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毁巴米扬大佛：文化遗产和受苦的生命，谁更重要？
过去的一周，相信很多人都在密切关注阿富汗的局势。周一的时候，我也被社交媒体上喀布尔机场的视频震惊了——登机坪人头攒动，大批民众涌向登机舷梯，希望逃离自己的国家。真如末日一般。在阅读阿富汗新闻和历史科普的这一周里，我注意到人们在讨论塔利班的暴行时常常提起这样一个事实——2001年3月，塔利班当局不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劝诫和警告，炸毁了两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巴米扬佛像。
大部分媒体都把塔利班炸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归结为塔利班极端的宗教倾向和暴力倾向——将巴米扬省内的佛像视为异教徒的偶像，为捍卫国土内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必须将异教信仰赶尽杀绝。但是，如果塔利班一直秉持着要销毁异教造物的信念，它为什么在执政后期才毁坏巴米扬佛像呢？毕竟，早在1996年，塔利班就已经夺取了阿富汗的政权。战地记者刘怡的发问引起了我的思考。根据刘怡给出的线索，我在外网上查找了2001年前后的新闻报道以及塔利班官方对炸毁大佛行为的解释。
佛像和生命，谁更重要？
回到2001年，阿富汗遭遇持续三年的旱灾，全国有超过500万人面临饿死的危险。因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和饥荒使得每个月都有成百上千的阿富汗人死去；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因塔利班与恐怖组织的联系而对其施以严格的制裁，国际援助寥寥。
2001年3月12日，塔利班外交大使Sayyid Rahmatullah Hashimi在洛杉矶发表讲话，他说塔利班政府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毁坏巴米扬佛像。“我们三年前就控制了巴米扬区域。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毁坏那些佛像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在三年前就动手？”
Hashimi指出，塔利班毁坏佛像并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而是为了表达对国际社会的愤怒。”阿富汗正在被制裁。就在上个月，有七百个阿富汗儿童因为营养不良和寒冷天气死去。但是，没有人谈论那些死去的儿童。相反，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些佛像。”“那些人根本就不关心每天在阿富汗死去的儿童。如果他们真的关心阿富汗的历史，他们就不会摧毁我们的未来。”
根据塔利班政府的表述，2001年2月，一个主要来自欧洲的代表使团参观访问阿富汗。期间，一位大使提出愿意出资维护修缮巴米扬大佛。当阿富汗理事会提出可否用这笔钱救济挨饿的儿童时，代表使团马上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不，这笔钱只能被用于佛像，而不是儿童。”
这引起了塔利班政府的愤怒——对正在受苦的生命视而不见，却关心石头造的雕像；如果这不是伪善和残酷，这还能是什么？在孤立无援的国际环境中，塔利班政府选择了一条激进的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下令毁坏这些佛像。如果他们真的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而来，我根本不会下令毁坏它们。”在2002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塔利班领袖Mullah Mohammed Omar这样答道。
艺术与伦理之间的难题古已有之，“救佛像还是救孩子"，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需要指出，我并不认为依靠这样的讲述，塔利班就可以正当化自己炸毁佛像的行为；而这样的讲述，就和所有单方面的讲述一样，其可靠性仍需打上一个问号。诚如刘怡的评论，塔利班政府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以“自残”的方式要挟和报复国际社会。它的前提假设是——外界必须帮助自己；如果他们不伸出援手，这就是他们的不对，我必须报复他们。它没有考虑到自己对这场大规模饥荒也负有责任：除却天灾，长年的内战和塔利班统治期间的政治无能亦是一场加重苦难的人祸。此外，当国际社会面对塔利班炸毁佛像的决议提出协商时，塔利班政府决绝地放弃了对话。在某种程度上，塔利班自己将自己孤立了起来。
除了反映出塔利班政府在政治层面的不成熟，“佛像还是生命”这一问题值得更加深刻的反思。在读到塔利班成员解释炸毁佛像的原因，特别是他们控诉西方社会“关心死物，不关心活人”的虚伪时，我想起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法国犹太裔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对列维纳斯来说，他的选择一定是孩子。列维纳斯曾多次撰文讨论艺术作品这一存在本身在伦理维度上的缺失。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永远是人的生命，是标示他人作为他异性（alterity）存在的“脸”（face），而不是冷漠的艺术作品里出现的形象（figure）和面具（mask）。
另一方面，我们少有机会听到塔利班自己的声音。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中文世界里目前我仅看到刘怡提及塔利班炸毁佛像的背景。正如前面我提到的，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叙述都有潜在的危险。塔利班确实犯下了很多罪行——毋庸置疑，他们确实犯下了不少残暴的罪行。但很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些来自塔利班自己的讲述，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共同解决争端的话。在另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塔利班代表Rahmatullah Hashimi在采访中说道，“当你排斥它，孤立它，向它发射巡航导弹，当它的孩子正在饿死的时候，你还能期待这样一个国家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