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症为何如此顽固？
前段时间，由清华大学学生自主在“雨课堂”开设的《摸鱼学导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虽然该课程主要意在减轻压力，缓解压力，而非真正教导偷懒的技艺，但也唤起了人们对于摸鱼、拖延症的不少惨痛记忆。
习惯拖延的人往往无法沉心应对工作，会将大把时间耗费在和工作无关的琐事上，直到时限将至，方才手忙脚乱地开始应付。由于完成匆忙，拖延者的工作质量往往不尽如人意。同时，拖延症还会造成恐慌和自我挫败的情绪。人们感觉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欲克服拖延而不能。早在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就将它描述为“人类的普遍弱点之一”，“（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
这里，我们将探讨和拖延症相关的多个问题：为何拖延症如此顽固，以至于我们总是欲摆脱而不得？深为拖延症所苦的人们又想出了什么办法来应对它？此外，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谴责拖延症时，也有观点认为拖延症未必是一种恶习，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01
情绪、性格与媒介
为什么你总会拖延？
拖延意味着推迟某件本应当，或本可以更早完成的事项，且这种推迟常常是以行动者并不乐意的方式发生的。
《纽约客》曾有文章梳理了一部“拖延小史”：早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就记录到，虽然他“痛恨”自己当时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切切地”想改変今后的道路，但任何切实的改变都被推迟到了“明天”，而这又进一步让他感受到良心的折磨。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也深感自己的拖延症难以克服：“我十分自责，因为长期以来，许多必须要做的事都被我视而不见，每时每刻的无所事事都令我难以重新拾起它们。”
较早针对拖延症进行学术研究的是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他对此事的关注始于自己的拖延经验：他曾承诺帮助自己的朋友兼同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将一箱衣服从印度邮寄到美国。对于这项简单的任务，阿克洛夫却一拖再拖，直到八个月之后，方才就着另一名同事邮寄物品的机会将这箱衣服寄出。
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通常预设人们对成本和收益的感知具有一致性，但拖延症似乎构成了对经济理性的挑战。阿克洛夫表示，拖延的必要条件就在于——人们对当前行动所要付出的成本的感知比他们对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的感知更加强烈。但阿克洛夫仅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在他看来，拖延症的形成机制源于某种“经济学并不完全了解的认知结构”，对其做进一步的探讨需要引入心理学的资源。
时至今日，对拖延症形成机制的探讨仍未形成某种统一的解释。现有的主要思路大致可被划分为二，其中一种偏向“行动哲学”，旨在从自我的情绪、性格等方面探讨拖延症形成的原因；而另一种偏向“社会哲学”，旨在思考造成或加剧拖延症的社会因素。
沿着“行动哲学”的路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文章《糟糕的时间管理（Bad Timing）》考察了一系列可能造成拖延的情绪与性格因素：如（1）缺乏情绪动力、（2）完美主义和（3）“自欺”等。
“缺乏情绪”导致拖延症的一个例证是，如果一个学生不小心错过了和父母约好的给他们打电话的时间，他就很可能将这个错过的电话一拖再拖。这是因为如果他给父母打去电话，父母就很可能询问“为什么你没有按照约好的时间致电”，由此让他感到强烈的内疚。虽然一直不打电话也会酝酿内疚情绪，但只要避免前者的欲望比缓解后者的欲望强，他就会推迟打电话。
完美主义导致拖延症的情形在珍妮弗·香农的《跳出猴子思维》一书中得到了细致地刻画，作者描述了完美主义导致的对失误的恐惧是如何引诱她从写作的过程中分心：
“双手伸向键盘的刹那，我的心跳开始加速，胃也紧绷起来。我不确定该怎样把自己想说的内容表达出来，我对自己嘟囔道，一个真正的作家，总归要知道怎样表达想法才对。看着停在键盘上空的双手，我觉得该去锉一锉指甲了。万一我的论点还立不住怎么办？万一我阐发的那些概念并不适合写作成书怎么办？万一那些概念非但不适合写到书里，而且根本就是错的，怎么办？……万一这本书不够好，我就会令编辑、读者、朋友和家人失望。我会令所有人失望的！”
而“自欺”则是指：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感到不确定，那么在面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时，他就可能拖延到最后才开始行动。这样一来，如果他仍然表现出色，那么这就给了他认为自己能力非凡的理由；而如果做得不好，则可以将自己的表现不佳归咎于时间紧迫，而不是缺乏能力。
除了缺乏情绪动力、完美主义和“自欺”等由性格和情绪产生拖延症的内部性原因，外在的社会性因素也会造成拖延症。这些外部因素与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说的“同质化的暴力”有关——在浏览网站时，人们不断获得自己乐见的信息，进而陷入“呆视”的状态：“无时间限制地消费视频和电影。人们持续不断地为消费者提供完全符合他们欣赏品位的、讨他们喜欢的电影和连续剧。消费者像牲畜一样，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完全相同的东西。”
