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香结：致未来读者 12-5
霍香结著
五
从一个词开始，这个词的肉身化过程就是全部的叙述动力，这个词位于力或说发力的源头。地志属性则是它的肉身诞生之后的必然附属物。这个肉身之上的人族――它们的活动规律、气候、动植物等都相互参差在内。而去掉以人物为中心的描述和年鉴学派关键人物所主张的以绝对的地理决定论有相似之处，所以在年鉴学派那里，人类的历史是被决定的，大事件在自然范畴内几乎不具有大的意义。人被摒弃了。一切在长时段的基础上来观察。作为小说的《地方性知识》和作为史学文本的《地中海》等文本区别显然在于，前者依然还在眷顾人族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完全抹去，这个沙漏虽然被颠倒了过来，但沙――“时间”依然流动。其实沙漏正好就是这个长时段。它包含的时段正好是完整的。长时段所探讨的事件和其他都包涵于整体性当中。因此，摸索长时段更内在的规律成为这种书写的癖好，而不是以单个的人或家族为元素，因为单个的人――人生周期和长时段一千年几千年相比较，只是局部中的细节问题。因此，引入人类学中的稳定的“集团心理”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作者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人类学小说而不是新史学小说显然是想接收两种主张――既是微观史学的也是人类学的，更是文学的。罗伯特·达恩顿是年鉴学派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人物，也可以说是年鉴学派全面瓦解之后的书写，这一代书写特征不再回到长时段，而是心态史――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人类学，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年鉴学派的余蓄力量全面归营于人类学在20世纪的辉煌的例证（《碎片化的历史――从《年鉴》到“新史学”》，[法]弗朗索瓦·多斯著，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心态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和人类学基本相通。不同的只有各自所圈定的领域和历史时段的区别。《地方性知识》遇到的各种文本和潜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拆散了，击成了碎片，甚至粉末――余英时形容钱钟书《管锥编》和顾炎武《日知录》的写作时打过一个比喻，这些史料或材料或零星的思维的火花就好比一些粉末，后来者加进水，冲一冲就是一杯牛奶、咖啡。我在写作这部书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也都是一些碎片。加水，使之成为一杯咖啡，这就是我的想法。全书的结构以地方志方式集成，分成了七卷。好像七个单元，或者说板块，共同拼贴成这部密度很高的小说。各个板块又是很多小板块组成，有如破碎的冰块。这些小冰块启用的小文本在现实当中我们几乎都无法遭遇，只有作者本人拥有解释权。但是，似乎又是真实的文本，它在该范畴内有效，附属于汤错的肉身这个整体性，涉及的主题千头万绪。这一点有朋友形容为――“回声的边缘”和“词语边界的焦虑”――这些碎片和段落的边缘和内部回声交响。因此它的词典的属性也很明显，只不过不再以词典的形式出现。回声所获得的空间是它增值的方式。这部书厚达五百页，不仅仅是它厚，更多的是我需要这么厚来体现这种体系或者说体例的重要。从目录看，这是一部方志。而从内文看，作者用的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方法。目录的拟定，比如首页目录标明卷一“疆域”，打开正文，卷一则变成了“汤错――中国南部省的一个小山村。”目录中卷二为“语言”，正文卷二则是“意义的织体”，其他五卷也都是如此。这种错差的标题方式有意起用的方志体例和人类学方式即区别又意欲合体。章学诚（1738－1801）之后“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也称之为“一地之百科全书”，而方志最大的分歧就是从单纯的地学演变至史地合宗。窃以为西方人类学就是我们的“方志学派”，二者使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不约而同。对于叙述的方式，人类学反省的更深刻一些。而今天我们的方志学多停滞不前，近现代又受到人类学、新史学以及社会学等科目冲击，在对叙述主体和文本的产生与可靠性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人类学可以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某个主题如政体或某一习俗如丧葬制度进行专题讨论，完成专著，这和史学交叉的成分更大。现代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几乎已经到了混同的地步。人类学、史学和诗学（文学）的交叉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尤其是传记文学这一单元，大有一统趋势。《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算作史学文学化的典型例子。但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的裂变不亚于其他领域，那些追求百科全书式书写的作者已经完全脱离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全面拓展到一个文本产生的所有肌理和细节中去了。这是与情节织体为主的古典小说手法完全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人类学还是方志编撰与写作，都强调对地方性经验的摄取达到可信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好比薛定谔猫），这里牵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顺理成章，使用或者研究写作对象的地方性语言（或说方言，如果本地方具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成为这种写作的第一个要求。接下来的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地方性文本与潜文本的阅读，对该地方集团心理的阐释――或许就停留在理解程度就很好。