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口安吾的诸面相（一）

一、渎神者

南朝王琰《冥祥记》有一则报应故事《尼智通》，大意说，刘宋的时候，有个叫智通的尼姑，年少美貌，后来因师父身死而还俗嫁人，生有一男，却是家中贫穷，幼子无衣可穿。无奈之下，智通将以前出家时得来的绢本经书洗净，给男孩做了衣服。一年后，智通得病，肌体坏烂，痛苦而死。她在死前十多天听到天上传来的说话声：“你毁坏经书做衣裳，这是报应。”

乍看来，这则故事与古往今来的宗教报应故事并无不同，无法是主张亵渎神灵，必遭报应，但仔细想来，这样的故事却存在深刻的悖谬：佛教讲慈悲为怀，萨埵太子尚且舍身饲虎，用经书为给一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做衣服，岂不是好生之德？佛教说色即是空，于不立文字的悟道而言，经书不过是渡水之筏，对它亦不该抱有执念。尽管轮回报应是佛教的教义，但一当它否定了人本身的价值，就会脱离本义，变成邪说。这种邪说并非宗教独有的衍生物，在鲁迅的笔下，它是写满“吃人”的封建礼教，而在坂口安吾那里，它是天皇制和武士道。

安吾对皇制和武士道的批判始于他对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观察。在《堕落论》的开篇，安吾对比了战时战后的两重天地：曾经“捐躯终不悔”的特攻队员变成了倒卖军资的黑市商人，曾经壮心满怀地送丈夫参军的战争寡妇心里又住进了新的面孔。而《续堕落论》的开篇则引述他人的观点说，战败以后，“国民的道义颓废日甚一日”。就那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战时“理想国”而言，战后的日本看起来确乎礼乐崩坏。然而安吾并不认为国民应该回归战时的“健全道义”，相反，他认为这样的“堕落”才是人间历史的开端。

“人”和“人间”是安吾的两篇“堕落论”的根本立场。这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1946年4月和12月，而在同年1月，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宣告天皇不是“神”而是人，日本便也随之不再是“神国”，但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却依然有人鼓吹“皇室尊严”，在此背景下，安吾立足于“人”“人间”的立场强调堕落，即是发表了他自己的渎神宣言，他是个渎神者。

在两篇“堕落论”中，安吾持续对天皇制进行了解构。追溯天皇历史，7世纪以来，日本皇室就逐渐被藤原家族把持，到了12世纪，幕府接着架空了天皇的权力，1867年的明治维新虽然实现了对天皇的“大政奉还”，但军人势力不久再次掌控了实权。由此，安吾指出“真正的天皇尊严从未存在过”，他讽刺了那种藉由在靖国神社门前鞠躬行礼去感知自己存在的愚行。

愚行归愚行，但参与者未必不知道其行礼叩拜对象是个空洞的偶像，而明知如此却还要叩拜，则是因为参与者能从中感受到价值。（这就好比当代人坚信能从无空洞无物的“仪式感”中获得精神满足。）在安吾看来，日本历代权臣、将军对空无实权的天皇顶礼膜拜，也只是一种权谋。

纵观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例不算罕见，但空无实权的君主在两国的遭际却并不相同，相比于屡经易姓改号的中国皇统，日本天皇却保持了（自称的）“万世一系”。就此意义而言，维持一个单一的天皇体系自是出于独特的政治需要。安吾写道：

对藤原氏和幕府将军来说，天皇制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握住最高的主权？这是因为他们深知，比起自己亲握主权，天皇制更能为他们提供便利；比起他们亲自向天下发号施令，反倒是迫使天皇施放号令，然后自己摆出一副率先服从号令的样子，更能让命令上行下效。（《续堕落论》）

安吾就此道出了日本历代掌权者高妙的权谋术数：以自己的名义发号施令，往往难以服众，然而捧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以神的名义遂行自己的意志，则不会留下非议的余地（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而为了维持这一套天皇制，幕府时代以来的掌权者们又制定出了一套武士道，通过一系列规矩来强调武士阶层的忠勇。而在安吾看来，武士道与天皇制同样是虚伪的发明，只不过武术道的虚伪性呈现在另外一个向度。

