漂在洱海里。从这时候，我才开始开掘这个民族的文化与过往。这门课上也讲过，做田野调查需要有“跳入”、“跳出”的视角，你要融入到研究对象的社群以及日常生活里，但不能沉浸，而要有即时抽离、旁观反思的意识。边缘游离者也许天然带有这种跳入跳出的自由度，我可以尝试用这种姿态与大理共处。
在苍山自然保护中心工作的生活轨迹很简单：每天 9 点坐索道上山，到中站七龙女池转乘，在洗马潭下站，走七百米木栈道去海拔 3900 米的自然保护中心平台。下午 4 点下班，坐索道下山。然后我就一个人去古城吃饭、乱逛，到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候，步行回苍山脚下的客栈。那里的顶楼是一个视野宽阔的天台，种满了多肉植物，还躺着老板养的两条比利时马犬。我会在藤椅上发呆，看日落、看苍山一点点变成墨色、看洱海上的云、看海东的灯光亮起。
山中
从远处看，洗马潭索道把山劈成了两半。低海拔地区长满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种下的华山松和云南松，
在轿厢移动到第二十一到二十三根立柱之间，我们就会死死盯住下面的毛竹林。因为这里是苍山小熊猫的常出没的地方。见过小熊猫的志愿者大叔对我们讲，那一次看到绿色的山坡上突然出现红红的东西，定睛一看，是一只小熊猫抓住竹子“滋溜”往上爬。冬天的时候，见到它们的概率更大，因为“红色的小胖子喜欢躺在树冠上晒太阳”。松林间还会有散步的白腹锦鸡。但直到最后，我们连小熊猫的尾巴尖都没有看到。
轿厢里还遇到过很多有意思的人、发生过很多有意思的对话。某一次，一个黑壮的汉子健步上来，轿厢偏斜了一方，勉强缓过来。他长着宽双眼皮、铜铃大的棕色眼睛、宽下巴，浑身透出不被规训的野蛮和开朗。他是苍山护林人，讲起山上的野兽，老熊和野狗，说有一次他们已经把小狗堵在栅栏角落了，本以为可以“逮来玩玩”，几只小不点大的狗一下子就跳上一米多高的栅栏翻走了。也没敢再追，因为隐约能感觉到大雾弥漫的山林里闪烁着三条母狗的眼睛。汉子在中到站下了，缆车一下子轻盈了。老志愿者大叔之前就认识他，悄悄侧过头对我们说，他脾气有点怪。有时候他嫌游客拖沓他的下班时间，被问到“洗马潭怎么走”时，就会不耐烦地说“就是个破水潭子没什么好看的”，边说边把人撵上缆车下山。听到这种孩子气的举动，我忍不住笑了。当然，孩子气的不只这一个。如果被问路的人是大叔，他一定会在洗马潭路线的解说之后加一句“很漂亮的”。这里的“漂”、“亮”尾音拖得很长，把音节拆成悠扬上扬的氢气球，马上离地飞到半空中。非常夸张而真诚的咏叹调。
自然保护中心所在的平台，在一片坝子中间。平台旁的溪谷里立着一棵冷杉的尸身，树枝的残骸执拗地往一边偏斜，像一面凝固在山风中的旗帜。一百年前，1920 年洛克到苍山的时候，这棵树还活着。我在展板上看到了它的遗容，黑白照片上，穿工装连体裤的洛克站在它旁边，拄着登山杖。平台的围栏外面是苍山更深处，用稀疏的铁丝网隔住，游客止步。“当然如果你一定想去，那就把志愿者牌拿下来，装作是误入歧途的游客。”大叔这样狡黠地对我们说。我见过有三个穿防风服、驻登山杖的人，从栏杆外面回来。他们是从更远的玉带路直接徒步到这里的，大约要走十几公里。看到他们的时候，居然产生了看到鲁滨逊归来的奇妙感觉。他们一人要了一杯美式咖啡，以及糖包，说本来从来不吃糖的，现在要补充一点能量。
我肯定要翻出围栏去看看的。虽然我知道我不会走很远，但就想这样小小地叛逆逾矩一下，我也很想摸一摸草叶的质地。所以就挑了一天游客很少的下午，藏好了志愿者证，从护栏的空隙挤出去，低头探身越过铁丝网，用双脚第一次踩在了苍山的石头上。溪水在草叶的茎杆间隐秘地匍匐穿行，黄色的小粉蝶不时像鳞片一样翻飞闪现。石头上攀附着红色藻类，这是高海拔地区的特有苔藓植物。这些植物只能刚刚把人的脚面覆住，却藏着奇异缤纷的小世界。我想走到最近的一棵冷杉那里，后来发现并不容易，就原路折返了。
曾经坐在自然中心的大落地窗面前，观察过眼前的峭壁很多次。山的纹理是粗糙苍劲的狂涂，从各种凶险弯折处生长出黑绿的植物，硬括的石头表面与柔韧的植物枝叶交织。如果让傅抱石来画，他一定会得心应手。有一天我用马克笔乱涂了一幅，终究拿不出手，因为我没有找到适合表现这座山的材料与质地。
我们没有看到小熊猫和锦鸡，但却看到了很多鸟。星鸦的颈部缀满银河一样的斑点，通常夫唱妇随一起行动，站在冷杉的树冠部分。它们的叫声不像一般的鸦科鸟类一样沙哑低沉，稚嫩、尾音收敛，乍听上去像猫叫。黑冠山雀群体行动，敏捷轻快，看不清动作，只感觉到一团小鸟扎入冷杉的叶子间窜跳。暗胸朱雀的羽毛颜色喜庆且端庄，它们不怕人，经常在栈道上巡逻，找找游客留下的饼干屑吃。