而认真地从事工作，尤其是创造性的工作，往往需要韩炳哲所说的“深度无聊”，以持久、专注和从容的态度而非不断被刺激的状态来从事。因此。恰如马克·金维尔在《解剖无聊》中所说的：“拖延症和上瘾其实是同源的心理状态。意义从情境中流失，为浩瀚的真实所掩盖。我们缩成了一个小点，日常的思考都被尽数抹去。”
因此，“同质化”的暴力天然就容易消磨人们沉心工作的能力。当人们点开网络链接，就像是一头栽进了兔子洞，很可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网页间转来转去，从一个链接点到另一个链接，而手头的工作自然也就因此一拖再拖。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拖延症的因素十分多样，既有内在的情绪和性格因素，也涉及到外部的媒介，正因这些因素对人的影响往往普遍而深远，因此，拖延症才常常令人欲摆脱而不得。同时，这些因素共同对人的理性和自控能力提出了挑战，它们所造成的拖延表明，从观念世界的“想法”到见之于现实的“行动”往往并非是自然而然、一帆风顺的。
02
控制与利用
如何与拖延症共舞？
恰如受困于拖延症的奥古斯丁最终还是踏向了人生的新方向，自古以来，人们在苦于拖延症的同时也找到了不少克服拖延症的策略。尽管造成拖延的因素十分多样，但在“如何控制拖延症”这一问题上，人们得出的答案却较为统一——大家不约而同地试图从“意志”上做文章。所谓意志，即是一种促使想法见之于行动的心理机制。而目前绝大多数试图通过控制意志来减轻拖延症的努力都可以被纳入两种主要的模式：“间接”模式和“直接”模式。
所谓“间接”模式，即是通过控制和拖延症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以增大拖延成本或提高按时工作带来的收益，使得人们更有可能偏好不拖延的选项。如此一来，即便没有强大的意志，人们也会在外部成本-收益的诱导下摆脱拖延症。
例如，许多人习惯于制定每日任务清单，事无巨细地列出每天的待办事项。这样一来，每做完一件事，他就可以在任务清单上将其划除，并由此获得轻松感和成就感——看着一件件被划掉的事项，感觉自己剩下的工作越来越少，工作效率非常出色。因此，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每按时完成一件事（无论大小）都能从中获得积极的心理反馈，感觉自己是一个效率出色的行动派。
然而，在部分学者看来，就算“间接”方法确实有效，它也过于依赖外在于意志的成本-收益的诱导，反而忽略了意志本身的作用。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ark White就引用哲学家理查德·霍尔顿和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的观点，认为意志力好比作肌肉，其力量“用进废退”；同时，每次动用意志力约束自己也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因此，Mark White认为，过于倚重外在于意志的工具，会导致意志因无法得到“锻炼”而“萎缩”，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多人尽管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防拖延手段，却依然无法获得理想的成效。
这种观点指向了“直接”模式：通过锻炼意志力来克服拖延症。一些研究就表明，如果能在一些小事上持续保持自控，整体的意志力也会得到提高，比如每天按时记录支出情况，在晚间定时写每日总结。在不依赖外部诱导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哪怕很小的事，意志力也会得到增强，并在面对其他任务时也能发挥作用。
除却以“间接”或“直接”的手段控制拖延症，还有一些学者建议人们与拖延症和解，认为利用拖延症甚至可能达成高效工作的目的。约翰·佩里的“结构性拖延”即是在这一方向上做出的尝试。佩里表示：
“每位拖延人士，都会把必须要做的事情往后拖。结构化拖延法则正是一门关于如何利用这一消极特征、让它为你服务的艺术……爱拖延的家伙们极少什么都不做，他们的确会做些略微有用的事，比如做做园艺啦，削削铅笔啦，画个重新整理文档的简图以便自己有空时去收拾啦什么的。为何拖延者们愿意做这些呢？因为做了这些，就可以不去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拖延人士完全可以积极有效地处理一些有难度、时效性强的重要任务，只要他们可以借此逃避去做更重要的事。”
因此，结构性拖延的思路就是，将一些看似重要，但实际没有明确截止期限，也不一定非做不可的事情放在最高的优先级。如此便使得拖延人士在拖延它们的同时反而高效地完成了许多其他的工作，因为这些其他的工作变成了拖延“最高优先级”的“手段”和“借口”。
03
恶习 or 本真性理想
拖延症的双重面向
不难发现，无论成功与否，大多数人都对摆脱拖延症孜孜以求。在试图戒断拖延症时，人们似乎已经预设了拖延症是一种“恶习”。这样的看法相当符合直觉，同时也能得到规范伦理学的支持。查尔斯顿大学的教授Jennifer Baker就曾试图从美德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说明为什么拖延症可以被视为一种恶习。
从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伦理学角度来看，美德是一系列性格特征：富于美德的人倾向于以特定的方式组织欲望、进行沉思，并展开行动。美德与幸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美德是人类为了幸福、繁荣或生活良好所需要的性格特征，同时美德自身也是构成美好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非单纯工具性的手段。为了达致美好生活，美德需要涉及“实践智慧”，也就是正确的知识和良好的理解力，帮助人们选择何为有价值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同时，富有美德的人，其内心状态是平静而无冲突的，它们会毫不费力地做正确的事，而不受到内在阻力的干扰。
