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曼德尔 注：1977年夏发表在英国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nternational Marxist Group)的理论刊物《国际》（第三卷第四期）上。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的曼德尔专栏上，此文写作日期为1971年。 　　罗莎·卢森堡在革命史上的真正地位依然需要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看似坚如磐石的斯大林主义体系的瓦解证实了她的警告，人们必须承认她的一些预见是正确的，但依然有人断言“她属于1914年以前的那个时代”。[1] 　　这些作者们想当然地把卢森堡归到大战前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去，他们在评价工人运动历史的时候总是有一种主观臆断的特点，而无法正确判断。人们一直带着疑惑关注着她的思想财富，从她早年毫不妥协地对于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的批判，她对于群众运动和他们自我解放的深信不疑一直到她对工人民主的捍卫和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独裁倾向”。 　　其实，如果我们能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同工人阶级抗争的历史结合起来就能总结出很多东西：是物质决定意识，而非相反。那个时代是国际工人运动上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在那个时候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让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现实角度一起来考察一下罗莎的思想历程吧。只有这样，卢森堡在1914年以前工人运动（即使不到1919年）中的作用才不会被原子化，才能更好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对于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而非经验主义的态度才能帮助我们真正明白罗莎的理论与实践。 “疲劳战略”的危机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疲劳战略”一直在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间占主导地位。事实上，除了悲壮的巴黎公社起义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实践，那时近半个多世纪阶级斗争的实践主要在于争取社会民主。它的影响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当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伙伴能在国家层面上拿到政权，也不得不称赞曾经的那些德国社会主义者们的贡献。 　　“疲劳战略”原本是一套很好的对策。[2]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最后的15年里，尽管带着优柔寡断的情绪，但却赞扬了这个策略。在今天被认为是他的“政治遗嘱”中间——即于1895——1914年间被各种欧洲国家语言所引用过的《卡尔·马克思的1848——1950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序言》中间就曾肯定过它。当然，这也是在1918——1929年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面德国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遗憾的是，播下去的种子不曾结果。 　　“但是，不管别国的情形如何，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而却拥护他们的那些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 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这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发生的，经常不断地发生的，不可抑制地发生的，并且是安然自在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 都毫无成效。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W·O·亨德森编撰《恩格斯选集》，第294——296页） 　　今天，我们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头们手握老人的手稿，并篡改了它的意思，所有最基本的由不屈的老战士——马克思在生前强调过的革命原则都被抹除了。[3]但是，这并非恩格斯本来的意思。恩格斯的作品白纸黑字在那边。他肯定了“疲劳战”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争取群众，经常地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重视选举，并在议会讲坛上提出对无产阶级有利的提案（首要的是减少工作时间）——之后的一切将是顺其自然的：“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它的增长不可抑制。”