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话语之外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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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因为家里是半工半农的普通家庭。父母为了让我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把我送到父亲工作的县城上小学。父亲在单位下完夜班,白天还要着急回农村帮母亲忙家里的永远也做不完的农活。这让本来就不懂,也不会照顾、教育孩子的父亲,把我留给那时的生活,也留给那时很猖獗、专侵犯女孩头皮的虱子。
说起长虱子这件现在可能会上热搜的事,在我童年的岁月里,很常见。在一个农村孩子的县城求学岁月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班上很多女生都长虱子,但一说源头,矛头都自然地指向来自农村的我。那时的头虱生命力太强悍了,真该叫“虱坚强”或“虱小强”。尽管我每周末回家后都会洗头、母亲在务农的空余会想尽各种办法为我祛虱:篦子、白酒、几人徒手在我头上挤虱蛋找母虱、以及其它现在我想不起来的各种操作;但没几天,侥幸逃脱的强悍母虱和坚强的虱蛋又春风吹又生了。
那时我同虱子的持久战感觉用了好久的童年时光,可能中途我完胜过,但总觉得没能完全灭掉它们,觉得头虱陪伴了我好久,被别人传染的、我传给别人的,说不清道不明,时多、时少,那几年感觉一直都有。那时幸免虱患的女生也有,但多数女生都有与虱共处的经历,当时常见的情景是:头被虱子吸血奇痒难忍只得使劲抓头解痒,头抓破皮、抓出血。那阵我那个小学放学前,学生都要到不宽敞的操场集合、紧挨着列队,每班男女生各一纵列、集体唱完一首有教育意义的歌后才放学。
鉴于当时城乡差别造成的鄙视链,从农村到县城上小学的我,本来就因穿着等因素很自卑,再加上还长虱子,自卑感更甚。为了不让排我后面的城镇女同学看到有可能在放学排队那当儿,在我头上走出被头发森林覆盖的头皮、到头顶表面跳舞的虱子,我几乎都会在放学时找各种借口耽误点时间,然后顺理成章地排在班女生列的最后,期待能看到紧挨着我、在我前面的女生有无在头顶上徜徉的虱子。
若有,我会按耐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和那一刹那有些释怀的自卑感,心里暗暗带劲:你城里女娃子还不是有虱子。虽然同一时刻,我头上的虱子也许也正在高调作祟伸懒腰,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后面没人看。小小农村女孩有虚荣心,我长了虱子是事实,但只要那些托儿带母的虱子们不要跳出来被别人看见,我还能维持点我自认为的颜面。
还有一段时间,学校放学排队时唱的歌是当时给中国社会带来万人空巷,犯罪率下降,香港丽的电视台出品的优秀电视剧【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每次唱着”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涛涛“这段整首歌里最温柔的旋律时,总觉得是我头皮最痒、最难受的时候,心想,莫非我头上这生生不息的虱族们,跟我久了,也通了些许人情,在”水涛涛“那温柔的当儿,胃口大开、多咬我几口、以不负这优美的歌声和旋律。
学校第一个虱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直到现在,我也是一脸困惑。我同虱子一起走过的日子到底有久,记不得了。我到底是啥时候彻底摆脱虱族们的牵绊的,是在童年某个个最冷的数九天,还是最难耐的三伏天,母亲也记不得了。或许是,学校后来采取了某种措施把学校周围的虱源斩杀在摇篮了,女孩们头上的虱族没有了强大的后援的时候;或许是,当年的海飞丝洗发液开始普及到城镇、甚至农村的时候;又或许是,我稍微剪短了头发,洗头次数频繁了的时候;又或许是母亲用于灭虱的白酒度数更高了、篦子更细密了的时候;亦或许是,母亲在听闻一次父亲讲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虱事后,痛下决心顽强灭虱的结果。
那事是这样的:某个初夏的周末,父亲用自行车载我从县城回农村的家,途中有几次,我坐在车前杠,父亲偶然发现了在我头上有小虫在跳。回家后,不明就里的父亲把他的所见当笑话讲给母亲听了,母亲瞬即爆发:父亲不管女儿已到啥程度了,女儿虱患已水深火热,是对女儿头上虱族发起总攻的时候了。总之,我头上的虱子是莫名地来,莫名地离开。
但我有一事一直不明,为啥当时不直接剃个光头,不就一了百了吗?是因为上世纪七、八年代的小女孩必须要留头发吗?还是因为没有女孩的家长这样做过,别人也不敢第一个尝试?但我想,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大人都忙于生计,那年月的孩子,城镇的,农村的,都是散养的,没那么多娇气,长点虱子算啥,北方农村不也有很多人,每天有固定的闲暇脱开裤腰捉虱吃的日常仪式吗?虱子咬头皮算啥,也死不了人,赶紧忙生活、忙活计才是正经,这长虱一事,到底只是生活之痒啊?
张爱玲曾比喻人生是一件华丽的袍子,爬满了虱子。新世纪的21年,曾经长在女孩头上的虱们,去哪儿了呢?可能它们一直都在,只不过没到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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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铁稻米”,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