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我一觉醒来，忽然觉得双眼的视力似乎有些不太对称。这发现很有意思，我一下打起了精神，躺在床上把左右眼轮番的睁开闭上，想要确认这并不是什么幻觉。翻来覆去不知过了多久，等我终于验证了这一大发现，宿舍里的其他人也都还没有起床。

再努力的去想，我却无法回忆起那个早晨该有的任何其他细节了，甚至连同那整整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都是如此的普通而不值得一提。我甚至完全忘记了第一次体验到双眼视差极其巨大的具体感受，时间久了，这就很让人质疑起那个早晨的真实性来。又或者它是不是一场梦呢，因为在梦里即使是你再熟悉的人，也不管你多确切他的身份，你都不会记得他的模样。

而事实是，一夜之间我失去了左眼绝大多数的视力，仅能感光辩色，自那之后整整有八年之久。莫名生了一场怪病，想必我应当称的上是不幸的，但我终保住了右眼、而左眼也在多年之后恢复了视力，虽然病根未除，但终归也还是幸运的。而回顾过往，幸与不幸似乎都不重要，反倒是过程中有许多起起伏伏的戏谑还值得拿来一说。

这病本来是不需要被耽搁这么久的，我过去不戴眼镜，但视力掉下来了，上课看书都开始觉得吃力。几个月后，我不得不考虑去配副眼镜，因为事情多少有些蹊跷，于是觉得有必要到医院去走一趟。没想到一检查不要紧，难倒了一位医生、一位验光师和几位视光门诊操作仪器的小妹，我视力下降的眼睛完全测不到任何配镜度数，不论是机器验光还是人工验光。

我大概也理解了这就是视力无法矫正的意思，而至于为什么却没人知道，这眼睛居然难倒了大夫，可真又是一件奇事。我心里为之窃喜，因为之前很怕医院的配镜中心收费太贵，检查的过程中一直怀着忐忑的心情，琢磨着一会儿该怎么把配镜推脱掉。这时候我不必再担心了，怀着鄙夷和不屑拿了检查结果，大摇大摆的走向对面的眼镜店去。他们也不敢留我，只用诧异和同情的复杂目光送我出门。

我就这样开启了独眼生活的新篇章，二十多年里第一次戴上了眼镜。家人和朋友当然都会问起，这样的对话也往往是千篇一律，而我却乐此不疲，很愿意分享自己如何戳破医生权威的经验。但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其实也一直好奇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本着不懈求真之精神，在四年后我去了同仁医院再做检查。终于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确诊失去的视力是一种罕见疾病所致，而至于病情在这几年里恶化了多少，早已经不得而知了。

误诊的经历和有限的治疗手段让我对国内的医疗有了芥蒂之心，而离开医院进了地铁站，我拿出手机百度搜索，结果则更让人心惊。还没发病的另一只眼睛也被判了死刑，未来只有角膜移植这一条出路。当时我正巧赶上有出国的机会，经过一番跨越文化的调研，我们全家决定把后续的诊疗都放在国外来做。

到美国之后不到一个月就约好了手术，之后的一切也都专业而顺利，我时隔六年最终稳定住了病情，又过了两年才找到了矫正视力的方法。所以这一切都教育了我，让我一度觉得在这里“听医生的就准没错”，直至遇到了现在的牙医。

我的牙医是经朋友介绍的，当然主要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能讲汉语。我在他的诊所接受了一颗牙齿的根管治疗，手术几个月后出现了炎症反应，一年后以失败告终。这本算不上是医生的责任，因为手术本身是有失败可能的，我毕竟在过去也经历过些风浪，懂得其中的规矩。可他建议我再到牙髓专家那里看看，这让我忽而有所警觉。

网上一查才知道，美国的口腔医学有很多子学科，执业方面也有不同的资格认证。譬如，根管治疗就方面就有牙髓专家，手术的成功率要比普通牙医高十到二十个百分点，还有专门针对牙周病、植牙、假牙等各方面的专家，分的很细。所以我确实不能指责我的牙医，因为毕竟他也有八成的概率把手术做成功，只不过我是那不幸的百分之二十罢了。于是我在家发起自我批评，痛陈自己轻信的苦果。

人生在世，谁还不得经历几次误诊呢？许多年后，曾经的医生一定已经知道了他的过失，这可能发生在他翻看某本专业书籍的时候，也可能是在某次学术研讨会上，又或者是在某次临床观摩学习之中。他一定还记得我，亦或是有过几秒钟的冲动想要找到我，告诉我他的新发现。又或许他在当时就知道这一切，只是来不及告诉我呢？

这都是我脑海里的幻想，因为我不是一名医生。他是肯定无法联系到我的，当我走出诊室的门口，这事情就已经变得复杂，约莫成了一场良知的考验或者自我的救赎。再做什么既无修复的效力，也比发出误诊的报告要更难，就只能埋在双方的记忆里了。

这么多年里我总结教训，自己是要过得越来越谨慎一些，凡事多留个心眼，这当然是因为我所经历的事情。人也总是要经历些事情的，不过得来的结论却往往因人而异，比如对我的父亲。

我小时候时常拉肚子，应当是季节性痢疾之类的作祟，发作起来很厉害，连续几天油盐不进，还经常伴有高烧。有一次又闹起来，折腾了几天都不见好转，我人还有气力，却只是一次一次的往厕所跑，水和盐都脱的厉害。因为吃药总不见效，父亲终于看不下去了。一天早上我刚从厕所回来，见他没去上班，而是拿出了灵丹妙药福寿膏——它在我们家乡被叫作洋烟，也就是鸦片膏。