“大理人”
于此又想到许多和大理有关的同龄人，可能是与这一次的经历直接相关的，也可能是想起大理就连带想起来的。
一个是同校的白族男生。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只是曾经听过他的一些事。他在B大念物理系，但是真正想学的是哲学，做逻辑学的学术研究。迫于现实经济压力，急于养家，其实他最好的出路是成为中学物理老师，但是他依然在准备考哲学研究生。忘记了是哪一个契机，我听人转述了他的窘迫，转述者加了一句“所以，钱其实比梦想重要”，那时我心里突然升起遮天避日的遗憾与绝望，鲁迅的一句话幽幽浮现：“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不知道他现在如何，是妥协了还是继续硬磕。他的家在古城东边的村子里，养了一条狗。
还有一个是与我一起做志愿的女孩子，低我一级，在上海念建筑系。她是大理喜洲人，热情、透明，对天光和云影充满盛赞。她的眼睛是琥珀色，阳光直射的时候，就像洱海近滩的砂石和水影在跳动。我们在空闲时一起写生（她比我画得好很多）。在苍山的 3900 米界碑前面，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佘山只有 90 米，可是在上海很稀奇。我们一起大笑了很久。我对她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学校附近的路都是以云南的地名命名的，她说是呀，然后我们一起数：东川路、剑川路、江川路。她说，看来在上海人眼里，闵行郊区的位置和云南在中国版图上一样偏远了。分别的时候，我们许下约定，如果到对方城市要一起吃饭。不知道这种承诺能不能实现，只是在异乡的浮游里，又多了一个锚点，以及微弱牵系的联结。不过我真的想去她的学校看看，我曾经往那个陌生的地址附近写了很多张明信片。
最后一个想提到的女孩子是来接替我们的下一批志愿者，我和她只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做自我介绍时，她在自己的大名之后加上了“自然名：藏狐”。我猜测是因为长相的相似，瞬间也被她的幽默笑倒。这个女孩子的专业是兽医，谈起中国的动物园，她可以滔滔不绝一晚上。她讲养在宿舍三年的绿萝，校园里的各种物种，教我怎么才能找到给仓鼠看病的宠物诊所。和她谈天的那晚，我觉得一切松弛且快乐，看世界的目光都变得明丽了。埋首书堆的忧虑和悲切暂时都被丢走。学人文的人，容易被知识和理论异化，有时候，对世界、人生解谜的钥匙反而在挂在简单坦率的人身上。
说起这些同龄人，首先是有关“故乡”的困惑。如果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回去故乡”还是“离开故乡”，那么十年、二十年以后，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是更为残酷的“你还有故乡吗”。在他乡求学工作的日子，已经长过在故乡成长的日子，那么“他者”与“自我”又该如何区别呢。这个问题在语言上凸显。大一时我去办公室拜访现代汉语专业的教授，带着初入大学的忸怩。我说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前后鼻音不分要改改，他极为认真地告诉我，没有好与不好，这是方言多样性的体现。如今，四年大学过后，我变为没有语言故乡的人：当我说普通话的时候，没有人能听出我从哪里来，甚至南方或北方都很难判别。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大规模组建家庭之后，如果配偶双方并不来自同一地域，定居在第三个地域，那么该教他们的孩子谁的方言呢，又或是定居地的方言？他们的后代的语言选择只有一条路，就是标准普通话。语言的多样性被抹为均质，就像我丢失了白族话一样，也许我们的下一代就会把西南官话也完全丢掉。
其次是关于荷尔德林说的“诗意地栖居”的困惑。不仅是生活环境中自然物，山、湖、树、海的消失，在城市水泥硬质地面上，完全生长不出中国古典的诗意。还有人心灵的诗意无法抵达。单纯粗朴的心地，置于高度不确定、流动的现代城市文明中大概是不能适应的。这里又关联到被启蒙者的异化，就是沈从文一直诟病的，汉文化/儒家文化用理性、知识、教条编织的罗网，少数民族的坦荡、天真和野性被磨平。
写于 2020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