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

普列汉诺夫 四 　　最近一段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说来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后面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尔·拉姆普雷希特、《德国史》的作者。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没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对于某些俄国读者来说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可以说一点并非完全没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话。 　　拉姆普雷希特汇集了许多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这个活动得以实现的那种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持见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iung，如他所说）；不过他在自己的辩论中暂时局限于援引俾斯麦的某些演说和意见。他引证这位铁血宰相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发表的如下一段话：“先生们，我们既不能忽视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我希望你们预防一种错觉，由于这个错觉人们把自己的钟表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做他们会加速时间的流逝。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我所凭借的那些事变的影响，不过毕竟谁也没有想到要我去创造历史。这对我说来，甚至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也会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联合在一起能够跟整个世界对抗。然而我们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当等待历史自动形成。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它们的成熟的；如果它们尚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它们的生长和损害它们。”—— 　　——拉姆普雷希特又根据约里的记述，引证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不止一次说过的意见。它们共同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造成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行事，并限于保证自己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拉姆普雷希特认为这是深刻而完备的真理。在他看来，现代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深入地观察事变，而不使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呢？对他说来，这甚至在他处于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历史条件比最有势力的人物更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这位伟大人物说来是“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拉姆普雷希特是这样议论的，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通用的。不难看出他的“通用”观的弱点。他所援引的俾斯麦的意见，作为心理学文献是很有意思的。可以不同情以前这位德国宰相的活动，但不能说他的活动微不足道，说俾斯麦的特点是“无为主义”。—— 　　——请看，正是这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钢铁般毅力的人，认为自己在事物自然进程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简单工具；这再一次表明，可以用必然性的眼光看现象，同时又成为很有毅力的活动家。不过只有在这方面俾斯麦的意见才是很有意思的；认为这些意见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回答则不可能。用俾斯麦的话说，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得到事变所准备的东西。然而每一次“保证”行动也都是历史事变：这样的事变同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历史事变都同时既是“保证”某人得到先前发展已经成熟的果实，又是为未来果实作准备的那个事变链条的一个环节。怎么能把“保证”的行动跟事物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呢？看来俾斯麦是想说，历史上起作用的个人和集团从来不是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万能的。这自然毫无疑义。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他们的——当然远非万能的——力量依什么为转移，这种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又在什么情况下消减。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俾斯麦还是援引其言论的那位博学的“通用”史观拥护者都未作回答。 　　诚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里也发现有比较浅近易懂的引文。比方他引用法国现代历史科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诺如下一段话：“史学家们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然而转瞬即逝的表现，注重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却不去描绘构成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而非暂时的部分（这个部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进行精确分析）的那些经济条件和社会设施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实际上，重要的事变和人物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称为历史事变的绝大多数事变之于当今的历史，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拉姆普雷希特宣称，他准备对莫诺这段话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赞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赞同法国学者，法国学者也不爱赞同德国学者。因此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在《历史评论》上特别愉快地强调了莫诺历史观点和拉姆普雷希特观点的这种吻合。他指出：“这种一致意义十分重大。它看来证明，未来属于新的历史观。” 五 　　我们不赞同皮雷纳这些令人惬意的期望。