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通了200个女孩的求救电话，关于性骚扰、暴力和歧视

Sayings：

一个女性如果在职场上遭到不公和侵害，她的处境到底有多难？

总会有人或“善意”，或强制地要求，要她顾虑名声、不要挑事，最后让她闭嘴忍耐。

可是，她们忍够了。

最近我找到一位朋友@郭晶，和她聊了聊女性在职场上遭遇的不公，以及她们的恐惧，和愤怒。

郭晶在这件事上很有发言权。

她是国内第一个打赢就业性别歧视官司的女性。

那年她 23 岁，对方以“她是女性”为由拒绝她入职。经历曲折的抗争，她赢了，得到了赔偿。

后来她开通了一条特殊的法律热线，专门接听职场女性的求助。

4 年里，她接通了 200 多通电话。里面有被辞退的无助孕妇，有被上级性骚扰而恐惧的职场新人。

她听她们哭，听她们诉说愤怒。

以下是郭晶的自述。关于女性在职场上的步履维艰，这是一个缩影，也是一份实证。

01

“打来电话最多的是孕妇。”

她们被排挤、被降级降薪，直接咨询问怎么赔偿、赔多少钱，但她们也控诉公司是背叛。

02

“被性骚扰的女性都很害怕。”

被性骚扰的女性一般在 20-30 岁左右，入职不久。

她们没有明确的诉求，不知所措。

几乎没有女孩是立刻求助的。等她们打来，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

也有很多骚扰是持续发生的。女孩在经历多次骚扰后，才给我们打电话。

她们往往都害怕被报复。

03

“结果往往是被骚扰的女性辞职。”

我们接触到的许多性骚扰咨询，最后都不了了之，或者是被骚扰的女性辞职了。

有一个女孩在吃饭时，受到合作公司同事的性骚扰。

他不断给她发短信、打电话，甚至去她家敲门。

女孩向领导求助，但领导质疑她喝酒记错了，劝她以项目为重。

他说：“一个月之后就会忘了。”

04

“道歉比赔钱更重要。”

2018 年后，我们明显感到女性越来越敢站出来，公开讲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

在诉求里，她们最看重的，不是赔偿，是侵害方一个明确的道歉。

05

“一位互联网总监怀孕后被辞，打了 4 年官司，输了。”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例，是一位孕妇。

她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总监。

当她把自己怀孕消息告诉 CEO 和副总裁那一刻，她的人生就开始失控了。

第二天，她被安排出差，期间忍着发烧和呕吐。

出差回来后，她打开网站筛选简历，发现公司在招和她职责一模一样的岗位。

总裁说，已招聘到合适的人，未来会调她去做一些助理的工作。

工资发了，她一看，扣除一万，去找副总裁，对方说，算错了。

一个月后，她的部门被撤销，她的职位没有了。

再接着，她的工作邮箱关闭了，工作微信群没了。工资停发了，申请的生育津贴被拒了。

于是她开始学习劳动法、搜集证据、整理资料，一次次往法院，提起仲裁、提起诉讼。

她被跟踪过，回家的时候提心吊胆。

开庭时，公司的律师威胁她，说让她再也找不到工作。

仲裁员告诉她，证据不足，没有原件，不会到达她预想的结果。

找到了新的工作，公司不给她开离职证明，让她无法就职。 诉讼最终打了四年。

前不久，她的案子结了。

她败诉了。

看到判决时，她说，很愤怒，也很绝望。

06

“一个女孩被上司性骚扰后，陷入了无法自证的噩梦。”

还有一个女孩子被领导性骚扰，她从办公室里逃出来，觉得天塌了。 紧接着，自责开始了。

她不停想，如果自己没有回去就好了，如果另一个同事没有走就好了。

担心也开始了。

她想要报警，但没有任何证据，身体没有伤，她觉得警察不相信她。

她写了封投诉邮件给总部，但总部很快将这封邮件发给骚扰她的领导。

领导叫来女孩谈话，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对她大喊大叫，推搡她，要她离开办公室。

最终，女孩提出了离职。

但阴影挥之不去。

她开始做噩梦，出现明显的 PTSD 症状，

有人建议她去做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一次600块，她不舍得花钱，担心没有效果，甚至会更加羞耻。

和男性相处，她很拧巴，心理暗示自己不跟男性再示弱，但本能地，她仍然感到害怕。

最后，她决定起诉。

这是另一场艰难战役的开始。

公证员看了她的资料，劝她不要浪费钱，这样的事情很难维权成功。

紧接着，公证员打电话给她，办理的公证不能审批下来。

去法院起诉时，被拒绝了。

仲裁时，为了通过，她不得不删除几项自己的要求。

双方交换证据时，她再次听到她和那位领导的对话，她哭了起来。

她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地结束呢？”

07

“我打赢了第一个性别歧视的案子，可我至今没得到一个道歉”

郭晶的名字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自己也很惊讶。我是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打的官司。

我投的简历是一所烹饪学校的文案，几天都没回复。

于是鼓起勇气打了电话去问。

人事告诉我，这个职位只招男性。

我不甘心，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就带着简历又去了这家单位。

对方说，这个职位要陪校长出差、帮校长提行李。

我说我都可以接受，但人事依然坚持说，“不考虑女性”。

我觉得这个说法很荒谬。 我当时愤怒也委屈，认识了一位公益律师，就决定起诉。 法官没有打过性别歧视的案子。

第一次去，没能立案。

我准备了很多材料，一个月后又立了。

开庭时，对方没有出庭，只是提交了一份证据，证明他们历任校长都是男性。

他们都没想过女性也可能会当校长。

这很荒谬，这个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的结果，反而被他们用来做证据。

一审结果出来，我拿到赔偿金 2000元。名义是：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对方没有道歉。

我觉得道歉比钱重要，于是再次上诉。

二审时，我很紧张，因为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我感觉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案子了，我希望有一个好结果。

但最终还是维持原判。

我至今没有等到道歉。

我生长在农村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家里的家务，我妈会做全部，我爸几乎什么也不干。

我曾经问过我妈，为什么这样？

我妈就说：

“女人就这样，大家都是这样。”

当时我心里就想，我自己长大了不要这样子。

在我高中时，遇到了一个很有才华的语文老师，

有一次她上课回家晚了，她老公做的饭，她很愧疚。

我觉得只是一顿饭而已，为什么要愧疚？

我觉得不对劲，但身边人都不觉得。

正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保持了这份“不对劲”的敏感，我才站了出来。

其实女性打来的这一通通电话，对我来说，不是负面情绪的接收和释放。

我从中收获了许多力量，是女孩们之间，相互赠予、相互支持的力量。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种能量。

这个道歉，我们还是会继续去争。

撰稿：又延

责编：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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