很明显，拖延症与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背道而驰。首先，拖延症在某些时候涉及错误的信念和理解力，这一特征在因“自欺”导致的拖延症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自欺”的拖延者对自己的工作能力缺乏正确信念；其次，拖延者的内心往往焦虑不安，他们深受内在阻力的困扰，难以做成应当去做的事；最后，拖延者的行动有悖于他们所设想的“美好生活”的愿景，在这样的愿景中，他们本该从容有序地完成工作。由此，拖延与美德相对，构成了所谓的“恶习”。
将拖延症视为恶习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拖延症构成了行动者将其想法付诸实现的阻力。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拖延往往是行动者想法的一部分。他们明知一项工作必须按时完成，但仍有意将着手处理的时间推到临近截止。在这种情况下，拖延往往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呈现出与“恶习”这种消极意义完全相反的积极面向。
约翰·佩里就表示，有意的拖延往往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受他人控制。例如，当他的太太在他写作哲学论文时要求他核查信用卡账单时，他往往“故意拖着，不看账单，耗的时间比平时还长”。在《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也将“行动拖沓”纳入到“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中，面对索取超量劳动、食物、税收的强势一方，拖沓等行为构成了“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
把拖延症作为“弱者的武器”，作为一种策略来对抗（自认为）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种方式经常出现在工作情境中。面对领导下派的任务，员工们很可能首先以“摸鱼”的态度应对，先来一套“带薪如厕”“工位看剧”的组合拳，直到临近截止日期，再草草将工作应付一番了事。笔者接触过的一名设计师就曾如此应对实习期间的工作。据她介绍，之所以如此拖延，是因为一旦她提前完成任务，公司马上会将新的任务交给她，并对她产生更高的效率预期，在未来给她布置更多任务。面对这种“索取超量劳动”的“强势一方”，拖延反而成为了正常而理智的选择。
特定情境下的拖延症，可以在家庭生活中彰显自己不受他人控制的状态，也可以在工作中帮助自己应对不合理的工作安排。为什么人人厌恶的拖延，有时还能创造积极性的意义呢？
伦理学上有一个“本真性”概念。在上述情况下，拖延症就与“本真性”的伦理理想有关。“本真性”要求人们“对自己真实”，面对纷繁复杂的来自外部的期许，“本真性”的理想期待主体在自我之内找到赖以生活的规范性原则，以自己认为值得的方式，而非他人所预设的程式，过自己的生活。
去年年底在国内上映的动画电影《心灵奇旅》对“本真性”概念做了生动的诠释。在电影中，每个灵魂都要找到一枚属于自己的“火花”，方能成为真正的生命，进入到生活之中。“火花”是独一无二的，有的灵魂尝试了各种工作，接受了各种名人的教导，却在漫步街头的过程中看着落叶拥有了自己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火花”就是“本真性”理想的隐喻——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让自己赖以生活的理由和规范，哪怕这一规范和周遭形形色色看似美好的事物格格不入。
“拖延症最常见的原因是有太多事情要做，因此没有任何一个方面值得做。”正如马克·金维尔所说，“在这种无所作为的相当滑稽的形式之下，是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否有任何事情值得去做。” 从这个意义上说，拖延症在某些时候充当了“本真性”理想的指示剂，它暗示人们某些正在进行的工作实际上对主体没有任何意义。
为拖延症正名还不够，更有甚者还“歌颂”起了很多人眼中的坏毛病。《大西洋月刊》曾经刊登一篇名为《拖延颂》的短文，作者James Parker认为，拖延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冲动，也是一种富于层次和趣味的生命体验。他将拖延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无所事事；第二个阶段，人们从事无关任务的“琐事”；第三个阶段，人们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已被拖到迫在眉睫的“正事”。
在他看来，三个阶段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独特且丰富的意蕴。第一阶段是一场对成人世界的反叛、从责任和不自由中解脱出来；在第二阶段，人们在从事无关工作之事时反而变得格外专注和沉浸；在第三阶段，紧迫的时限逼出了最大限度的效率、潜力和创造力。
由此，James Parker将拖延症称为“存在的喧腾”，而拖延者则好似出演《时空战警》的马克斯·冯·叙多夫，游刃有余地进行着一场和时间博弈的游戏。
在《拖延颂》的结尾，James Parker说，拖延症就好比站在生活的洪流中，感受时间之流的冲撞。的确，这种冲撞有时揭示出生活的无意义，倒逼人们按照本真性的理想去生活；有时则揭示出人们在情绪和性格上的弱点，令人感受欲摆脱拖延症而不能的无奈。无论《拖延颂》这一标题是否恰当，也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和对待拖延症，至少James Parker准确地描述了一点，那就是与拖延症共舞是人们“根本性的生存状态”，是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原文标题：《“拖延”的哲学：有太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一件事值得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