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43073天的出生与死亡：“健康”的歌德与“病态”的波德莱尔
一切消逝的 不过是象征 那不美满的 在这里完成 不可言喻的 在这里实行 永恒的女性 引我们上升
——歌德
歌德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1773年歌德写了戏剧《葛兹·冯·伯利欣根》，从此蜚声德国文坛，1774年发表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使他名声大噪，1831年歌德完成了《浮士德》，并于翌年在魏玛去世，享年83岁。
我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重读一遍《歌德谈话录》。这本书记录的是晚年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言论和活动，他的思想已炉火纯青，随便翻到哪一页都字字珠玑、隽妙生辉，如耀眼的光焰洞明我们的心灵。我情不自禁要摘录几则——
- 每一种情况，乃至每一顷刻，都有无限的价值，都是整个永恒世界的代表。（1823年9月18日）
- 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的功夫，把时间用得节省些，我就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1825年4月20日）
- 莎士比亚给我们的是银盘装着金橘。我们通过学习，拿到了他的银盘，但是我们只能拿土豆装进盘里。（1825年12月25日）
- 我们赞同的东西使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反对的东西才使我们的思想获得丰产。（1827年3月28日）
歌德还在1827年1月31日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中国的神往和理解——
- 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
我是多么羡慕爱克曼——整整九年，他是一个多么幸福的秘书啊！爱克曼是这样描写初次见到歌德时的幸福之情的：“我和他一起坐在那张长沙发上。他的神情和仪表使我惊喜得说不出话来。”74 岁的歌德看上去“和蔼、坚强和年轻”。难怪拿破仑在爱尔福特会见他后说：“这才是男子汉！”
拿破仑和歌德都是伟大的征服者，只不过一个是持剑的王，一个是执笔的王，征服的方式是不同的。
诗人通常可分为明显的两类 ：一类是天才的“王子”，一类是伟大的“帝王”。前一类我们可以举出拜伦、济慈、兰波、狄兰·托马斯、李贺、朱湘、海子等一长串名字，他们通常是短命的、耀眼的、争分夺秒燃烧的，有时又是偏执的和怪僻的；而后一类帝王般的人物却并不多见，歌德之前我们可以举出但丁和莎士比亚，歌德之后更是旷世难遇。这类人物必须具备以下特点：思想的宏伟、感情的丰满、人格的伟大、作品的杰出、涉猎的广泛，还有重要的一点——长寿。这些，歌德都具备。
美国学者乔治·桑塔亚那曾称但丁是“拯救的诗人”，歌德是“生活的诗人”，是有些道理的。如果硬要作比较，我倒认为但丁是一个“痛苦的帝王”，几乎要坐穿整个地狱 ；而歌德是一个“幸福的帝王”，丰富了整个人间。这个幸福的帝王在生活上是优裕的，从未体验过贫困（他长期担任魏玛公爵的枢密大臣，是一个贵族）；在爱情上是丰富的、充沛的（无数美丽可爱的女子曾与他相爱）；在兴趣上又是广泛的，除了文学，他研究过植物学、昆虫学、解剖学、地矿学、建筑学、光学和颜色学，并著有《颜色学》《植物变形学》等著作。——他以一生不倦的探索似乎要穷尽人类物质和精神最高的领域。这一切并没有使歌德远离我们，成为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天神。相反的，歌德是属于人间的，他思想中的包容、健康、平和、仁慈和爱使我们感到智者的透彻、长者的宽厚和朋友般的亲切，并使我们欣然而感激地接近。
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 25 岁时的作品。这部书信体小说是根据他自己狂热而痛苦的爱情经历写成的，被誉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最大的成果。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青年人竞相模仿维特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据统计，先后有十多名欧洲男子效仿维特而自杀（1830 年 3 月 17 日歌德与爱克曼谈到这件事时却尖锐而有点刻薄地说 ：“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了十来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拿破仑远征埃及时，行囊里就装着《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和《圣经》《古兰经》放在一起的 ；而英国一位叫勃里斯托的新教主教则当着歌德的面骂它是“一部极不道德的、该受天谴的书”，意大利天主教僧侣用收买全部意大利文译本来防止其流行……这些只是社会层面上的效应。