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实

我读王小波的《红拂夜奔》时，对它关于洛阳城污泥横行的描写印象深刻：

“洛阳的大街都是泥的河流。那时候的雨水多，包铁的木车轮子碾起地来又厉害，所以街上就没有干的时候。泥巴在大街上被碾得东倒西歪，形成一道又一道的小山脊，顶上在阳光下干裂了，底下还是一堆烂泥，足以陷到你的膝盖。那些泥巴就这样在大街上陈列着，好像鳄鱼的脊梁。当时的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那是一对儿带有歪杈的树棍，出门时扛在肩上，走到街边上，就站到杈上，踩起高跷来。。。。。。当然，各人的道行有深有浅。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也有人踩在丈八长拐上，凌空而过。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些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在泥水中间，又有无数猪崽子在游荡。老百姓和猪就这样在街上构成了立体画面。”

以前岁数小，不知道王小波是不是在开玩笑。小说里的洛阳脏乱差，跟电视剧里的洛阳有鲜明的反差。李靖接下来的荒诞行为让这段文字看起来更像一个玩笑。

“李卫公老年时是大唐的名臣，所以不知他还能不能记得年轻时架两丈高双拐走在洛阳大街上的事。当时每个走在他下面的人都恨他恨得要死。这是因为他总从别人头顶上跨过去，使别人蒙受胯下之辱，还因为他在那件黑绸长袍底下什么都不穿。这一点在平地上不是个问题，悬在半空中就十分让人讨厌。当时洛阳城里的女人在巷口看到一对白蜡长杆从面前走过，感到一个影子从天顶飘落，遮住了阳光时，大多马上尖叫一声，闭上眼睛蹲在地下，表示她什么都不想看。也有些泼辣的娘们见到这种景象就怒吼一声，从家里拿出顶门杠，踏泥涉水地猛扑过去，追打那对白蜡杆，要把李靖从天上打下来。”

“李靖在天上行走时，就像一只大鸟。这是因为他站在拐上时撅起屁股，把上身朝前俯去。这种乘拐姿势在洛阳城里得到最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最帅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却像个淘气的女孩子尝试站着撒尿一样，说不上有什么好看。他在街上走时，两腿叉得很开，一条腿踩在街的左边，另一条踩在街的右边，这样重心稳定不容易摔倒；而且假如有一辆横冲直撞的马车迎头撞过来，也只会从他两腿之间冲过去，不会碰着他。李靖在洛阳城里走动时，就像一只在小河沟里觅食的鹭鸶，脚下是一条污浊的水道。用这种姿势行走时，他的阴茎朝前伸着，阴囊缩紧，从下面一看就如天上的一只飞鸟一样。”

堂堂李卫公，踩高跷出门溜鸟，无比滑稽又莫名有点浪漫。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仿佛被夺走了贞操。总之，洛阳的污泥和李靖的鸟，就这么刻在了我的记忆里，从高中一直带到现在。

记忆被再次唤醒是在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叫《肮脏的城市 （Filthy Cities）》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再现了十四世纪伦敦、十八世纪巴黎和十九世纪纽约的城市卫生状况，里面肮脏的街道和王小波笔下的洛阳如出一辙。第一集里的伦敦，道路狭窄，房屋拥挤，满大街都是烂泥、死鱼、腐肉和人畜粪便。城市缺乏公共厕所和排污系统，人们用夜壶方便，然后隔天倾倒在街上。遍地的秽物催生出掏粪工（gong farmer）这个职业，他们把街上成吨的粪便一铲铲装进马车，再运到泰晤士河里倒掉。一个掏粪工干半个月，可以抵得上其他熟练工半年的工资。

当时的伦敦人发明了一种高跟木鞋套来应付出行。为了现身说法，主持人调制了一坨混杂粪便内脏的烂泥，然后穿着木鞋套在上面踩来踩去。这画面太有冲击力了，我当时就扔掉了手里的辣条。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无法想象哪怕一秒钟穿着这种鞋子走在这种路上。而在并不遥远的700年前，满城的伦敦人，每天都得费尽心思离地面高那么几厘米，只为了不陷入无止境的泥淖。李靖踩高跷的想象就这样与真实的历史耦合，前者是浪漫的，而后者是残酷的。

看完纪录片后，我去google了一下中国古代城市，觉得这事更有意思了。王小波的描写虽然夸张，却蕴含了很多历史真相。《隋书·庾季才传》记录了大臣庾季才对长安城的评论：“水皆咸卤,不甚宜人。”说的就是长安百姓经年乱排粪尿，水都没法喝了。后来隋文帝在老长安边上新建了大兴城，开渠引水，这才解决了城区用水问题。

新城建好没多久，污染问题就又严重起来。据记载，长安市民习惯从路上挖土，搞得垃圾粪便堆满沟堑，“四方远近，何以瞻瞩”。唐玄宗为了加强垃圾管理， 诏令“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同时为了防止排水不畅导致污染，“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间整顿疏决”。诏令当然得配重典，《唐律疏议》规定：“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意思是到街道上扔垃圾的人，会被处罚六十大板。如果执法者纵容市民乱扔垃圾的行为，也会被一起处罚。

