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回顾与反思（下）

四、对现代性的学习过程

（一）清末民初学者对现代文明的误解

严复等人对启蒙思想的引进在理解上偏理念，过于书本化了，不了解社会现实的机制。他们以富强为问题而求自由之路径，找偏了方向。自由对富强有用是在西方曾经的情景中才成立。在欧洲，从12世纪以来，用了五六百年时间打下了工商业的社会基础。那时，就差王权、封建贵族与宗教的外在阻碍了。所以他们要在国内重新组织个人，赋予自由，以改变专制与王权。

但我们不同，我们没有几百年时间去打牢工商业基础和新阶级的培养。我们是面对列强，在生死存亡的几十年时间内要重新整顿国家之力。是要改变国内的落后皇权，同时需要快速而有效地进行工业化（商业倒不是当时最重要的了），所以集中的控制就必不可少。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俄国，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后发的、快速现代化的国家都使用了集中权威的制度来高效组织国家、实现现代化。当然，自由还是需要，自由给予百姓，威权给与国家。尽量不矛盾。

因为找错答案所以现代性思想启蒙在中国至今并不成功，后来就转向了更威权的社会主义。今天，为了寻求更好的人类文明，中国需重新理解现代性的价值观之真正意义与现实需要。

那一代人停留于书本和范例，也因为历史时期的局限，以为文明程度与自由正相关。但今天，我们看到西方很多问题，如，何以美国最自由却内部族群分裂又民众智识一般呢？文明一部分是靠自由，一部分是靠教育与公正而充分的公共服务。

严复等清末启蒙者仅看到当时的中国与欧美，未重视历代中国的政治与价值观，也未看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和近代化历史。所以将欧洲的宗教与文化、政治视为和谐的彼此依存的一体，不知其文化要素之间可能是有内在矛盾的。可能是尚未斗争完毕的暂时组合。如基督教对个人自由、资本主义有批评；如信仰与个人理性的分离等等，后文会一一提到。因而初代的中国启蒙者过于迷信现代文明作为解药的全真全善，其思想并不可全信。在当下须重新理解中外历史，尤其是思想史。

（二）中国威权道路的原因

1、因应西方

首先，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国与国竞争、亡国灭种的问题。不是个人、国内集团之间的问题。所以，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是当时的总目标。严复和梁启超为何最初将英国式的自由当做救国的药？梁启超和严复岁数相差19年，都先拜入英国自由主义，但都重民族集体性和国家富强，学英国也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个人自由。过程上说，是人生经历中学了英国案例。从思想机理上说，自由则人的行为可自决，则人的创新性、主动积极性、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能发挥。简言之，自由是为了发挥国家最小单位的力量。也能让社会更安定和舒适。虽是从国家角度的解释，但与社群、个人利益也是一致的。这个说理，听上去很通顺，也符合模范生英国的逻辑。

但西方的侵略给中国的理解就是弱肉强食。国际竞争、民族存亡危机让严复产生了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梁启超的社达主义也很深。这说明中国在因应西方压力而选择新的合适的世界观。

梁启超1899年《论强权》也有弱肉强食的思想，其说主要取自日本人加藤弘之的强权主义。《天演论》1898出版，梁启超似乎也可能受之影响。但更可能是当时知识分子感中外国际竞争之伦理，均有弱肉强食的感受。

西方所谓启蒙主义是给予个人、资产阶级武器去对抗封建贵族与王权、教权，所以教自由民主。中国的启蒙是对抗列强，故首重国家主义，其次才是自由与资本。

一战以后，随着欧洲文明模范形象的崩溃，又发现专制中国的国民还不适合民主共和，于是严复、梁启超都想转投开明专制。但严复更重地方自治，更偏自由。梁启超则倾向于德国式的强权道路。他更以中国人的群体自由、民族独立为目标，并不重个体自由。大学者如此认为，中国日后选择威权模式良有以也。

2、因应国内民情

梁启超为德国国家主义所吸引，为德国的现代化成功案例所吸引。他考察旧金山唐人街后认为中国人小团体浓厚而民族集体精神缺乏，其政治能力与公共生活习惯只适合开明专制，民主制会使其退回部民生活、各行其是，不能统一为团结的国家。