这黑黑的一坨东西只有酒瓶盖那么大小，像一剂丸药，看上去年代久远，我猜想有可能是我爷爷从旧社会里传下来的。父亲先烫了一点，让我吸了两口，又扣下来芝麻大小的几粒，让我直接吞了，还递给我一个装满水的大玻璃杯。我那时候已经懂了不少事情，吸两口我有把握是不会上瘾的，但这大烟膏子就酒可是小命立时没有，这就有点犯怵了。又或者它早就过期了呢？但毕竟是我的父亲出手，他想必应当是不会害我的，于是犹犹豫豫吃了下去。

那一天，我领教了“万灵药”的威力，我早上用了之后上午便缓解了症状，中午便得以痊愈，其功效真是让人啧啧称奇，我也因此对林则徐更生了敬意。吞下去的那一点太小了，我怕苦，也怕死，是丝毫没有品味。但鸦片烟的气味我却记得清楚，像极了火烤橘子皮的味道，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件无聊事情，想必全天下只有我一人会用这样的比喻吧。

父亲是朋克养生界的鼻祖，从我记事起他就在熬夜，总是晚睡晚起。家乡的男人们都酗酒，他也不例外，但作为一个业余医学爱好者的他颇注重养生调理，于是就吃很多的胃药和护肝片。经常是喝酒喝到一半就会想起来吃药，几十年都没有停过。

也不知道是这方法救了他还是害了他，那年他早早的就做了心脏的支架手术，术前大夫就叮嘱了，以后终身戒烟戒酒，这是要命的病。父亲一向百无禁忌，天不怕地不怕，但那天从医院回来他就立刻做出了转变，改喝了对心脑血管有益处的红酒，看来真的是形势所迫了。手术非常顺利，术后的恢复也都很好，而只戒了三个月的白酒，他常年的脂肪肝也就几乎自行消失了，一举两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喝红酒的量很快跟着自己的健康水平一起提了上来。喝习惯白酒的人都觉得红酒像饮料，父亲白酒是论瓶买而红酒从来都是论箱买，白酒是论杯喝而红酒向来都是论瓶喝。他觉得喝红酒太贵了，每人两三瓶的量，一顿饭下来一箱都不够，还不过瘾，终而又逐渐回归了旧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父亲爱喝酒是出了名的，当然也闹过不少的笑话，误过不少的事情，因此他从不劝我们子女喝酒，而我也几乎滴酒不沾。当然或许这是他的一个人生遗憾吧，因为我在同学家吃饭有时也会羡慕起来，父子俩之间抿几口小酒，那是一种别样的温馨。当然父亲不是没有尝试过培养我们，比如在一两岁的时候用筷子沾着着酒进我们嘴里，以至于还用几滴啤酒把弟弟给灌醉了一次。而这也似乎像是家乡的男孩必经的一种仪式，是一种人生的开蒙，因为在我们那里几乎没有男人是不喝酒的。

家中没人与父亲对饮，但另一件事我们却跑不掉，那就是陪他吃药。他在卫生和医疗系统工作了大半辈子，耳濡目染，平时也喜欢刻苦钻研。家乡小城里没有像样的医院，也缺乏真才实学的医生，俗话说是矬子里拔状元。而周围的人阿谀奉承，再加上从我们身上实践而来的第一手经验，他就自觉的是一个半吊子医生了，继而推广到帮亲戚朋友们出谋划策。

治好了我的痢疾，以及朋克养生，这些都当属于父亲的得意之作，也让他的胆子越来越大。而父亲的集大成之作品，则当属给母亲确立的一套中医理疗方案。前几年母亲突然查出癌症，所幸发现还较早，但仍需要放疗与化疗。而更棘手的地方是她有先天性糖尿病，那时身体状况很不好，不知道能不能挺得住治疗而来的副作用。

医生建议了最为保守的治疗方案，即便如此，依然觉得不太乐观。这种情况有些似曾相识，是又到了父亲该出手的时候。他抛开西医，找了几位老中医去求方子，再根据自己的所学择其优者来用，还结合了一些不知哪来的偏方。这些都同母亲的主治医师商量过，但确实超出了他的专业范围，而效果也出人意料，几个月下来母亲不仅顺利完成了几个疗程的化疗，气色和体重还都有所好转，连医生都大感意外。

传统中医是外于西医的一整套体系的，大可以不用科学的眼光来加以评判，而父亲在治病救人道路上的实践，就更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了。谈起成功的经验，大约不过是来自于两股气——死马当活马医的勇气，再加上莫名其妙的运气。这更像是一场社会实验，关乎于生命、信仰、选择、与尊严。

我单目失明的那个早上，宿舍里安宁的睡意像一片海，只把我在上面荡来荡去。我那时已经有了早起的习惯，因此在平静之中自己独享了这新奇的一切。我是吃了鸦片烟而治好过痢疾的人，那时的淡定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不管在那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我似乎都不曾有过在荒唐中疯狂的魄力，而只看着父亲在这条道路上绚烂夺目的表演，竟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人生中的许多事情常常混沌错愕，有时候待我就像开玩笑似的。父亲是，医生是，命运也是。我深怀着理性与克制，在蝇营狗苟的生活里，目送着那片无畏的浪潮和时代，最终与父亲都一同慢慢老掉了。

2021年4月28日，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