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的观点，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正是如此。当然，不能不欢迎宣布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那个流派。当这个流派在历史科学中彻底巩固下来时，这门科学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第一，皮雷纳误认为这个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流派就在历史科学中产生了：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都是这一流派光辉的和始终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诺和拉姆雷希特的观点，不过是从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无论多么深刻，其中始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其中就没有确切地和完整地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然而如果历史科学的代表们决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观点考察自己的对象，历史科学就确实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个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反题。在18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们把一切都同个人的自觉活动联系起来。诚然，当时也有过超出一般规划的例外：例如维科、孟德斯鸠和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视界就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些例外；18世纪绝大多数思想家正是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对待历史。就这方面说，现在重读比方马布利的历史著作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弥诺斯[1]一手造成的，而莱库古对斯巴达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如果斯巴达人“鄙视”物质财富，那么他们这种态度正是应该归因于莱库古，因为他“可以说已经深入自己同胞们的心灵，并且在那里扼杀了爱财心理的萌芽”。而如果斯巴达人后来离开了英明的莱库古给他们指示的道路，那么这就是莱山得的过错，因为莱山得使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情况要求他们有新规则和新政策”。—— 　　——从这种观点的视角写出来的学术著作，与科学很少有共同之处，这种著作是作为宣讲的教义写成的，仅仅为了似乎从其中得出道德的“教训”。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起来反对这样的观点。经过18世纪末期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根本不可能认为历史是或多或少杰出以及或多或少高尚开明、可以随心所欲地向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唯命是从的群众灌输这些或那些情感和概念的人物的事业。还有，这种历史哲学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的平民自尊心。这里表现了早在18世纪资产阶级戏剧产生时期即已显露出来的那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跟旧历史观作斗争时也利用了博马舍等人提出来反对旧美学的那同样的论据。[2]—— 　　——最后，还在不久以前法国所经历的风暴，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远不仅仅是由人们的自觉行为所决定的；单是这个情况就必定要使人想到，这些事变是在某种潜藏的、像自发的自然力量那样盲目地然而按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不过迄今为止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人指出过的）那个事实是，把历史看作合乎规律的过程的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们正是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最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的著作就是如此。夏多布里昂曾称新的历史学派是宿命论派。他在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提出的任务时说过：“这个体系要求历史学家没有愤慨地叙述最凶残的暴行，没有爱心地谈论最高尚的善行，并且用自己冷漠的眼光在社会生活中只看到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表现，由于这些规律，一切现象都正是像它们必然本应发生地那样发生。”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根本没有要求历史学家无动于衷。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政治热情在使研究者的头脑更加敏锐的同时，能够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的手段。—— 　　——只要稍为读读基佐、梯也尔或米涅的历史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们都非常热烈地同情资产阶级，无论在这个阶级同世俗贵族和教会贵族作斗争的时候，还是在它力求镇压新兴无产阶级的要求的时候。然而有一点是毋庸置辩的，这就是：新的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在这个时代，贵族已经被资产阶级打败，不过它还在企图恢复自己某些旧日的特权。对他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自豪意识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一切议论中都表现出来了。而既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骑士式的敏感，那么在它的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言论中，对待战败者的非常残酷的态度就时有所闻了。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小册子中说道：“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是同样残酷的。这种残酷性有时具有安然无动于衷的形式，因而引起了夏多布里昂的误会。此外，当时还不完全明白，应当怎样理解历史运动的合规律性。最后，新学派之所以会给人宿命论的印象，正是因为它力求坚定地站在合规律性的观点上，而不大关心伟大历史人物。[3]这是受过18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难以容忍的。各种反驳从四面八方纷纷落到了新历史学家们的头上，于是就发生了一场——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仍未结束的争论。 　　1826年1月，圣伯夫在《地球》杂志上就梯也尔《法国革命史》第五六卷的问世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审变的进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事变进程变更方向，不过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自由的变化无常而无法测量。” 　　