梁启超所谓培养国民性，如权利、义务、自治、合群，都是为了整合国家力量，为了民族的竞争。是国家民族主义。

（三）启蒙者的国民性培育设想

1、梁启超强调国家精神

梁启超初期主要关注中国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关注内部重塑和转型。所以，他强调中国只有天下、部族、家族和个人概念，没有国家概念。另外，我觉得也没有社会群体概念。因此要强调国家精神、凝聚力。他认为国家有几层意思：相对个体有国家意识；相对朝廷政府能知道国家与之不同，是长期稳定的实体；相对外族知道我们国家是一个大民族；相对其他国家知道我们是一个集体，是国与国关系。中国人把中国、华夏文明体系当作天下，反而没有了国家概念，因而要树立国家理念。要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要突出国性（国语、国俗、国教），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国家文明。同时，要学习西方的公共精神、公德，要有群体自治的能力，学会民主参政议政。

2、严复强调民众心智与现代社会的共同进步

如严复所言，“收大权”（治理效能提升）只是国力的标，本还在于国民的德智体（我认为还有心）。公德，人与人的团结互助，也是中国传统缺的。公德弱，所以无法形成国家合力。

国民性与国家制度相关联。德智体心都是与社会结构适应的，即社会学所谓的惯习、结构化的思维。改变结构与改变结构化思维应该是要同步进行的，否则结构无法被那些不合适的人维持。

以国强为目的的国民改造也进入了新中国，但更多倾向于集体主义，如雷锋与邓稼先人格，讲奉献。那时，国民性相应的结构不是自由主义结构，而是威权国家主义结构。

3、国民性改造的当前状况理解

国家意识形态、制度在教训引导国民的心智德力的变化。单位制度即其一。市场经济在改开后是改造人的主要力量，义务教育也是。

然而，当前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只是一个过渡结构。当前需面向未来的更好结构，在现实背景重新理解良好人格的价值观，是个人自由主义吗？还是儒家伦理的人道主义？我觉得应该要更偏向集体责任的自由主义。

（四）梁启超的现代性反思

在一战之后，梁启超反思了现代性的一些内容，如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物质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他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挟持现在之利己心，而谬托于进化论者，实进化论之罪人也。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在日本和中国实在是被误会，甚至被有意地误用，以达到对抗西方列强并实现国家自强的理论支持作用。他纠正进化论，认为是互助、道德在帮助群体和社会进化。他也回归了儒家传统来纠正科学主义、物质主义以及民族帝国主义。

梁启超同时反对物质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抢面包吃，为了物质关系上的平等，不顾及人的心灵、道德。所以回归儒家思想，将个人心灵道德与人类共同发展结合，因小通大，由己及人。通心与物。学习孔子的尽性赞化，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以及庄子的天人合一。

我认为，个人心灵是一切道德与精神发展的原点。个人只有懂得了自己的心灵，并发现他人心灵与自己并无差别，且为同一大心灵的部分，则会产生人类应共同发展、和谐互助的思想，于是会思考人与人如何相处成为舒展舒适而积极的社会群体，又如何政治才是最适合人类自由发展的政治。在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去理解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理解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局限。理解价值观、心灵目的并非科学决定，社会发展也并非物质目的、物质决定。梁启超认为未来更好的普世性文明，需要中国贡献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中西文化经化合反应会更加优秀。

一战以后，梁启超开始反思欧洲现代文明。尤其是国家之间竞争恶劣、战争频繁。国家主义的弊端显现，无利于人类整体。因此开始更多赞同世界主义，回到谭嗣同的世界主义和传统天下观。认为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也应该遵循一定的法则。爱国不能偏狭，也要知道人类整体和世界各国的尊严。人和国家都应该贡献于人类全体。所以，国家之间应该建立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反对强权即公理。要以德服人、民族自治，实行王道。建立互相尊重、文化沟通、互利的国际关系。因时因地因人而处置互谅共认的国际关系。建立新天下体系。所以，我觉得民族国家不一定是人的最好组织形式，人的组织形式应应时而定。 原则是保证更多人的长期利益且不损害其他人。

中国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就有助于新的国际关系。中国若成为大国，应该将之贡献于世界。

五、现代性思想的本土化

现代化是本土社会的现代化道路，要与本土思想传统有融合。

（一）严复与梁启超的统合新故、以中化西之思想脉络

严复言：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推崇恕与絜矩之道，以之为基础来扩展现代文明的个人自由。恕，《大学》中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大学》又提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严复认为学儒家应去礼教宗法而留君子之道，即人格人道之学。人道为人世公理，只是各族各有侧重表述。故儒家人道之学为中国特色又为世界共理，为永恒之道德。如忠孝节爱信。梁启超将儒学分为生命哲学、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可以否定儒家的政治哲学，但应崇尚道德哲学。我以为生命哲学（性、天道、心）也颇佳。