“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 　　比那些左右摇摆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间的老前辈们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暂时的成就让倍倍尔、王德威尔德、维克多·阿德勒和后来的众多实用主义者们对议会道路大加赞赏，到最后更是提升到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金科玉律的高度。每一次选举中间，工人党的票数都越来越多。即使偶尔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诸如1907年德国的“霍屯督选举”），也立即会有反弹，1912年的国会选举德国社民党拿到了1/3的选票。工人的组织不断聚集力量，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并成为真正意义上“反对阶级社会”刺激大众阶级觉悟的战斗堡垒。工资增长了，保护工人的立法出台了，贫困也有所消减（当然还未曾完全消除）。这股潮流似乎不可抗拒，不仅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如此看待，连那些敌人们也只能低下头颅了。 　　然而，人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其实，所有这一切“不可阻挡的潮流”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征兆，是欧洲的“产业后备军”有所减少的体现以及通过移民和日益增加的帝国主义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超级剥削的结果。到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临时缓解西方社会经济矛盾的资源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了。社会矛盾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那到来的时代并非和平发展的纪元，而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斗争和内战。长期的改良努力换来的是20年工资变化的迟滞甚至下降。发展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纪元开始了。 　　新形势下面，“疲劳战略”已经失去了作用，从组织原则上来说甚至已经成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致命伤。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在1914年8月4日前对此并无多大感触。在当时，列宁对沙皇帝国以西的大多数国家的走向并不清楚，托洛茨基还在犹豫观望。罗莎的伟大在于她是第一个清楚地把握时代脉搏的人，并当机立断地提出要根据客观形势在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头上改变西方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4]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开始反对再使用这个策略了。 　　其实，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部分地看清楚了这个趋势。殖民地的扩展、大资本在政治上的膨胀这一系列帝国主义的征兆已经被关注了。希法亭写了有关金融资本方面的著作。他提到了卡特尔、托拉斯和垄断的出现（后来的修正主义者以此来证明资本主义更富有组织性了，其矛盾变得不那么尖锐。其实这些论断都了无新意）。自从列宁在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上提出质疑之后，波兰、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左派对考茨基与修正主义者日益妥协的倾向愈加怀疑，这种倾向在关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上尤为明显。议会机会主义以及同某地某国资产阶级自由派“战术上”的结盟（在德国是巴登集团，在比利时是工人党中间的多数派，在法国是饶勒斯）遭到了猛烈地抨击。然而，这些批评都是片面而又支离破碎的，毕竟“疲劳战略”并不是要采取一种新的战略和战术。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人所推崇。 　　从1900到1914年的时间里，罗莎是俄国之外唯一一个为新的道路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这一切不仅源自她洋溢的才华、她清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她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奉献精神。这就可以解释相关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使她的理论和实践得到培育及发展。 　　她是两个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德国和波兰的工人党），这让她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上，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当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间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一边是日益落入墨守成规的官僚化的境地，这点在德国党内最为明显；另一边则是沙皇帝国内斗争所带来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思想。