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波拿巴主义”

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被驱逐出巴黎的马克思躲在伦敦郊区，冷眼旁观各路政客在法国政坛上的表演，写了一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因其目光如炬而流传于世，直至今天，读来依然光彩烁烁。在马克思笔下，当时法国当权的是“秩序党”，由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大地产主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以及奥尔良王朝的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和他们的随从—律师、教授和传媒业者两大势力组成。他们虽也帮派林立，互相倾轧，但在经历了100多年的革命后，又特别害怕社会失序，为了维护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秩序，他们选择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军队的口令，去屠杀反对者。不过，当反抗者表现出勇气的时候，“秩序党”很快就瓦解了，人们发现，那些主义、信仰和法条等一整套冠冕堂皇的政治说辞瞬间就失去了意义，利益冲突最有效地决定了政局走向。马克思用英国的例子来挖苦他们“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关头才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最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出面收拾残局，成了共和国的总统。这个虽有着伟大姓氏，个人品行却像小丑一样的贵族，一边把自己打扮成中产阶层秩序的守护神，一边收罗一大批地痞流氓无产者，扮演人民群众，到处为他游行、欢呼。他开口闭口都是人民，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博得声望，但却不相信任何主义和政治理想，“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波拿巴依靠一套庞大的、剥离了政治理想的行政官僚体系，登基称帝，维系了将近20年的统治。“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 马克思将这称为“波拿巴主义”，后世学者主要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打着人民旗号的贵族政权，在两个敌对阶级间斡旋，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来保障社会稳定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这似乎也成了很多专制传统强劲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过渡阶段，即使是推翻沙俄建立起来的苏联也不例外。在苏联时代早期，最著名的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就将斯大林式的统治称为苏式的波拿巴主义。随着经济发展，新有产者的繁衍，各种矛盾丛生，有产者与官僚层勾搭成奸，调节矛盾的官僚层，借机盘踞于劳动群众之上，建立了不受监督的官僚绝对主义体制。托洛茨基认为，经济任务越复杂、居民的要求越高，官僚制度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越尖锐，官僚们越是粗野捍卫自家地盘，越是无耻动用欺诈、收买与暴力手段。托洛茨基早早地预言了苏联的溃败，波拿巴主义注定寿命难长，因为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均衡之球，总要滚向一方或者另一方。 在打压党内正统之时，干部们拖着粗重的有产尾巴，明天这根尾巴会把自个脑袋也抽开花。拿历史观照今日，总不那么靠谱，因为时代是如此不同。托洛茨基也提醒后人，做历史类比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物质的极限。到了今天，人类科技的发展，为所有的政治变革都增添了巨大的物质变量，但历史深处隐藏着的那些幽灵又总会时不时跳出来，提醒人们认识政治的面目。国家的诞生与存在是阶级社会时期的历史现象，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从根本上说代表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 十月革命后，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逐渐衰弱，职业官员的专断趋势日益明显，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自由、企业管理与物质生活等方面，专断官僚群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为自身集团的政治特权寻找意识形态落脚点。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官僚集团并不具备独立历史前途，无力推出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又独立于资产阶级理论之外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严密学说。针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怎样看待富农的发展、是否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它通常采取极端实用主义的应对手段，并以东拼西凑的政治辞藻为官僚层决策辩护。把这些辩护词前后联系起来，会立即发现它们经常自相矛盾而自打嘴巴。 就国家理论而言，为了替当时普遍的群众贫困与官僚特权打掩护，并诱导工农为超高速工业化付出牺牲，苏共当权派不断强调「再忍耐一段时间，再加把力气，社会主义眼看就快建成了，到时候一起过好日子」；为了至少在纸面上自圆其说，1936年苏联新宪法索性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而阶级已经消亡。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丝毫无意放弃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而是继续维持自身的特权统治。有鉴于此，官方忽而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忽而又声称「越接近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越激化」。为论证这一矛盾局面（阶级似乎消亡但专政机器仍强大专断）的「合理性」，当局不得不拼凑新理由，并写进了1939年联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