梁启超认为儒家可为社会道德基础。中国儒学私德体系完善，公德概念缺失。但私德为公德之本，较易发展出公德概念。公德私德均为人与已的良好行为、关系模式，目的均在于利群。道德是的良心，伦理是具体的外形，可称之为价值与规范。如伴侣之爱是道德，一夫一妻多妾是伦理。

道德价值具有普世性。现代性价值观也是道德价值。私德更近于道德本原，为永恒的人性宝藏。所以，儒家的私德体系应该可以作为普世的价值体系基础。

（二）天道思想对现代文明的修正

对个人意志、世界本源、道德三者关系的问题，我提出天道思想的答案。天人合一之道思想，在马克思的物质为世界本源之前又设置了一个精神本源。最高的精神生成了产生物质的那个东西（或许是奇点？），并且认为精神本源决定了物质中蕴含的规律，进而随着物质的变化逐步衍生各种其他规律。万物最终都属于这个最高的精神，任何时候的任何事物，都是最高精神的演化。这个最高精神就是道。是本源，也是方式、路径，也是我们的目标。上天形成了万物万事，以及人。人的理性当然也是天造的，但不是智能设计，而是长期演化人可运用理性去任意改造世界、建设社会规则。但只有符合人道、天道的才会继续、长期发展，否则终将被淘汰、自毁。

所以物、人之理性为上天直接推动演化，但社会由人造且由上天选定。上天的选定也不是额外一个智能生物的作干预，而是以万物万事万人为代表（因为规律或者精神已经与物质同体了，当天道造物时已经赋予物质以精神/规律了）。

六、现代性在人类文明进步框架内的重新定位和反思

（一）现代文明的整体定位

现代文明，是以人类自身完善为目的的文明。社会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和促进人的提升。因而制度设计都以人能自主自立自律自知为人性假设，通过实践，让人适应和认同这样的人性假设，去逐浙实现。但同时，为了保证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也要有足够的引导和权威治理，包括法治和精英权力。保证对人民自主自律的训练会顺利进行。毕竟，不能说当前的人民一定可以完全凭自由而得到最好的生活。

1、西方只是现代文明的其中一个案例

西方也只是人类探索自身文明的一个案例和一段进展，人类还需要继续探索。因此，西方十八九世纪的启蒙经典也只是一个基础，20世纪和21世纪有新的问题，在继续进步。

之所以英国凭自由而富强，是因为本来社会已有多元结构，各群体、个人可凭自由而作出利已精明的行动，增长财富。政治也己有多元的平衡，可做出审慎孚众的决策。对于一盘散沙，缺乏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且面临外敌的中国，自由难以致富强，政治参与者缺乏稳定可靠的群体支撑无法形成平衡之势。制度与社会结构基础、人的心智模式基础都有关。总言之历史背景与制度、社会基础不同。所以各国都是案例，有自身特殊性，不足以作普遍典范。

当时英国启蒙时代的经典是为了解决他们那时候的问题而给出的关于人性、人如何组成社会的哲学解释。目的是摆脱贵族与王权、教权，让人自由流动、企业自主赢利，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理论正当性。所有理论无非想说明个人不需要外在权力的规范，由个人理性和自利行为、正常的感通即可通过自然积累而成良好秩序。由此而否定了神权、君权的重要性，肯定了个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支持了商业文明。这些理论在当代可被总结为个人理性与自由是良好社会的充分条件。但我认为只是必要条件。比如它没办法解决共富問题（贫富差距），所以北欧后来发展出民主社会主义。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后文再述。

2、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应该典范化

根本问题，如前述，并非现代文明不可修正，并非伊斯兰不能进入修正后的现代文明，而是欧美开始进入了另一个类似于中世纪的唯一“信仰”的时代，伊斯兰又以历史惯性接受了那是基督徒的打包好了的、异端的文明，否定了现代文明与任何思想、文明一样，具有柔性、开放性、可调整性，是可以可本土化的。他们没有看到法国、德国、日本，甚至中国对现代文明的本土化的借鉴意义。

3、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制度并不完善

西方也并非全然是理想的自由民主制。苏格兰启蒙者基本解决私与公（个人与公权力）的矛盾。为现代文明的完善我们还要解决集体决策短期与长期、少部分人与多数人，情绪与理性的矛盾，利益与正义的矛盾，精英与大众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自由与秩序的矛盾。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制度的另一问题是它更多受资本控制。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性强。宗教有迷信成分（影响不大），民主政治有政论操弄与阵营分离等劣因，内乱、不平等、愚昧、战争也常有。总之，缺少良好的宗教引导，对资本的约束，对民众的教化。