在进行革命的观点上，她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都赞成工人阶级大胆的行动。“落后”国家再也不需要把“先进”国家当作自己未来的镜子了。相反，像俄国和波兰这样的“落后”国家中间的工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点燃他们西方阶级兄弟们抗争的火焰。 　　早些时候，就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在1896年，帕尔乌斯在《新时代》上发表长文，提出一旦资产阶级诉诸选举以外的手段，要用“群众性的政治罢工”作为回应。在1893年苏黎世举行的第10次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考茨基认为一旦议会道路遭到威胁，要采取必要的回应措施。[5]恩格斯也曾在过去对有关的问题提出讨论，但“疲劳战略”只是被孤立地尝试而没有带来任何战术上的变化。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她关注了两个西欧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和1902年比利时无产者为争取普选权的总罢工。这两个事件坚定了她对“议会中心主义”的批判。她怀疑如果群众没有议会外政治斗争的经验，光靠选举和日常的经济罢工，在决战时刻，所谓的“疲劳战”可能反而会拖后腿。不过，一直到俄国1905年的革命，她才开始整合自己的思想，系统性地清算“疲劳战略”。今天，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一般地下结论说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所起的进步作用在1905年就已经结束，之后它迎来了一个摇摆不定的时期，那种反动的影响逐步明显，直到1914年8月给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俄国1905年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巴黎公社起义之后欧洲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劳动者们等了整整34年！因此，像罗莎这样积极的革命分子都会认真地研究其每一个细节，以求为将来欧洲的革命积累经验。在这里，她对俄国起义的关注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关注一样。 　　1905年革命的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它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一套新的、不同于社会民主党的“疲劳战略”的那一套对策。几十年来，以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为一边，以社会民主主义者为另一边，双方在是否支持少数人领导下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是否开展“和平”、“合法”工作（如议会和工会）的问题上争执不休。然而，1905年发生了很多两边都不曾料想到的事情。1905年是群众直接行动的一年，然而，革命并非所谓的完全意义上的自发行为或者无组织的任性而为，群众通过自发的行动组织了起来，并为未来更大胆的举动做准备。 　　多年来，革命工团主义者一直很推崇“神话”似的总罢工，以同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策略抬杠。然而，这一次罢工在欧洲历史上却是史无前例的，列宁和卢森堡都指出了这样一个西欧人无法理解的事实：1905年的事变敲响了俄国革命工团主义的丧钟！列宁主要是在1914年以后理解了这个现实，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内最激进的一翼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群众性罢工的积极拥护者和组织者，在这里他们成功地实践了革命的二分法：日常改良与革命起义相结合，毫无疑问，在那一刻，俄国革命工团主义失败了。[6] 　　罗莎被1905年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所震惊了，它在沙皇帝国以西的地方也敲响了工人阶级反抗的时代最强音，在奥地利，工人们发动了总罢工来捍卫自己普选的权利，并影响了很多地方。在自己生命最后的14个年头里，她致力于将这些经验带给德国无产阶级：是时候结束渐进道路了，要为未来可能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做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都应验了她在1905年的预计。 　　早在1905年的时候，她就预言： 　　“对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来说，俄国无产者的起义刺激着我们每根神经。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如果依然不可救药地沉迷于形而上学中，我们将会对这一切事变茫然无措……革命像火山一般喷涌，地动山摇而又如风似魔，年轻的无产阶级就像鼹鼠一样，窜行在地底下，让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寝食难安。通过选举的票数和各地机构中社会主义代表的人数来衡量工人阶级政治上的成熟和他们的革命能量就如同试图用尺子去丈量勃朗峰。” 　　当年五月，她说： 　　“有一点必须要澄清：沙皇俄国发生的事情将加速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节奏，即使在心脏地带的‘旧欧洲’我们也将在不远的将来碰到这样的革命并需要提出全新的对策，从当前这样一场革命中间了解和吸收东西完全必要。” 　　在1905年9月22日召开的耶拿代表大会上，她与罗伯特·施密特等改良工团分子针锋相对，她慷慨陈词： 　　“你们坐在这里，听了无数关于政治罢工的演说。