在歌德内心，特别是在他晚年，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很高。事实上，如果歌德停留在《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者像维特一样自杀了（青年歌德曾动过这样的念头），他只能算是一个“天才的王子”，而成不了“伟大的帝王”。
但歌德迅速摆脱了第一类升向第二类。《浮士德》是一个明证。即使歌德只写了《浮士德》，照样不朽。
浮士德》前后写了 60 多年，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才完成，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浮士德无疑是歌德精神和思想的化身：他生来就是为了探寻世界和人生的意义，躲在书斋里研究哲学、医学、神学和魔术，却没有找到答案和真谛，只有“起来！逃往广阔的国土”，与魔鬼梅菲斯特签约打赌，历经爱的幻灭（格蕾辛和海伦）和人生的沧桑，最后献身为人类、为社会的事业而获得拯救。歌德写道 ：“谁肯不倦地奋斗，／我们就使他得救。／上界的爱也向他照临，／翩翩飞舞的仙童结队对他热烈欢迎。”
浮士德这一巨人般的形象准确地体现了歌德的“行动哲学”——对无限的热爱和追求——浮士德就是一位行动的帝王。第三场浮士德坐在书斋里翻译《新约》，先写下了“太初有言”，又改成“太初有思”“太初有力”，最后定为“太初有为”，“为”就是“行动”。歌德说 ：“灵魂不朽的信念是由行动这个概念中生出来的。因为我如果孜孜不倦地工作直到老死，在今生这种存在不再支持我的精神时，大自然就有义务给我另一种形式的存在。”行动使浮士德获得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纯洁化，进而获得新生——成为更好的另一个，临死时他就获得了上帝永恒之爱的拯救。——歌德也获得了拯救。
与歌德的“行动”相呼应的是他的“活力”。这种活力在他的爱情生活中表现得最突出。歌德一生爱过的女子不计其数，有据可查的就有凯卿·辛克普、弗里德里克·布里昂、夏洛特·巴夫、莉莉·舍恩曼、施太因夫人、米娜·赫茨利普、玛丽安娜·冯·威利美尔等。75 岁的歌德还爱上了 19 岁的姑娘乌利克，这份爱情成为他写作抒情诗集《西东诗篇》的动力。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的感觉仍然是灵敏的、青春的，他的心从来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印第安人斯科特·莫马戴写的一本有趣的书《通向阴雨山的道路》，里面一位老太太唱道 ：“我们把土带来了。／现在是玩耍的时候了，／尽管我这么大年纪，我仍旧具有玩耍的心情。”这种天真的玩耍心情正是老年活力的标志——肉体衰老了，心还年轻。在这点上，歌德倒是可以和这位印第安老太太沟通一番的。
1831 年 8 月 26 日，歌德与朋友去图林根森林旅行，在吉息尔汉山山顶的猎人小屋里找到了自己 1780 年 9 月 6 日写在墙上的一首小诗（这首题名《漫游者夜歌》的诗曾被舒伯特、李斯特等谱成 200 多种曲子）——
群峰 笼罩着恬静， 树梢 看不到一丝风影， 树间小鸟寂静无声， 稍待一会， 你也将安息。
歌德读着，不禁潸然泪下。次年的 3 月 22 日，他真的安息了。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把窗户打开，让阳光进来。”爱克曼前来为他送行，后来他深情地回忆道——
- 在歌德去世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渴望再去瞻仰一次他的遗体。他直身仰卧，像睡着了一样 ；在他那庄严崇高的面容上笼罩着一片深深的宁静和坚定，在宽大的前额里还好像有思想……弗里德里希（歌德挚友）把床单揭开，我惊讶地看到了他那极为漂亮的肢体。胸部是强壮、宽阔而厚实的 ；手臂和大腿丰满柔软而不见筋肉 ；两脚纤小形状极为优美 ；他整个身体任何部分都没有一丝一毫过肥或过瘦的憔悴之处。在我面前，一位完美的人物十分优美地躺在那里，我因此而感到的兴奋心情使我在一瞬间忘记，不朽的精神已经离开了这样一个躯体。我把手放到他心脏的地方——那里是一片深深的寂静——然后就离开了，以便使我强忍住的眼泪尽情地流出来。——汉斯·尤尔根·格尔茨《歌德传》
歌德一生追求完美，连死亡在他那里都是完美的，在后来者心中他的形象更加完美。