其次，它也不能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它无法解决人性的生活（物欲与人性的偏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发展的意义。它撇开了信仰，纯粹的倚于商业的世俗文化。

其实，宗教是一个现代文明所必需的。宗教是科学之外解决价值观问题的。未知的事实可以留给科学，而人心留给宗教。只有当科学越加进步，假宗教才会退让，真宗教则反而更光亮。真宗教必是伦理宗教。伦理宗教指导生活与国家走向。

最后，当前我们的需要／问题还有国际的平等互尊（中美冲突、中东）、人与自然的和谐（极端气候）。

我们必须因应自身时代需要而出更新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没有典范，没有终点。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今后的文明重新起名，另起一个新阶段。

想那么远，回到当前：摆脱权力的过度干预与拘束，以实现人的自由（免于外制的自由），还是当下中国的需要。

4、自由的本意探究

我依然以为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自由是人在群体中的无拘牵的生活与发展。但不受拘牵于何物？或是官僚贵族，或是他人，或是自然灾难，或是他国，或是不当的思想，因而有了政治自由，社会与法律的自由，人对自然的自由，心灵自由等。

人在独处的天然状态下虽无同类相害、集体权力之害，却有自然灾害与困难，并不得舒适与发展，也不是完全自由。若群居而无政府，则个人能力不足，个人自治反而不得安全舒适，且有同类相侵。故必须依靠集体的政府。但集体治理不当、专权滥用又可能有害于个体。故而自由之根义为人之不受拘牵地不断发展、实现自我能力与美好之极。具体意义一为避免自然与同类的相侵，二为避免集体权力的滥用。政治中多指第二具体义。

此外，须认识到人在群体关系中，不能将人视为纯粹个体。人的自由也是群体的自由。为群体的自由人可以自愿奉献但不应强迫牺牲。所谓群体，是人天然的、道德的归属，不是强迫的、抽象的归属。这时群体正是个体自我扩大后的大我，在个体想法中也是他自己有意义的部分，比如他的文化、他的族人、亲朋、所爱。

一般而言，个人与群体的权界也确因族群的生存需要而定，并非长久不变。外敌多则集体强，个体自由少。环境决定道德伦理，进而定群己权界。

至于现代，分工日繁，事务日多，又更需专门机构的管理，其中较多委于政府。当然，我们希望集体事务也可更多由公民自治的方式开展。

社会事务时常发展、各国文化与历史不同，个人集体的权界也因而移动，自由的具体项目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会有不同。

故而，文明的自由与约束并存。无法治则无自由，因人与人之不相侵则怀有明确界线，其规定与维护即需法治，乃人人共尊之法，人人可参与之治。此时规定人之权利与不得行之义务也细，而自由也得保障。原始的自由只是没有规定权利必被他人占有，但大家可以随时用强力去临时地侵害他人，是一种随大家自己即事而行的自然状态。所以自由的保障必需道德与法治。

旧社会的中国人是自由权利受当权者侵占而不自知，依然觉得很自由。因为他没有自由意识，也不向外向上发展，触碰不到天花板。习惯于伏低而行。

5、对西方理性和心灵归属理论的批判

法治精神我认为归功于罗马、基督教，但理性要归功于希腊。而基督教与理性相悖，因而在理性张扬下，日渐消散。所谓理性与信仰分离，只是一个妥协的社会改革之路。最后总归理性胜利，信仰日消。但理性的界定，因为当时保守改革的原因，以及思想资源不够的原因，是工具理性。其导致的问题是，信仰消弱后，价值理性空虚，资本鼓吹的欲望暂居价值首座，信仰缺失。

资本势力的庞大，当代人越来越成为消费性物种，忽略了思想与检视自身生存状况的重要性。信仰似乎对麻木与物质刺激的人而言，变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

“思想的死亡也是虚无对发现代人的胜利。工具理性让终极关怀成为纯私人之事，在个人的小格子间里，不再有公共的互动，信仰还能稳定，长存与有力吗？

契约与法治本身来自信仰的力量，若信仰不再有力，人为何要守法呢？工具理性本身就在削弱法治。一旦不平等拉大，民怨沸腾，民主不再成为可信的解决渠道，则道德将无力保护稳定。