你们难道不感觉惭愧吗？你们扪心自问：你们是生活在伟大的俄国革命发生的纪元里还是依旧活在几十年前？每天我们都从报纸上读到革命的消息，你们也可以留意各大通讯社的电讯，然而你们既不愿去听也不愿去看……施密特难道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伟大的老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曾预言过的一切已经到来？革命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俄国革命就在我们视线看得到的地方。如果我们不闻不问，那我们将会成为傻瓜。”[7] 　　若干年后，我们知道卢森堡是对的。如果没有1905年数万俄国工运骨干以学徒工的身份投入那场革命事变中去，1917年的胜利将变得更加艰难；我们也可以事后诸葛亮地下这样一个结论，德国工人如果在1914年之前有一场类似的演习，那1918-1919年的那场革命将会变得更加顺利。如同不把脚弄湿学不会游泳一样，没有革命行动的经验，群众的革命意识就无法被唤醒。即使不能邯郸学步一样地让德国在1905-1914年时间内也经历一场革命，但至少能让社会民主主义事业的日常工作发生改变，使它的内部运作和干部队伍将变得更加有革命性，为未来同资产阶级和它国家机关的大规模冲突做准备。不过那些社民党头头们拒绝了，他们抱定了“长入社会主义”的信念，幻想不同资产阶级和他国家机构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和平而文明”地组织工人，社民党的领袖们为自己种下了灾难性的“龙牙”，而德国工人则在1914年、1919年和1933年三次遭受灾难性的打击。 关于群众罢工的争论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以下1905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群众罢工的讨论。在这之中一些著名的事件包括：1905年的耶拿大会（在俄国革命之际召开的这次会议被认为是1914年之前社会民主党内最“左”的一次会议）、1906年的曼海姆大会、同年考茨基和卢森堡两人都就“群众罢工”出版了小册子、1910年卢森堡和考茨基以及之后考茨基同潘涅库克的辩论。[8] 　　我们可以扼要地罗列一下辩论的主题。几十年来，许多人一直以必须在一次罢工前对最广泛的工人群众开展组织工作为托词将总罢工视为“蠢事”，与这种思潮的交锋一直持续着，比利时1902至03年总罢工的经验令社民党的领袖们震撼，不过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修正他们“和平”的思想。[9]1905年耶拿大会上，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会干部和党务干部之间发生了冲突，工会干部冷嘲热讽地说那些总罢工的支持者应该辞去他们在俄国和波兰党内的职务在第一线付诸实践。[10]倍倍尔勉强但并非不积极地加入了辩论，他“原则上”赞成可能发生的群众性政治罢工。然而，在耶拿大会和曼海姆大会之间出现了妥协的现象。在1906年的曼海姆大会上，和平时期的工作依然是中心课题。而只要工会的领袖们能够对所有“组织”问题、可利用资金、“力量的平衡”等一些问题进行权衡，他们将“有能力”对罢工进行“指挥”。在指挥了俄国发生的这场真正的革命之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松了一口气，他们又回到了那熟悉而给他们以愉悦感的“疲劳战略”之路上去了。 　　毫无疑问，罗莎是拥护群众罢工的。她迫切希望有一场实践能验证她的战术。1910年普鲁士的国会选举之时，爆发了为普选权而战的示威。群众要求有所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坚，卢森堡组织了一个由众多工人和士兵参加的大型集会。警方的禁令引起了小规模的冲突，最后在柏林的特拉普托夫（Traptow）公园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示威。社民党的高层对这样的搅局很恼火，他们害怕自己两年后的选举计划被破坏。社民党的领袖们想把示威扼杀在襁褓中，而这一次，“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赤膊上阵，对党内左翼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他写了无数学究式的文章和小册子，最后只是暴露了自己把握群众运动动态上的失败。[11] 　　这里发生了很戏剧性的转变。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卢森堡曾同考茨基（左派与中派）一起，在倍倍尔和辛格等人领导下的党中央的率领下，一同和党内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做斗争。尽管，1906年曼海姆会议上，工会干部与修正集团走到了一起，但党内围绕在倍倍尔、考茨基和卢森堡周围的多数派还是更加强大的。然而，为什么不久罗莎就和曾经的同路人分道扬镳，在这四年（1906——1910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这种社会政治观点上的差异远比表象上的来得深刻。倍倍尔和他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在1910年的时候还同1900年一样，一如既往地相信“疲劳战略”。他们已经变得保守，维持现状的想法得到了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的支持（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激情，只是那种激情已经被寄托在遥远的未来了）。伯恩斯坦和那些修正主义者扬言要打破“疲劳战略”（即日常改良工作）同社会主义宣传、对于群众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和信念以及党内和群众团结的平衡。出于这个原因，倍倍尔和党内的领袖们反对他，他们小心翼翼，以免破坏目前的局面。 　　