不要把一个阶段幻想得很好 而又去幻想等待后的结果 那样的生活只会充满依赖 我的心思不为谁而停留 而心总要为谁而跳动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其代表作《恶之花》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1845年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以其观点的新颖震动了评论界。1855年以《恶之花》的标题发表18首散文诗，1857年诗集《恶之花》出版，奠定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869年遗著《巴黎的忧郁》出版。
从巴音郭楞某宾馆 15 楼的一个房间（我在这里住了整整一星期）往下看，我看到了一个深渊：杂乱的、缺乏布局的城市，几乎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幢幢新楼夹杂着低矮的平房。汽车的奔驰有些慌乱，如同中了邪，人群四散而无言，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圣伯夫）由于持续的尘雾，太阳是苍白的，仿佛在预告从人到物的一个必然崩溃的前景。各种声音挣扎着浮了上来 ：汽车的尖叫，工厂机器的呻吟，以及那些平房中的狗吠，羊咩，鸡鸣，高音喇叭突然播放的一段乐曲，一个看不见的人敲打石头的声音……这一切混成一团，以便找到一只聆听的耳朵去轰炸。那么人的声音呢？尽管我耐心地等待，但那些胸腔中的苦闷、灵魂中的不安或者道貌岸然下的恐慌从来不发出一点声响。整整一星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风暴将沙尘送到巴音郭楞，落到桌上我带来的《恶之花》上。
这次孤独的南疆之行，有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与我为伴。波德莱尔的作品有一种下坠的疯狂和陶醉，抵达了深渊的底部，而后上升到令人眩晕的高度——高处的深渊。我想象着 100 多年前的他，登上巴黎的某幢高楼眺望这个第二帝国首都的情景，波德莱尔看到的与我看到的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与《恶之花》（插图本）一起带在我身边的是瓦尔特·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这本书是专门讨论波德莱尔的，是本雅明雄心勃勃的“19 世纪的巴黎”研究的重要部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他的诗在第二帝国的天空上闪耀，像一颗没有氛围的星。” “没有氛围的星”借自尼采，可以从两层含义来理解：一方面它在它所处的夜空（时代）是绝对的孤独，另一方面它的光芒（像是有毒的）使周围变得荒芜起来。波德莱尔在他的时代找不到他喜欢的事物，对读者——“虚伪的读者，——我的兄弟和同类！”（《致读者》）——也不抱太大的希望。 这颗“没有氛围的星”要开始下坠，如同云中之君信天翁，当它们“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一旦落地，就被嘲笑团团围住”（《信天翁》），在甲板上，它们笨拙而羞怯，又大又白的翅膀，像双桨一样可怜地垂在身旁，水手们还用烟斗去戏弄它们的嘴。无疑，波德莱尔在坠落的信天翁身上找到了诗人最恰当的比喻——巨大的翅膀妨碍了他（它）们的行进。 但坠落似乎还坠落得不够，于是他在《被诅咒的女人》中写道 ：“堕落下去吧，下去吧，可怜的牺牲者，／堕落到永劫的地狱的道路上去吧。”他一意孤行地继续坠落，在《赌博》中写出了这样的句子——
宁要不幸但不要死亡， 宁要地狱但不要虚无。
这像是灵魂的一份宣言，宣告了坠落和崩溃的全部意义，而且是作为现代人的首次宣告。至此，波德莱尔可以说是彻底地坠落了。这个惊世骇俗的异端，这个从人群中分离出去的愤怒的城市英雄，这个一意孤行的反面美的热爱者，不断地向下、向下，终于接住了但丁从地狱中递过来的灯盏。———个局部的但丁诞生了。
躺在我桌上的《恶之花》是宁静的，早被经典化了，仿佛在做着一个深沉而漫长的梦，但在它首次出版时，无疑是投向巴黎沙龙、虚伪读者、浪漫主义老朽和道貌岸然文人群的一枚炸弹，激起了狂涛巨浪。时至今日，《恶之花》在波德莱尔所有作品中仍是影响最大的，虽然《巴黎的忧郁》也十分优秀，但只能看作是以散文体形式对《恶之花》精神的延续。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多年磨砺的结果。我们注意到 1856年 12 月 23 日波德莱尔写给他母亲的一封信 ：“一旦我重获那种偶尔有过的朝气和力量，我将用骇人的书发泄我的愤怒，我要使整个人类起来同我作对。其中的快乐能给我无限的安慰。”作为这一想法的体现，次年的 6 月 25 日，《恶之花》正式出版并在巴黎的几家书店出售。初版共 100 首，分《忧郁和理想》《巴黎即景》《酒》《恶之花》《叛逆》和《死亡》六辑。它的确是一本“骇人的书”。不久，因“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的双重罪名，波德莱尔被送上了第二帝国的法庭。经审判，亵渎宗教罪未能成立，便以伤风败俗罪勒令波德莱尔删除其中的 6 首诗，并罚款 300 法郎。直到 1949 年 5 月 31 日，法国最高法院刑事法庭受理法国文化人协会的上诉，才取消对波德莱尔的指控，并称《恶之花》中“不包含任何下流甚至粗俗的词句，在表现形式上也没有超出艺术家可以享有的自由”。