Where there‘s muck, there’s brass。伦敦掏粪工收入不菲，长安也造就了一批做垃圾生意的富豪。《朝野佥载》记载，唐代张鷟，靠着收集长安城人畜粪便，向郊外农民出售而发家致富。街坊邻居轻蔑地称他为“除粪夫”，称其家为“鸡肆”。《太平广记》载河东裴明礼，说他做生意的诀窍是倒卖垃圾，赚中间商差价。

与伦敦类似，中国古代也逐渐形成了公共卫生机构。宋代设有街道司，街道司有勾当官二员，下辖500名士兵，其职责是修治街道、打扫卫生、管理交通等。然则京城“万街千巷，皆尽繁盛浩闹”，街道司“工作甚众，事任非轻”，500名士兵根本不够用。以后的朝代也有类似的机构，明代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粪便，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无奈农业时代的人力和治理能力，根本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城市卫生状况日益恶化，到清代已是积重难返。《燕京杂记》中这样记载：“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迷弟芥川龙之介来华游赏，却看到了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中国，以至于写出下面这段文字 （是的我对芥川龙之介最深的记忆不是《罗生门》）：

“现代的中国，已不像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像在猥亵、残酷、贪欲的小说中所张扬的那种中国。 那醉心于窑器的小亭、睡莲以及刺绣花鸟之类浅薄欺诈的东方主义， 在西方早已经驱除干净了。 日本也应把那除了文章轨范和 《唐诗选》以外，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汉学趣味好好地消灭掉。 ”

由此可见，古代城市卫生，在东西方都是无解难题。但有意思的是，我对西方的脏乱差并不惊讶，却对中国的脏乱差缺乏印象。这似乎跟一个长期的记忆塑造有些关系。我记得从小看中国古装戏，场景不是华丽清雅的亭台楼阁，就是恢弘壮丽的宫殿庙宇。古装戏镜头从不对准市井巷陌，或者说，所谓对准市井巷陌的镜头，都是美化过的，那里没有肮脏的街道，也没有贫民窟、垃圾场、地下窑洞和露天粪坑。导演偶尔要表现烟火气了，就拍拍楼上有雅座的酒楼，或者楼上有头牌的青楼，反正净是些古代版本的高端会所。这里我实名批评陈凯歌的《妖猫传》，这部电影充斥了陈凯歌对长安贵族式的想象，大概陈凯歌天上呆久了，已经不知道人间长什么样了。同样以长安为主题的《长安十二时辰》，就认真客观的多，这是我记忆里唯一一部试图还原长安而不是美化长安的剧。

古装戏里的人物，也是个个纤尘不染，仿佛与真实的历史隔绝一般。这里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武侠里那些与世隔绝的人物。比如小龙女，你看她一个人住在不通风的古墓里，没有食物供应，也没地方处理垃圾，日常排泄全倒在古墓水源里，到底是怎么生活成那般清迥拔俗的呢？武侠里行走江湖的人也体面得不真实。那会没有罐头，大侠赶路就只能吃干粮；路上又没有公共厕所，大侠如厕就只能在野林子里；饮用水也不安全，各种寄生虫什么的。所以不难猜测，大侠每天不是便秘就是拉稀，那他到底怎么保证时刻玉树临风气宇轩昂呢？再打个比方，大侠好不容易进趟城，正准备紫禁之巅大战一场，结果一路趟了几万米粪坑。等他爬上楼顶，还使得出天外飞仙吗？估计只能使天外飞屎了。

中国影视作品对古代的想象，是自动排除掉柴米油盐吃喝拉撒的，这点和欧美展现中世纪的影视作品很不一样。这种美学式的想象，近几年尤为过分，导演恨不得给所有场景加一圈滤镜，仿佛街道和人物都不能有一丝褶皱。 可怜一堆微博粉丝就沉浸在虚幻的历史里，天天穿汉服想着要穿越，真要穿越了，不用贵妃整人你也活不过一集，长安城满大街的病菌呢。这种对完美病态式的追求，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改变着我们此时此刻的价值观。我们觉得女明星脸上不能有皱纹，城市不能有地摊小贩，我们也觉得大饥荒不应该死人，十年浩劫只是历史的曲折。一旦异见了，我们就去消灭它们，就像我们用镜头抹去肮脏的古代城市一般。

米兰昆德拉说，中世纪教徒对上帝的虔诚让他们无法想象上帝是怎么拉屎的。因为一旦接受上帝会拉屎这件事情，上帝就不再完美，那与其如此，不如不去考虑这件事情，也不能允许别人考虑这件事情。这就是刻奇（Kitsch），一种对于独断式集体记忆的谄媚，所谓人类的第二滴眼泪。刻奇无处不在，在喊着热烈口号的广场上，在崇尚接男宝的村落里，在中世纪的绞刑架上，现在，也在国产古装剧里。我们置身于某种独断式的集体记忆中，为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而骄傲，所有不是这种记忆一份子的，那就是需要消灭的敌人。

所以什么是真实呢？是王小波笔下荒诞的洛阳，还是现代人作品里言之凿凿的洛阳？王小波的洛阳从未出现过，洛阳城的李靖也从未踩过高跷，但这段《红拂夜奔》记录的虚假历史，却比现实里塑造的历史贴切百倍。文学有着另一种真实，一种不需要做人喉舌的真实，以一种并不真实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