然而，1905革命和帝国主义倾向对德国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影响加剧了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耶拿大会之后已经有了分裂的倾向，倍倍尔、艾伯特、谢尔曼看起来对保证党的完整性比动员工人更感兴趣，他们认为这么干会破坏“党组织的重要性”。而事实上，从那时候起，党内多数派就和左翼成了陌路人，因为左派们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疲劳战略”都已经宣告破产。而事实上，它的确是死了。 　　那时候唯一令人疑惑的是考茨基的立场。他是会站在党中央一边反对左翼，还是同左派分子一起向党中央发难呢？1905年之后一段时间他倾向于党内左派，但一个重要的事件决定了他的命运。1908年的时候，他发表了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在那里，他对恩格斯1895年发表的那篇序言之后的一个待解决的疑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认为靠赢得工人阶级大多数支持实现社会主义（“疲劳战略”）过渡到直接去硬夺政权？他的主张是温和的，并没有很系统的革命倾向。问题并不在于废除君主专制（而他一直闪烁其词地谈论“沙俄和它境内领土的民主化”）。然而，对于那些小心眼、保守和官僚的“主席”们来说，这本小册子内的“危险词汇”还是很多。“革命”的可能被提及，“没人会天真地认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可以靠和平的方式……实现民主”。这样的言论已经是“够糟糕”了。甚至可能“招致起诉”。所以，主席们对此的处理方式是抹杀这本小册子。[12] 　　接踵而来的是考茨基作为一个革命者和理论家所上演的悲喜剧。他向党的领导委员会呼吁，希望得到支持。那个时候的倍倍尔无动于衷。对此，考茨基同意向党组织提交并修改自己的作品。他检查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然后进行修正，这件事情充分体现了他的软弱和性格上的缺陷。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能看出未来事件的若干影子：他同罗莎的争论、他的中派主义、在1910年和1912年期间参与争论、在1914年的投降，等等。 　　并非偶然的事件造就了考茨基，对于所有的中派分子来说，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和在日常的改良基础上重新谋划社会革命的策略才是他们的致命硬伤。事实上，自从1905年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即使在他倒向官僚分子之前他所发表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已经有十足的中派主义气息了。考茨基敏锐地分析了阶级矛盾增长的因素（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经济增长的迟滞），但归根到底他的基本原则还是“疲劳战略”：工业化和资本的集中客观上帮助了工人阶级的事业，除非有特别的事件发生，工人运动实力的增长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考茨基的想法，他滑向了消极的宿命论，“等我们的敌人犯错误”——也许是世界大战也许是一场政变。不过话说回来，1896年帕尔乌斯首次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里面，革命罢工和群众运动看上去无足轻重。尽管1905俄国革命已经开启了东方革命的一个新纪元（完全正确的），而在这个帝国主义冲突的时代也无疑将对西方产生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在那里冲突将更加激烈，社会将更加不稳定。然而，俄国革命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和造成当地无产阶级起义并没有必然联系。政治动员、主观因素、群众的活力，这些都是无法忽视的。“等待敌人犯错，把主动权留给他们，而我们只要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来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代理论家中派主义逻辑的内核所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将其付诸实践，而这个灾难性的失败在1934年才大白于天下。 　　在这场重要的辩论中间，罗莎看上去更加有优势。考茨基机械地认为：“革命不宜早产。”而罗莎关于不成熟的条件则更加深刻，她指出每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都会带来阵痛： 　　“……早产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将创造最后胜利的政治条件，无产阶级不经过艰苦斗争的锤炼，是无以达到完成推翻资本统治的政治成熟度的。”[13] 　　早在1900年，卢森堡已经在考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些主观因素之类的理论了，而考茨基仍然执迷于他的纯粹客观条件的检验，以至于他否认了罗莎提出的质疑。凭借着她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于群众情绪和行动的敏锐感觉，早在1910年，卢森堡已经提出了一个对于20世纪无产阶级斗争策略中很重要的一个命题了：一方面期望着群众不受影响地茁壮成长，逐渐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却由于领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叛卖使广大劳动者趋向于消沉。