天皇制是一种实现欲望的机制，而武士道则是一种禁锢欲望的机制。“武士道是针对人性和本能的禁令条目”，它将人本能的欲望视为人性的弱点，以种种苛严的规矩来“克服”之。文明的社会固然要求抑制无节制的私欲，因而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看上去确实是社会之必需。然而正如开头引用的尼智通故事，任何教义，一旦脱离了人的价值，就会变成邪说。当军人政治家们像要求军人“忠臣不仕二君”一样要求战争寡妇“节妇不从二夫”，禁止她们自由恋爱，为保“名节”而要求他人无谓地牺牲性命时，武士道就成了邪教。安吾在此引用了幕府处死赤穗浪士的事例。

此处略微交待事件的经过。

元禄十四年(1701)三月，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主持接待东山天皇从京都派来的敕使。浅野并不熟悉幕府的仪典，于是他找到深谙朝廷礼仪的吉良上野介来辅助他。结果，一向看不起浅野的吉良一路作梗，让浅野在敕使面前丑态百出。浅野得知真相后，在仪式最后一天刺伤吉良。将军纲吉听闻此事，命令浅野即日切腹。翌年十二月，原浅野麾下的四十七名武士为报主人之仇，夜袭吉良义央的宅邸，将其斩杀，然后向幕府自首。幕府判决四十六名赤穂浪士切腹（另有一人因在行动前即被捕，因而生还）。此事后来被改编成了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

当时幕府内部曾围绕四十七名武士的处置进行过讨论，将军纲吉倾向于赦免他们，据说他曾请求公辨法亲王批准恩赦，法亲王却说：“继承主君遗志确为忠义之事。但是如果现在放过他们，将来他们当中若有人晚年堕落，就会给这次义举带来瑕疵。所以现在让他们一死，于后世反而留下佳话。”

由此看来，处死义士并非出于他们“违逆了法律”（荻生徂徕），反倒是为他们“着想”，要替他们保全“名节”。这样的观点并非孤例，早于赤穗事件75年，在明熹宗治下的中国，苏州民众因不满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驱走锦衣卫，最后五名义士为避免事件波及大众，挺身出首，遭到处死。十一个月后，张溥写了篇《五人墓碑记》（就是高中课本里那篇），其中说道：“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可见，做了义事并不必然使人成为义士，还必须以性命来祭献其义勇，哪怕这样的牺牲完全没有必要。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批判了这种祭献的空洞性：

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同样，坂口安吾也认为这样的祭献徒劳无益，但其阐发的方向有别于鲁迅：“德川幕府本想通过处死四十七士去成就他们永远的义士名节，可这样不过是阻断了四十七士堕落的道路而已，他们却无法阻拦人类本身恒常地从义士沦为凡夫再坠入地狱的堕落。”（《堕落论》）鲁迅希望国民从血的教训中觉醒进取，而安吾却在这里提出“堕落”，但二者并非相互对立。

前文已指出，安吾认为“堕落”才是人间历史的开端，“堕落”即是从“神国”的子民复归为真实的人，即是让战争寡妇无拘无束地追求爱情，让特工队员理直气壮地苟存性命。“堕落”不是无节制地追求私欲，安吾自己也说“人大概并不会永无止境地堕落”，但是“为了使我们制定的武士道成为自己的武士道；为了使我们编造出的天皇成为自己的天皇”，人就应当堕落。这里可以看到，安吾强调“堕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是针对一套脱离了人性的虚伪“天皇制”“武士道”，他不是在提倡极端自我主义。

再回过头来看鲁迅的批评，无论进取还是堕落，其实根本上都是要求人突破虚伪的“礼教”“道义”，去追求人本真的价值和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和安吾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也正是坂口安吾深深吸引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