当信仰缺失，个人权利、自我之本质也将不在，人被重建为纯粹的经济动力最小单元：消费动物。

这是中世纪神学背景下的文艺复兴及之后，西方唯物主义，心物二分的恶果。我认为，社会、人的行为、对物质与技术的应用，都应统一于心性之学。

6、对民主制的理解

我觉得民主如无法治，当然是群氓暴政。所以民主应该被替换为国民参政的概念。第一，良好的国民参政不是完全的个体一个个集合起来的决策（即传统的民主理解），而是群体性决策（包括个体决策+集体商议+精英决策）。从而做到民主与精英的平衡。基层自治，往上代议制，精英决策大方向。第二，基于国家价值观和民俗的法治是民主的框架。

7、西方民族国家的非普世性

民族国家的成立是欧洲因应天主教专制而形成的反抗力量与方式。在其他国家不一定要如此。各被殖民地反抗西方侵略而学民族独立。多元斗争与元间分离、元元独立是西方的精神内核。

比如国家本身各属性维度程度大小是可变的，但当前西方文明下国家似为一刚性实体。天下体系中国家即是柔性的。

但其实亚洲国家不一定要民族单列独立，应更在公民框架内，和谐互助共成一国。但民族／族群应是一共同体，或多或少有一定联络自治力，自主选择（或因袭历史）与其他民族共成一国。

现代化不应以族为单位，而应以国为单位。国与族不必等同。

民族从血缘、文化的天然共同体，之后与国家政治制度结合，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民族有了“国家之人民”的政治意义。但我认为民族应保持其文化意义，减弱政治意义。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不一定要民族国家。梁启超也是以国民政治认同为民族主义根基，其实是国民主义而非民族主义。

但在战争和殖民地独立时，把政治认同与民族身份绑定显然是最有力的。

8、西方的缺陷：对外斗争

西方国家国内是自由道德的，所以严复很膜拜英伦的自由主义。但列强对欠发达国家是掠夺的，强盗式的，毫无道德的。所以严复认为国与国是弱肉强食。

西方平时温文，每遇到问题就容易暴走，用战争、斗争的方式去解决。一二战如此，当前美国对中国也是如此。中国平时压抑专制，但紧急时团结积极。这是民族性的差别。我们应学其自由，他们应学我们的和谐。

西方文明为何是对内文明与对外野蛮的混合体？因其对内文明也是由对内野蛮而多元斗争，最终争取而来，绝非天赋自由。所以西方文明的习惯方式是斗争中求互相平衡至于长期契约，即有了权利与义务，有了尊重、和平。

欧洲人自古以城市、堡聚为生活单位，互相斗争、在内团结，如同中国的村落家族之间。因此养成了内部自由民主，对外竞争而掠夺的习性，也决定了国际间关系的准则。列强以自己的国家定义去侵涉其他文明，划定势力范围，瓦解了中华宗藩体系。迫使中国接受了多个维度都他我分明的实质势力范围作为国家定义，这就是欧洲习惯的城市、堡聚的实体概念的扩展。从而国与国也如欧洲开始斗争。这种文化应该向儒家文明学习，以人类为文明的着眼点，治国平天下。

9、力量/财富与人性在社会形态进化中的作用

财富是力量的一种，财富让国家有力，战胜敌人，成为胜者。但社会永远是关于整体更强的人类组织形式。财富须以一种有机会参与分享的制度让大家都有。每个人都成为生产与分享财富的一部分，社会就成为一个互相联动的隆隆机器，力量可以从每个人身上传递给全社会，并让每个人得益。这样的社会凝聚力强，整体力量/财富强，能战胜其他社会。

社会制度必须基于共认共求的人心人性、信念信仰。财富的分享和利益正相关，只是制度本是虚妄的，只因大家都承认，才断维持。大家的认可，是因制度的底层是大家认可的人心信念。

当然，也可以有情绪、暴力、谎言、恶欲形成的统治与制度，但它总会破。因为人会回到正常，会受不了而退缩、逃离、消极。这都是个人可控的自由。那么恶欲暴力而压制人的制度就没有效率了，没有人，没有人的真心投入，财富会外桃，也就没有力量了。

所一个人、一群人可以只考虑力量，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变成人类的制度，必须对人性有尊重事并发展思想与理论。

所以社会形态的变化一方面要求新社会更有力量（财富的分享，苏联不分享财富，一时强盛，没有后劲），另一方面要求它符合并进一步实现人性的真善美（使人心不背离）。这要求国家强盛是力与德双目标共同进步。在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社会形态和道路的竞争中，胜出的一方必然是既能够用人性吸引人，又能够有财富分享的。

资本主义的理论虽然好，但目的还在于利润与财富。当人与资本起冲突时，资本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