波德莱尔在法庭辩护中称《恶之花》是一本“表现精神在恶中骚动”的书。的确，“恶”是他最大的主题。恶来自事物的反面，来自世界的阴影，来自“病态的花朵”，来自忧郁、痛苦、罪恶、疾病。“愚蠢和错误，罪孽和吝啬，／占据我们的心灵 ；折磨我们的肉体，／我们培养我们喜爱的悔恨，／就像乞丐饲养他们的白虱。”（《致读者》）仅从诗歌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波德莱尔对反面美的洞察 ：病缪斯、坏修士、仇敌、厄运、唐璜下地狱、腐尸、吸血鬼、死后的悔恨、一个幽灵、苦闷和流浪、月之愁、快乐的死者、破裂的钟、忧郁、7 个老头子、小老太婆、骷髅农夫、醉酒的拾破烂者……他写“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你把全世界放在……》），写“丑恶之魅力只能使强者销魂”（《骷髅舞》），写“痛苦乃是唯一的高贵”（《祝福》），写“古老首都曲曲弯弯的褶皱里，／一切，甚至丑恶都变成了奇观”（《小老太婆》），写“你（撒旦）无所不知，你这地下的君王，／常常医治人类的焦虑和恐慌”（《献给撒旦的祷文》）。如果说作为万恶之源的撒旦与波德莱尔无关的话，那么，作为伟大叛逆者和被压迫者的撒旦，却是他重要的精神支柱。
波德莱尔是忧郁之王、地狱旅行家和死神论者的混合体。他以灵魂的袒露抵达惊世骇俗，以大胆的亵渎抵达真实，以地狱般的受难抵达精神的升华。他第一次将“当代性”全面引入诗歌，以叛逆的方式接近他的时代，以反抗的方式深入他的时代。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波德莱尔走得太远了，——他只能是一名孤零零的独行者，“一颗没有氛围的星”。
将波德莱尔称为“死尸文学诗人”，视作消极、淫荡、颓废、厌世的代名词，显然是愚蠢肤浅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波德莱尔是“病态”的，但“病态”正是他力量之所在——波德莱尔的“病态”与歌德的“健康”是两种不同的高度。他描写恶，并不是赞美恶、歌颂恶、与恶同流合污 ；他是要挖掘恶中之美，通过恶这一净化剂的净化，由恶向善——穿越恶而抵达更高的善。因此，他从本质上又回到了人道主义者的行列，正如古尔蒙所说的 ：“即便在神经质的高叫中，波德莱尔仍然保留着健康的东西。”恶之花既是波德莱尔自己所说的“病态的花朵”，更是惊世之花、稀世之花。
在巴黎，波德莱尔将自己的头发染成绿色，频频出入妓院、酒吧、咖啡馆，口吐狂言，举止古怪，过着游手好闲、行踪不定而又穷困潦倒的生活。他的全部作品只为他挣了 15000 法郎，而同时代的拉马丁《纪龙德人的故事》一书就挣了 60 万法郎，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收益 10 万法郎。1853 年他给母亲写信说：“某种程度上我已习惯于肉体的折磨。我能很老练地用稻草甚至用纸塞住鞋子上的洞眼。必须避免任何突然的动作或走太远的路，因为害怕把衣服的破口弄得更大。”
肉体的或者生活的折磨并没有使波德莱尔在精神上屈服，他始终保持了一种卓尔不群的英雄主义写作方式，并按着英雄的形象来塑造艺术家的形象。他称写作是一种“奇袭”，强调“毅力”和“力量”，尤其认为写作是“奇异剑术”的练习（兰波把它发展为“语言炼金术”）。《太阳》一诗展现了“奇异剑术”带来的奇迹——
沿着古老的市郊，那儿的破房 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叶窗， 当毒辣的太阳用一支支火箭 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 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 向四面八方嗅寻偶然的韵律 绊在字眼上，像绊在石子路上， 有时碰到了长久梦想的诗行。
1867 年 8 月 31 日，在受尽失语症和半身不遂的折磨后，波德莱尔在母亲怀里逝世。
下面，我们来听听几位重要人物对他的评价——
圣伯夫 ：“在诗的领域中，任何地方都被占领了。拉马丁占了天空。雨果占了大地，还不止于大地。拉普拉德占了森林。缪塞占了激情和令人眩晕的狂欢。其他人占了家庭，乡村生活，等等。……剩下的就是波德莱尔所占的。”
保尔·瓦雷里 ：“波德莱尔最大的光荣在于孕育了几位很伟大的诗人。无论是魏尔伦，还是马拉美，还是兰波，假使他们不是在决定性的年龄上读了《恶之花》的话，他们是不会成为后来那个样子的。”
T.S. 艾略特 ：“波德莱尔是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楷模。”
▲以上两篇文章节选自《正午的诗神》 沈苇——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