不要以为圣伯夫曾认定，似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是无缘无故的。不，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来其实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4]时期，法国军队赢得了几次光辉的胜利，而且法国看来能够从奥地利手上争得今属比利时的相当广阔的领土让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国王打仗的，结果亚琛和约使法国人一无所获[5]；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种性格，或者如果换上另一个国王，那么法国的领土也许会扩大，结果它的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有一些变化。 　　法国进行七年战争[6]时，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据说这次联盟是在蓬巴杜夫人强有力的影响下缔结的，她深感荣幸的是高傲的马丽亚·特雷西亚在写给她的信中曾称呼她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亲爱的女友。因此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样屈从于自己情妇们的影响，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会对事变进程有这样的影响，而事变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其次，七年战争对法国是不利的：法国的将军们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总的说来，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抢劫，而苏比斯和布罗伊则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罗伊攻击菲林豪逊近郊的敌人时，苏比斯听到炮声，但没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经约定的那样，以及像他无疑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布罗伊不得不退却。正是蓬巴杜夫人袒护了这个极其无能的苏比斯。可以再一次说：如果路易十五不那样好色，或者如果他的这位情妇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当时法国根本就不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国侵犯。如果它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少不了又得归罪于想讨好“自己亲爱的女友”马丽亚·特蕾西亚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在我们面前扮演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的角色。 　　需要别的例证么？再举一个也许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吧。在同一个七年战争时期，在1761年8月，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会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带围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处境万分危急，然而联军延迟了进攻，而且布图尔林将军在敌人面前驻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撒出了西里西亚，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来增援奥地利的劳东将军。劳东夺取了腓特烈军驻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过这次胜利意义不大。然而如果布图尔林的性格更果断一点呢？如果联军攻击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营垒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联军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从胜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之内差一点就发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丽莎白女皇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势大大地变得有利于腓特烈。[7]试问，如果布图尔林更果断一点，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苏沃洛夫那样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意见。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物理的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继续为重力所支配；血液没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环。—— 　　——如果比方说米拉波没有死于热病；如果偶然掉下的砖头或者脑溢血夺去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命；如果子弹击毙了拿破仑，难道事变的进程不会改变么？难道您敢断言事变的结局会是一模一样么？只要有足够数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变的结局就会跟您认为必不可免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权假定这些偶然事件，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还是这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着援引一句名言说，要是克利奥 　　巴特拉的鼻子稍微短一点，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两样[8]，末尾，他在承认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观点辩护以后，再一次指出这位作者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时由许多其他的、细小的、暗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现的那些结果仅仅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严谨的头脑似乎不愿承认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规律性的那种现象的存在。 六 　　圣伯夫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察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蒂雷纳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阿恒荷尔茨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 　　——光是这些一般原因，已经完全足以使七年战争朝不利于法国的方面转化。然而毫无疑问，苏比斯一类将领们的庸碌无能就更多地增加了由一般原因所造成的法军失利的机会。而既然苏比斯是靠着蓬巴杜夫人才得以维持，那就必须承认，这位虚荣心重的侯爵夫人乃是大大加强一般原因对七年战争时期的局势产生不利于法国的影响的“因素”之一。