[14] 　　当考茨基声称一场能让“所有工厂停止运转”的总罢工首先取决于把所有的工人都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又一次走向了“组织至上”的荒谬境界。历史已经证明在这场论战当中他是错的，卢森堡是对的。历史上有无数的总罢工曾让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体系陷入瘫痪，而这之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工人是有组织的。最近的68年的“五月事件”只不过再一次验证了过去的经验而已。 　　有人说罗莎鼓吹一种“自发性的理论”（这一点似乎是言之有据的），然而这和她主张革命动荡时期的大规模自发群众倡议毫无关联（她的主张完全正确），或者有人指责她说卢森堡幻想靠自发性能产生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并带领群众轻松取得胜利，然而这些责难都是站不住脚的。不应该把她和今天的自发主义者牵强地联系起来。 　　“群众性政治罢工”在卢森堡的理论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是她提出了如何在即将到来的革命冲突中间教育群众为未来的斗争做准备（通过这种教育创造一种条件使无产阶级能够自给组织起来行动）。虽然她从未曾精心制定过某种过渡策略，但她还是从以往的经验中间总结了以下结论：有必要打破以往实践中间这种选举斗争、经济罢工和抽象“社会主义”宣传的传统。对她而言，政治罢工就是打破这一桎梏的必要手段。 　　对抗国家机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在革命的浪潮中学习……所有这一切都是从革命的角度为短期内到来的斗争做规划的。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创建的时候更加立足于俄国的情况，他们的学说和思想直到1914年8月4日之后才对欧洲其它地方产生影响，而早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发生的1905年，卢森堡已经指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而布尔什维克派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考茨基反对她：“自发的群众运动总是难以预料的。”因而，“革命党”的说法也是无比危险的，他就像一个小官吏，小心翼翼地为“革命”制定一个谨慎的时间表。罗莎无比强烈地反对这个观点，像俄国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革命党，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它能从群众那种健康而自发的情绪中间理解和把握进步的脉搏，并将其转化为实现革命目标的能力，形成和体现在组织的气质中间。[15]那些僵硬而顽固的斯大林派官僚后来挖出了这段成年往事，他们指责罗莎在1905革命中的分析，说她太强调“群众自发性”，完全忽视了“党的作用”，不过这一切全是空穴来风。[16] 　　然而，事实上，卢森堡机警地预见了工人运动中间的官僚分子在革命中间所扮演的危险角色，在1905年9月的耶拿大会上，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迄今为止的革命，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表明，在革命的形势之下需要管束的不是群众而是议会制度的辩护士，以使他们不能出卖群众和革命。”[17] 　　经历了1906到1910年中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在1910年她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这一次，她的论述更加清晰了： 　　“当革命高潮来临，斗争更加激烈的时候，我们的领袖们将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制动阀，而群众也将推开他们。这极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德国。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会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方向。”[18] 罗莎·卢森堡作品的逻辑连贯性 　　在卢森堡作品的语境中间，所有的中心议题就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间的“疲劳策略”，号召为迫在眉睫的革命斗争做准备，她所著所写都是为这一个目的而服务的。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有其独创性的一面，而且这种独创性并非空穴来风。[19]她写作的主要原因是是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德国社会日益激化的矛盾。对她来说，国际主义并非抽象的宣传口号，它至少意味着两个要求：增加国际联合的基础上的罢工，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反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二十年来，她一直在社会民主运动阵营中间宣传着国际主义思想，这种主张的出发点是革命的视野和为工人运动服务的策略方法，就像她对于“大规模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宣传和对帝国主义深刻的分析一样。 　　她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君主专制中间的态度也是这样。