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乡村自治与其实践性

序

写这样一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灵感，也实无目的。只是在一个实践维度上，感受了滇西乡村文化，与之对比的关中乡村文化，江浙乡村文化，明确体会到中国体制神经的末梢是如何自我更新迭代的。在这个实践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诸如语言、饮食、道路交通。诚然这些也并不都是问题，只是不同文化背景交融下的实践过程。

正文

乡村文化的发展，可按照费孝通先生的逻辑，或亨廷顿先生的方法论区分地缘、生产（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但在这里，我们不赘余表述无用的结构术语，只是按照一定的非典型案例，来尝试理清乡村文化的变化与其最底层的社会根源性。笔者，尝试从生产方式的变化、娱乐生活的变化、社交性集会性质的变化、消费能力的变化等几个方面，来试图表述滇西乡村是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发展的今天，渐渐演变，这不仅仅代表了一个边陲小镇的变迁，也是整个中国乡村变迁的缩影。当然不能奢求，这样的文章能给未来中国的乡村发展指明什么道路，但仍可以让许多后来者思考，社会的形态与其根本的形成。

我们需要再说明的是，滇西的乡村是自治的，这是典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结构，不论是古代的皇权不下乡，还是今天的乡村自治法案，都表明基层自治是中国多年来生产出来的平衡基础，这的单元性结构很可能是出于治理成本的考量，但也需要说明的是，城市的基层并不是自治的，或者说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主动干预的。这也是中国基层发展的现象性。如果有足够的智慧，笔者亦希望能够明确清楚，城镇基层治理与乡村基层治理的明确异同。但这样就不能完全说清楚了。

在整体回溯之前，我们需要又一个明确的参照，这个参照就是传统或者过去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的，以滇西某乡村为例，三十年前的生产方式，主要是耕种、养殖（）、采摘等原始的、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贸易以及经济交流受限于交通方式，只在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文化娱乐形式仅限于，闲谈、赌博、饮酒；医疗水平，主要是依靠巫医和传统土方，并没有体系型的医疗单元，教育方面，多部分孩子迫于生活或认知，过早参与生产。这不仅仅是某一个滇西乡村的过去背景，也是这个中国乡村在过去三五十年的缩影。意识到这些，我们就能明确感受到，实践性的方面。

如果面对这样的乡村生活事实，要能够树立一个实践方向，那便是最简单基础的“为乡村生活创造更多元的社会实践”

1.0生产方式

对比传统的、小规模的生产方式，目前滇西某农村的生产方式，主要有：种植、畜牧、手工业、

2.0生活&娱乐活动

生活

3.0社交性集会

社交性集会

4.0消费能力

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