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note

我在上野公园的展览会参观了好几十趟，对日本的工业发展印象很深。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缺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乞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依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季候将不易维持几率，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利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崛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走揍人。

政府建造了中央博物院，来陈列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一部分珍品，而且在南京城内朝天宫一座小山里，造了一个不虞空袭的钢骨水泥的地下室，来保藏贵重文物。因为中央博物院的董事们早已预料到日本不久即将发动对华侵略，南京当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华北局势恶化，长城战云密布之时，故宫博物院的贵重宝藏即以数百辆火车运至南京，并且在南京失陷之前，全部转运内地，保留与山洞石室之中。

交通部大口和铁道部大楼都是钢骨水泥的建筑，里面有现代的照明、通风等设备。但是它们建筑图样却是完全中式的，釉瓦、雕梁、画栋、花窗，以及其他古色古香的装潢。这两幢雄伟的建筑歭立在金都交通要到中山路的两旁，成为配合现代需要的中国古代艺术的纪程碑。其他的建筑也已设计好蓝图，后以战事影响而告搁置。

中山陵位于城外紫金山之麓，上覆琉璃瓦，柱子全部是白色大理石。陵前有层层叠叠高升花岗岩的石阶。山上栽种着从全国各地移来的不同林木。山坡上点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木和果树，山脚建造了一个运动场和游泳池。

政府在南京附近规划了一个示范新村，由市府设计包括道路、下水道、电话、电灯、学校等的建设蓝图。几年之内，私人新建房已到处矗立，房屋周围都有广大的空地，辟为东方式的花园。树木葱翠、花枝招展、小鸟啁啾、溪水低吟，古老的生活方式已为新生活所取代，科学与艺术，工作与娱乐，天工与人力，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累积下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自治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密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了解较深。这就是立宪国会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我们在前面曾经一再提到“天高皇帝远”的观念，在帝制时代的这种观念就是上述心理状态产生的。

个人如非因特殊石鼓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这是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好处在于使中国生活民主，虽然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上海的洋人、中国买办、商人、工厂工人、拉人力车的苦力，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诠释，讲究表面的心理。权势包括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个，表面功夫则表现于绘画、书法、歌唱、音乐，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相对的作风则较“京派”，也就是北京派。“京派”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海洋，但是知识上却是一片沙漠。

上海人一天到晚都像蚂蚁觅食一样忙忙碌碌。他们聚敛愈多，也就愈受人尊敬。在上海，无论中国文化或西洋文明都是糟糕透顶。中国人误解西方文明，西洋人也误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仇恨外国人，外国人也瞧中国人不起，谁都不能说谁没有理由。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之点——同样地没有文化；也有一个共通的谅解——敛财。这两种因素终使上海人和外国人成为金钱上的难兄难弟。“你刮我的钱，我揩你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