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为什么要“把穷人打昏”

从波德莱尔到文学绘画摄影里的都市形象...

早年，读巴金翻译的波德莱尔《巴黎的犹豫》散文集，有两篇印象很深。一篇名叫《绳子——给爱德华·马奈》，另一篇名字是《把穷人打昏吧》。印象深刻主要对文中描述的感觉很不舒服。前者恶心，写众人在一家吊死了孩子的屋门口排队，乞领屋梁上一截剩下的绳头；后者血腥，写一个富人见了路边乞丐不但不怜悯，反而上前一顿爆殴，乞丐肋骨断裂、面孔流血。问题是，波德莱尔行文如此有违“文明”知趣，但此文集却被一代代读者和批评家给予肯定。这是为什么呢？

后些年，渐渐对波德莱尔笔下“反文明”、“反审美”文风有了一定的理解。一是文学上的理解，二是文化上的理解。这里以后一篇《把穷人打昏吧》为例，与大家讨论分享。

先说说文学上的理解。大凡知道，波德莱尔属于“恶之花”写作。“恶之花”的写作是后现代性写作，总体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这套话语，在《把穷人打昏吧》文中形象称为一本“当时最时髦的书”。这本书讲世界，用两个“神话”讲了一个“大写的人”故事。什么是“大写的人”？如“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曾经是“大写的人”一个时髦表达；在《把穷人打昏吧》中，对“大写的人”则是“（穷人）是被废黜的王子”来表达。即一个可怜的人（或穷人）在《把穷人打昏吧》中定义为有“王子”资质的人。这定义背后是两个现代“神话”做支撑：一个是人的本质论，另一个是历史目的论。世上可怜的人（或穷人）的原初本质都是血脉高贵的“王子”，而当下是一个可怜的人或穷人，这只不过是“王子”在因缘际会中暂时“被废黜”了。贫穷不捉急，因为时间是进步的，历史终会向前，一个“好”的故事必将来临。这好比“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可怜的人（或穷人）只需等待。

波德莱尔却不以为然，他看穿了这些随古希腊理性而来的“苏格拉底的精灵”——抽象概念——的虚无。他要举笔为旗，在《巴黎的犹豫》中与之斗争，剁烂“概念”的美好，搭建一座血肉破碎、色彩斑斓的“恶之花”城市。《把穷人打昏吧》就是“恶之花”城市中一个“剁烂”的故事。这天，“我”在街上走，不期遇到“一个乞丐把帽子伸了过来”。这天，“我”脑子在“善天使”冲动下，突破了“苏格拉底的精灵”阻扰。这天，听到“它和我哺哺地说：‘谁能感到平等，谁才能和别人平等；谁知道争取自由，谁才配得上有自由。’”。这天，“我”意识到平等不是来天上，是地上建构的结果。随即，立刻，马上——

我冲着乞丐奔去。一拳打在他一只眼上，那只眼马上肿得象个皮球那么大。我在敲碎了他两颗牙齿时把指甲弄折了。由于我生来瘦弱，又没有好好地练过拳击，为了尽快地把他打昏，我一只手揪住他的领子，另一只手去掐他的脖子。接着，又拚命地向墙上撞他的脑袋。…… 接着，我用足了劲向他后背踢了一脚，把他的肩胛骨踢断了。于是，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便倒了下去，我就抬起地上的一根粗树枝，狠命地抽打他。我不停地打，就象厨师要剁烂牛排一样。

早些年，每每看到这里很不舒服。为什么一个人这么凶残：竟然爆殴一个乞讨者——“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古人云：人皆有不残人之心！而文中的“我”毫无怜悯、恻隐、辞让和是非之心，爆殴一个“穷人”，“拼命打”他的眼睛、牙齿和肩胛骨，就像“剁烂牛排一样”。更不理解的是，作者波德莱尔竟然站在暴打者一边，肯定“我”的爆殴行为。还不能理解的是，《把穷人打昏吧》这样残暴的文字，居然在近现代中外文学史上获得一片喝彩声。这是什么道理？波特莱尔何来权能？

后几年再读《把穷人打昏吧》，看到了波特莱尔当是拥有上述权能的。这权能就是现代进程中的文化逻辑。第一个，褒贬标明了文风。此文的暴力美学是现代主义借“后学”武器与“规整”的现代性作斗争的一个标志。“我”的原始冲动相向于被标签固化的“乞丐”（可怜人或穷人），也是敲打读者脑子里“被废黜的王子”固化概念。波德莱尔此举是在“当时最时髦的书”中插入了“亚”文化、“反”时髦的风向标笺。第二个，文体标志了意图。此文是一则反讽寓言。寓言中的暴力结局，讽刺了现代性对文学创造“类似催眠术”的负面功能。第三，情节标识了理路。开篇说自己一直以来读了满满当当“当时最时髦的书”，而那些书中告知自己做人要“处处顺应别人的意志”，便是踏上一条幸福之涂的道理。长期机械催眠下，“我进入一种昏头昏脑、半呆半痴”的享受中。接下来，在生活现场中击垮了“我”的（不如说更吸引“我”的），却是一个乞丐的眼光——“能使皇冠落地”的眼光——激活“我”身体中的“善天使”，冲脱了“苏格拉底的精灵”封锁，用一场暴力“剁烂”了“被废黜的王子”空壳，让一个乞丐形象蜕变为“重新获得了生命和骄傲”的新人形象：

“先生，您和我平等了！”

到此，《把穷人打昏吧》文学上的理解（合理性）说完了，再说说文化上的理解。首先，再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早些年，为什么读到波德莱尔笔下“不停地打”那眼睛、牙齿和肩胛骨，它们象“剁烂牛排一样”粘在乞丐身上时，会感到呼吸急促、满心的悲悯？而波德莱尔如此这般爆殴“穷人”为什么毫不心虚？为什么那个乞丐反而会对打人者发出感激：

“他发誓说，他完全明白了我的学说，并听从我的劝告。”

到后来，读到一篇署名傅有德的《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比较研究》文章，很受启发。此文使人意识到：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与作为西方作者的波氏之间，二者存在一个随东方圣人与西方先知传统而来的文化差异。傅有德说，“举凡一种宗教或文化传统，大都同时倡导仁爱与公正。”但更有不同的是，西方宗教育出先知，中国儒教养出圣人。先知意味着公正，圣人象征着仁爱。

西方先知也讲仁爱，但在仁爱与公正之间有偏重，偏重在公正。《圣经》讲爱，第一是“爱神”，其次才是爱人。爱人也是缘于爱神，而爱就是履行上帝的律法，就是讲公正（公平、正义），讲赏罚分明。上帝是超越的，上帝的律法也是超越庸常情感的，故上帝的赏罚不会顾忌人间的感受。由此也影响到西方先知，他们有一个突出的精神表现，就是社会批评大无畏。细言之，波德莱尔是基督徒，信上帝，其文学中的真善美及其表现，亦浸于先知文化之中；不会搞东方人伦、偏好德行，只专注西方神启、专攻真理。由之，要理解波德莱尔在《把穷人打昏吧》一文的美学精神，便要认识先知的超越性、律法的绝对性文化。

多说一句，儒家也有公正的思想，但在圣人那里，公正是从属的，仁爱才是核心地位。由之，中国文学是人间情怀，长于仁爱，多是怜悯、同情、揪心、慈悲等道德与情感。总之，一个是公正胜过仁爱，一个是仁爱压倒公正。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自小熏陶的是圣人文化，早年初读波德莱尔《把穷人打昏吧》，第一自动反应无逃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悲悯情怀，这是必然的。

（原作新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