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罗斯巴哈会战后，法国人对庇护苏比斯的那个女人极端愤慨。她每天都收到许多充满威胁和凌辱的匿名信。这十分强烈地使蓬巴杜夫人焦急不安；她开始因失眠而痛苦。但她仍然继续支持苏比斯。1762年，她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虽然责备苏比斯有负对他的期望，同时却补充说：“不过您一点不必担心，我会关照您的利益，并且在国王面前竭力替您斡旋的。”可见，她并没有向舆论让步。究竟为什么没有让步呢？大概因为当时法国社会没有可能迫使她作出让步。—— 　　——而当时的法国社会究竟为什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呢？法国社会的组织妨碍法国社会这样做，而反过来，这种组织则依赖于当时法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因此，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情妇的怪癖之所以能够对法国的命运发生这种可悲的影响，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由这些力量的对比来说明的。要知道，如果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有弱点的不是国王，而是国王的厨师或马夫，那么这个弱点就不会有任何历史意义。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弱点，而在于有弱点的人的社会地位。读者会懂得，这些议论对于上述其他一切例子也都会是适用的。只需要在这些议论中把应该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比如把法国换成俄国，把苏比斯换成布图尔林，等等。因此我们就不去重复了。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偶然性对各民族历史命运的影响敞开了大门。路易十五的好色是他的身体状况的必然结果。可是对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说来这种状况是偶然的。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种身体状况对法国后来的命运并不是没有留下影响，它本身成了决定这种命运的一个原因。米拉波之死，当然完全是由合乎规律的病理过程所引起的。但这些过程的必然性则完全不是从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是从这位著名演说家体质的某些个人特点中以及从他感染疾病时所处的那些身体条件中产生的。在对法国的一般发展进程的关系上，这些特点和这些条件都是偶然的。而事实上米拉波之死影响了后来革命的进程，并且成了制约这一进程的原因之一。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作次等偶然现象的偶然现象。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9]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偶然性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它只出现在诸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欧洲人出现在美洲，对于住在墨西哥和秘鲁的人说来是偶然现象，因为他们的出现不是从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然而西欧人在中世纪末期为航海的强烈热情所支配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的势力轻易地战胜了土人的反抗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现象。欧洲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后果也不是偶然的；这些后果归根到底是由一方面被征服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另一方面征服者的经济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所决定的。而这些力量，正如它们的合力一样，都是完全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的。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暗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相反的结局。这是重大的错误。无论细小的心理原因和生理原因以怎样的奇巧错综形式结合起来，它们在任何场合都消除不了引起法国革命的伟大社会需要；而只要这些需要仍然没有得到满足，革命运动在法国就不会停止。为了使法国革命运动有一种与实际发生的结局相反的结局，就必须用相反的另一些需要来取代这些需要；而这自然是细小原因的任何结合绝对办不到的。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关系的属性，而圣伯夫假定的细小原因只能植根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社会关系的最后原因在于生产力的状况。而生产力状况之依赖于个别人物的个性特点也许仅仅在这些人物从事技术改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大小的意义上。圣伯夫所指的不是这样的特点。而一切其他可能的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的状况，从而也直接影响生产力所制约的那些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只要特定的经济关系适合特定的生产力状况，无论特定个人的特点是怎样的，他都不可能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然而人物的个性特点使他或多或少地适合于满足在特定经济关系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那些社会需要，或者适合于阻碍这种满足。18世纪末法国最迫切的社会需要是用比较适合法国新经济制度的另一种政治设施来取代过时的政治设施。当时最著名和最有益的社会活动家正是那些能够比其他所有人更好地有助于满足这种最迫切的需要的人。—— 　　——比如说，米拉波、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过早的死亡使米拉波离开了政治舞台，情况会怎样呢？立宪君主制的政党会更长久地保持很大的势力；它对共和派的抵抗因此会更加强有力。但也不过如此。任何米拉波当时都不可能阻止共和派的胜利。米拉波的力量整个地建立在人民对他的同情和信任的基础上，而人民是渴望共和的，因为朝廷顽固捍卫旧制度的立场使他们感到愤怒。一旦人民确认米拉波不同情他们的共和渴望，他们就会不再同情米拉波，那时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失去几乎一切影响，而后大概就会沦为他徒然竭力加以阻止的那个运动的牺牲品。关于罗伯斯庇尔大致也可以说同样的话。假定他在自己的党内是完全无可替代的力量。但他无论如何不是这个党的唯一力量。如果比方说1793年1月一块偶然掉下的砖头打死了他，那么他的位置自然会由别的什么人来取代，而且，即使这个别的人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他差得多，事变仍然会按照罗伯斯庇尔在世时所走的那同一个方向发展。—— 　　——譬如说吉伦特派大概在这个场合也避免不了失败；不过很可能罗伯斯庇尔的党略微早一点失去权力，这样我们现在就不会说热月反动，而会说花月、牧月或获月反动。[10]也许有人会说，罗伯斯庇尔由于自己铁面无情的恐怖手段加速了、而不是延缓了他那个党的垮台。我们这里不去考察这个假设，而是把它当作似乎完全有根据的东西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必需假定罗伯斯庇尔的党的垮台不是发生在热月，而是果月、葡月或雾月。