[20]罗莎投入到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并非简单地出于“仇恨心理”（或者她对战争的“恐惧”），而是因为她清楚地认识到资产国家必将被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捣得粉碎，早在1899年，她就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它们的权力和统治都凝结在军国主义之中，而社会民主党是原则上反对军国主义的唯一的政党。因此，反过来说，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则斗争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本质。放弃同军国主义制度的斗争在实践上就会导致根本否定同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斗争。”[21] 　　一年以后，在自己反对常备军的文章中间，她重申了这一观点，所谓武装起来的人民，不过是“现代军国主义的幌子”，这不过是最富有代表意义的军国主义的国家，人民被奴役，其阶级性质一目了然。如此清晰的立场，实在是同那喜欢胡扯的伯恩斯坦还有那个用律师词汇振振有词强调着“民主化的帝国”的考茨基真实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区别啊。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1914年8月，那些曾经信誓旦旦指责卢森堡“让工人为她的冒险策略而流血”[22]的改良主义者自己却把工人骗上屠宰场，去为剥削者流血的时候，罗莎完全愤怒了。她用最激烈的语气抒发着自己的愤懑，“社会民主主义现在只不过是一具腐朽的尸体而已”，“德国社民党是这个星球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23] 　　那么，历史对她的评价呢？她曾经分别赞赏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她在批判列宁“集中制”的时候却容忍利奥·约基希斯在她创立的波兰工人党内鼓吹“铁的制度”。[24]她倾向于为阶级先锋设置太多社会主义的教条，从而低估了建立工人阶级自己骨干的作用，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在他们的带领下觉悟并登上历史舞台，但对于罗莎来说这一切似乎只要革命到来的时候就能水到渠成。因为同样的原因，在1907年之后她并没有试图在社会民主党内建立一个左翼的派别（当然，在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公开叛卖群众的行径暴露之前，成立新党似乎并不可行）。后来，年轻的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正是为这犹豫的十年而付出了代价，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领导核心，他们被迫一边进行革命，一边锤炼干部。 　　卢森堡的一生一直在进行伟大的斗争。在德国，她很早就对社会民主党内的腐朽的领导层表达自己的鄙夷和蔑视之情，她比列宁更早地同他们决裂。直到大战爆发的1914年列宁才公开赞扬了罗莎所得出的结论。他痛心地从这场历史悲剧中得出了教训——“强大的组织”是无法给无产阶级带来胜利的。真正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组织，它的纲领和日常的工作都紧扣阶级斗争的脉搏，只有这样它才是无产阶级的擎天柱而不至于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刽子手。而反过来，卢森堡也直到1918年才真正理解了列宁的思想。她终于明白，仅仅靠群众的首创性，仅仅简单地同那些已经暴露出反革命真面目的社会民主党官僚分子决裂还不够，必须着手建立起真正的革命先锋队。 　　今天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欠罗莎·卢森堡一份情，是她第一个提出并解决了这个难题：如何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带制定革命策略，以夺取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 [1] 这是J P Nettl的判断，他是卢森堡传记的作者（《罗莎·卢森堡》，伦敦，1956年出版），他的作品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细节和对一些历史事件令人影响深刻的结论，但却缺乏对无产阶级斗争整体策略、群众运动、革命观点的理解，而这些是贯穿卢森堡一生最重要的命题。 [2] 早在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阴影就已经笼罩欧洲，恩格斯警告说，一旦战争到来，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被逼迫去掌握政权，也许事件发生到最后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同一封信中，他对倍倍尔阐述了自己的预感：“我们将在世纪末去夺取政权。”（《致倍倍尔》，1891年10月24日）。在之前的一封信中，他批判了《哥达纲领》，并批评了倍倍尔对党内自由讨论的攻击（奥古斯特·倍倍尔《Briefwechsel mit Friedrich Engels》，1965年，Mouton出版社，第417、465页）。 [3] 在1895年4月1日，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我看到了我写的那篇《导言》的摘要发表在《前进报》上，然而这份摘要的发表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编辑歪曲了我，试图把我这个老头子粉饰成一个彻彻底底的合法活动的推崇者。我要求把我那份完整的手稿在《新时代》上发表，以洗刷那篇歪曲的文字所造成的可耻的印象。” 　　借口可能遭到法律诉讼，倍倍尔和考茨基拒绝了恩格斯的要求。老人被哄骗了，以至于完整版的《导言》没有发表，直到1918年才通过新成立的共产国际公之于众。 [4] 1906年，托洛茨基发表《总结与前瞻》，对卢森堡的观点表示了赞成，他对社会民主党内日益严重的保守性十分担忧。然而，由于他自己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坚采取了调和的立场，在1908年，他和考茨基走得更近，并在卢森堡和考茨基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辩论中间支持了后者的观点。在1910年，列宁在两人的论战当中持谨慎的态度，他担心考茨基会和孟什维克结成一个联盟。在他的文章《两个世界》中间，他断言，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差异（不仅指考茨基和卢森堡，还提到了倍倍尔）只是战术意义上的，归根到底还是小的分歧。他还赞扬了倍倍尔的“谨慎”，说让阶级敌人自己先来发动战争更好。（《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311-16页 ，柏林，迪茨出版社） [5] 这篇名为《军事政变与群众性政治罢工》最早发表在《新时代》上的。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的《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文集（1970年，法兰克福，第46——95页）收录了这篇文章。 [6] 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间，罗莎这样写道：“而伯恩施坦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使命的机关，这是他的权利。” [7] 摘自发表在《新时代》上的《Nachdem ersten Akt》以及卢森堡在耶拿大会上的发言（《卢森堡选集》，第二卷，柏林，迪次出版社，1955年，第220/1, 234/5, and 244页）。 [8] 安东尼奥·葛兰西对“群众性政治罢工”作了很好的总结。 [9] 这方面的例子有1903年发表在《新时代》上的《矿业罢工的教训》。 [10] 罗莎·卢森堡，《耶拿大会上的发言》，1905年9月21日（《卢森堡选集》，第2卷，第240-241页）。 [11] 参见卢森堡的《下一步怎么办？》（《新时代》杂志，1910年发行），在这里，她提出了“先发制人的罢工”和“攻击性罢工”的概念（以区别于Henriette Roland Horst在他的书中的一些提法），“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的区别就像是“消耗战”和“决战”一样。（《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第96-121页）。 [12] 参见人类出版社发行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巴黎，1969年出版），这本书加了一个导言和一封信件作为附录来澄清这个悲哀的事。 [13] 《卢森堡选集》，第2卷，第136页。 [14] 同上，第325-236页，主要是发表在《Dortmunder Arbeiterzeitung》上一篇名为《更多吗？》的文章的摘录。 [15] 这完全是一个诽谤，从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和今天的自发主义者一再重复这个“天真”的论调，即卢森堡把1905革命的功绩完全归功于“无组织的群众”，而绝口不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贡献。这段论述可以反驳斯大林分子的观点：“即使在起义的第一时间领导权就落入机会主义领袖的手中，即使群众依然被各种偏见和幻觉所支配，这些依然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工人阶级孜孜不倦的教育的成果……在俄国，和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自由事业和追求社会进步运动的领导权在觉悟的无产阶级手上。”（1905年2月8日，《卢森堡选集》，第1卷，第216页）。 [16] 参见Fred Oelssner写的《卢森堡传》柏林，迪茨出版社，1951年出版，第50-53页。 [17] 《卢森堡选集》，第1卷，第245页。 [18] 《理论与实践》（《新时代》1910）,《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19] 罗莎自己评论说当她写作《政治经济学导论》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理论上的难点，她当时想找出阻碍剩余价值积累的一些因素，但却无从入手。后来，她写了《资本的积累》。 [2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关于群众罢工的辩论》写的导言中间（第43页），Antonia Grunenberg坚持认为，潘涅库克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问题上，既反对卢森堡的观点，又批判考茨基的立场。 [21] 《卢森堡选集》，第1卷，第47页。 [22] 同上，第245页。 [23]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会议上的讲话》（Der Gründungsperteitag der KPD,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年出版, 第194页）。她特别愤慨地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1918年休战期间试图煽动德国士兵在波罗的海国家对俄国革命进行干涉。 [24] 不久以前，Edda Werfel在波兰发行了《罗莎·卢森堡与利奥·约基希斯书信集》，这无疑将提供重要辅助材料，用于研究在波兰党内部卢森堡对于“组织问题”的理论态度和她的实践经历，人类学出版社出版了对应的法文版，德文版由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