功能学派之最初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志所承担的责任（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是一致的（参费孝通《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而作为文学的人类学或者史学方式，“虚拟”成为其最主要的办法。对虚拟的地方性进行描述其负有责任――功能已经式微了，作为文学，狂欢才是最主要的。而文学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学和史学不具有的优势，这一特允的修辞学手法和信史是一对死敌，但可信与不可信并不是谎言那么简单，事实也并非信史，所以作为呈现事物和意识的方式，隐喻与象征只是发生的酵母，最终目的也是信史。在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中有人甚至建议诗学也可以这样作。《地方性知识》采取的立场和视野与故事类作家差异甚大，或者本质上已经不同于情节编织的叙述文本。我想通过“方志体例”，兑通人类学，再以文学的方式完成。第一卷开宗明义（此前尚有一个“凡例”），将结晶群众和象征群众的地位调了个个，将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这些在神话、梦、语言以及歌谣中象征代表的群众作为主体，而将人及其组成的结晶群众放到了平级的位置，我更关注那些不易的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集团心理）上。因此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不再是传统故事小说的主要任务，而是彻底开放到一切事物上来。从而构成一个繁复的，不断生成的巨大文本家族。因为是方志或者人类学史学方式，作者有权涉及一切村庄事物，包括空白，尤其是村庄文本和潜文本，作者也声称有权解释这一切；因为，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人知道有“汤错”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他是作者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还是实有我们不得而知。这里的动植物、疾病、风俗、丧葬、诗学、历法、政治等等构成了汤错的肌理。这也是作者所谓最终要呈现的“肉身”。再提到，《地方性知识》并非最终的书名，全部完成之后叫做《铜座全集》，前者是对“汤错地方”书写的阶段性结集，该书名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一部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同名，在卷三的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吉尔兹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内在继续关系，即对吉尔兹理论与中国方志学的对比以及致敬。但摒弃了西方人类学著作那种二分式带后缀的书名模式和语言风格（如前面例举的黄与费的两种著作），因为后者是文学实验。采取“厚描述”手法。本书最轻松的无疑是虞衡志（卷四），这是一卷博物学笔记。
汉语实验小说近年来呈现出对毛语体、翻译体、以及方言介入等多方面的反思，对文体程式本身的探讨一直是核心问题，“方志体例”或许为综合性探索提供了一个实验的机会。而实际上“方志学”在本土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从文学看。在以往的文本当中，《马桥辞典》在这方面的意识有所萌芽，马桥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以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的窠臼，其文本实验还是古典性质的，因为，将这些割裂的情节合起来，还是一个古典式的长篇小说，它不是真正开放性的文本，对方言模糊性之来源也仅仅是一个小说作者的理解，但已经开始反思传统线性结构，以及事务的整体性在某些时候并非线性时间织体可以全部承担。这些割裂的情节，以一个主要的词来命名，然后将这些词编为索引，就有了词典的面目，因为索引是根据笔划或者别的要求编排的，就给人错乱而随意进入的印象，而实际上《马桥词典》内容则是连贯的，并不能将一个人物割裂之后的片段焊接到别的人物的章节上去，因为辞条的单独性完整性与系联并没有完成，换而言之，一个辞条和另一个辞条可能没关系，或构不成整体。新小说第二代人物的作品《作品第一号》也仍然类似于这种境况，那些卡片和卡尔维诺的卡片在于叙述伦理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是写作意识的区别，《作品第一号》仅是一个新小说和乌力波的模仿之作，甚至只能算《哈扎尔辞典》导言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小说，尽管《作品第一号》写作在前，但容量有限。这正是非线性织体小说的难度所在。当然，对待《马桥词典》这部作品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当年作者所做出的努力是前所未有的。从体裁和内容上讲，它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构成了汉语语境下知青小说的巅峰。那么，为什么说马桥只是一个萌芽呢？第一，马桥的古典叙事手法，对小说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之反思虽然作了最大努力的反叛，但是从根本上说不够深入、透彻，讲故事仍然是其第一任务。第二，对语言学的东西大多处于一种随意联想当中。我们在小说呈现时，运用的学术，在方法论上并不违背理性公信。第三个层面，大概就要说到文体意识，词典学的命名强调的仍然是对小说这一文体表示出来的革新的愿望，也因为这种愿望，因为和《哈扎尔辞典》的重叠产生了一场笔墨官司，我个人认为二者没有必然的前后关系，《马桥词典》的写作方式更接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某些局部写作经验。《马桥词典》也并非因为是在文体上使用了“词典”二字使其不坠，而是因为它的变构，以及对经典线性叙述的反叛。“地方性知识”展示出革新欲望不仅是文体方面的，而是内容上的，将田野考察和一种体验的知识通过小说这一文体展示出来，焊接到了史学（方志），诗学和人类学上。
——摘自 霍香结《铜座全集·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