简言之，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早一点，也许迟一点，但它终究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这个党所依靠的那个阶层的人民根本没有做好进行长期统治的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跟在罗伯斯庇尔强有力的促进下曾经出现的那个局面“相反的”种种结果。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十八日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实质上大致也会同拿破仑在世时的情况一样。受到热月九日致命打击的共和制度已经是奄奄待毙了。督政府未能恢复摆脱了上层等级的统治的资产阶级现在最为渴望的秩序。为了恢复秩序，需要一支“宝剑”，像西耶斯说过的那样。起初人们以为，起有益的宝剑作用的是儒贝尔将军，而当他在诺维阵亡以后，人们开始谈到莫罗，谈到麦克唐纳，谈到贝纳多特。开始谈论波拿巴已经是后来的事；而如果他像儒贝尔一样阵亡了，那么人们就根本不会想到他，而会把另外一支什么“剑”推上前台。—— 　　——不言而喻，一个被事变推上独裁者职位的人，从自己方面说理应孜孜不倦地为权力而苦心经营，坚决排除和无情镇压阻挡他的去路的一切东西。波拿巴具有钢铁般的毅力。他不惜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除他以外当时也还有不少坚强能干贪图功名的利己主义者。他成功地占据的那个位置大概不会空着。假定另一位将军取得这个位置以后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假定他没有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样一来，他就会是死在土伊勒里宫，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11]。那时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对他们说来这样的结果自然是跟实际上得到的结果“相反的”。然而按其对法国整个国内生活说来，它跟实际的结果区别不大。“宝剑”在恢复了秩序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后，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对“宝剑”的军营习惯和专制行为感到讨厌。—— 　　——像复辟时代发生过的那种自由派运动就会开始，斗争就会逐渐地开始变得激烈起来，而既然“宝剑们”没有肯让步的特点，那么道德高尚的路易·菲力浦也许就不是在1830年而是在1820年或1825年坐上了自己那些温柔可爱的亲戚的王位。事变过程中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 参考 ^弥诺斯（Mionos），是作为爱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腊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诺萨斯城邦传奇式的王。根据传说，他制定了克里特岛的第一部法典。PS：现在貌似译作米诺斯。 ^博马舍曾经起来反对古典悲剧，说这些悲剧描绘的主人公都是王侯贵族，并且主要是从古代生活袭用剧情。他要求描写寻常的和非虚构的人物的现实主义剧本。梯叶里在《关于法国史的通信》第一封信中评论那些以《法国历史》命名的著作时写道：“在这些浮华的叙述中，少数特权人物整个占据了全部历史舞台，全体民众都被宫廷服装挡住了，我们既找不到严肃的训诲，又找不到们提出的有益的教导，也找不到和我们相似的人们的命运通常使我们产生的都种兴趣和同情……”这些言论同博马舍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的。 ^圣伯夫在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第3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明这位历史学家对待个人的态度：“面对他本来要描述的广泛而且深刻的民众骚动，他看到最高尚的才俊之士，最圣洁的有德之人在群众起义时却一筹英展和微不足道，他就对个人充满了怜悯，对处于孤立情境的个人除了软弱无力他什么也看不见，他不认为这种人能够发生实际的作用，除非同群众结合起来。”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国和荷兰、后来又得到俄国支持的奥地利为一方跟普鲁士、西班牙、法国以及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反对奥地利的各国争夺查理六世死后奥地利的部分领上。战争的结果，奥地利失去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划归普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 ^根据1748年缔结的亚琛和约，法国要把自己在尼德兰占领的所有土地割让给敌方。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指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一方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以及英法争夺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 1761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世。彼得大帝的外孙，德国亲王卡尔·彼得·乌尔里希登基，是为彼得三世。作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从而使俄军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并使普鲁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缔结的胡贝士斯堡和约保留西里西亚。 ^普列汉诺夫这里看来是指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说过的一句话：“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参看该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版第79页。）克利奥巴特拉（前69—前30年）为著名埃及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获得凯撒和安东尼的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复托勒密王朝昔日的荣耀。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8讲脚注中说：“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为了进行一切闻所来闻的革命，别出心裁，以法国国民公会的名义颁行共和国年历，用以取代基督教历。改变日和月的名称，用旬代替星期。规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定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12个月，每月各30天。从9月22日起，月份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葡月为共和历第1月，下类推。每月三旬，每旬十天。每天按它在旬中的位分别定为第一、第二……第十来复日。另外有五天在一年之末，属于全年，称为“无套袜日”，第一日至第五日分别定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和“舆论节”。热月反动，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土伊勒里宫为巴黎的王宫，位于罗浮宫旁。1564年伊始兴建，1871年被焚毁。圣赫勒拿岛是大西洋南部的火山岛，英国殖民地，1815—1821年拿破仑两次被流放该岛，并死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