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访碑记——略阳东汉《郙阁颂》及南宋《仪制令》
从汉中到勉县是一马平川的坦途,过了勉县后往略阳行进则全是山路,这里就是古代的陈仓道了。
战国时秦国在今宝鸡南设置的陈仓县,由陈仓溯清姜河谷向西南行过大散关后,再转沿嘉陵江上游的谷道经凤县、两当、徽县、略阳、勉县后可达汉中,这条古道即为陈仓道,嘉陵江上游古称故道水,所以陈仓道又名故道。早在先秦时代,陈仓道就是翻阅秦岭,沟通汉中盆地和关中平原的重要道路,其北始于宝鸡,南终于勉县,全长三百五十多公里。


古人若是从咸阳或西安出发到汉中或出川入秦,都必须走穿越秦岭的蜀道,在几条著名的蜀道中,陈仓道最是迂回漫长,不过较为宽阔平坦,又有嘉陵江水运便利,人畜往通行之余,辎重物资可以大量水陆转运,此外陈仓道在徽县与通往甘肃天水的祁山道相连,陕川甘因此道可以交汇互通,故而在陈仓道在蜀道中最具军事价值,《史记·高祖本纪》:“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秦末刘邦就是利用陈仓道,由汉中还军关中,从而夺取天下,也就是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典故之由来,直至现代,川陕公路和宝成铁路,依旧沿着陈仓古道建设。


陈仓道虽较其他蜀道宽阔平坦,但是许多地段仍险峻万分,尤其是河道拐弯处,浅滩往往会深潭,平缓的山坡忽然成为陡峭的悬崖,古人傍山沿河行经至此若无处绕行,只有在山崖上凿石架木,建设栈道以成通途,今略阳县西北二十公里一带在东汉时地称析里,此处倚山临江,地势险峻,有溪通嘉陵江,每逢河道涨水则酷烈为祸,往来交通随之断绝,百姓深以为苦,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武都太守李翕派遣衡官掾仇审统筹人力物力,率众修治栈道并建造大桥以济行人,建宁五年道桥竣工,为了铭感其功德,郡民镌刻颂扬文章于析里桥的山崖之上,此摩崖即为《郙阁颂》。


《郙阁颂》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摩刻高1.70米、宽1.25米,学者考证此颂为仇靖撰文、仇绋书丹,全篇隶书,全文分为颂文、颂词、颂诗三部分,共计四七二字,文辞优美,书法独到,千百年来,《郙阁颂》摩崖没有任何庇护,因常年遭受风吹日晒及山洪冲刷故而剥蚀严重。临靠江面的一侧,又有多道古代拉船纤夫磨下的绳痕,南宋之际,《郙阁颂》原石即已“岁久昏蚀,殆不可读”,当时的沔州知州田克仁以原拓重刻于略阳灵岩寺山崖,明代县令申如埙又有补刻。


《郙阁颂》虽残损严重但世人仍重之,其书体为标准的汉隶八分,字体赫奕严整、厚重古雅,书法俊逸沉郁、稳健浑雄,北宋欧阳修《集古录》、南宋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都有著录《郙阁颂》,到了清代更受推崇,万经评之云:“其下笔粗钝,酷似村学堂五六岁小儿描朱所作。而仔细把玩,一种古朴不求讨好之致,自在行间。”康有为则云:“吾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





东汉《郙阁颂》摩崖原石虽漫漶不堪,但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大体仍保存完好,1979年,当地疏通沿江小道,因途经摩崖所在区域,县文管所决议挪移搬迁《郙阁颂》石刻,让人震惊的是,施工中竟以炸药爆破,导致存世存已过一千八百年的《郙阁颂》炸成碎块,后经寻觅,找回碎石167块,拼贴镶嵌于县城南灵岩寺崖壁之上,现在所见的《郙阁颂》摩崖残刻存字二百多,比原刻正文四百七十二少字近一半,且本就磨泐不清的石面,更为残损模糊,即使面对贴近,摩崖的许多字刻可无从辨认。




《郙阁颂》与《石门颂》、《西狭颂》并称的“汉三颂” ,都是无上宝贵之物,可三颂中以《郙阁颂》最是命途多舛,保存情况也最差,当翻越高绝危竦的秦岭,走过深阻崎岖的蜀道来到略阳灵岩寺,站在劫后余存的东汉《郙阁颂》残石前辨认残存的字迹时,又怎么不唏嘘叹息。





略阳灵岩寺位于县城南三公里的嘉陵江畔东岸的玉文山半山腰,寺院创始于唐开元年间,建筑依天然溶洞营建,坐东朝西,依山临江。

八渡河和东渡河在略阳县城与嘉陵江交汇,所以嘉陵江在灵岩寺附近的江面较为宽阔,然而游访者在此还是能感受到《郙阁颂》中所记“溪源漂疾,横柱于道。涉秋霖漉,盆溢滔涌,涛波滂沛,激杨绝道 ”绝非虚言。




如今的灵岩寺因偏僻荒远而香火寥寥,可这里收藏的文物众多,除东汉《郙阁颂》摩崖之外,尚有唐开成二年(837)刻权德舆撰《何某德教碑》、南宋哲宗御书《忠清粹德之碑》等多件碑刻。







略阳灵岩寺收藏的众多碑碣中,还有一通南宋《仪制令》石刻久负盛名,此为迄今最早的古代交通规则之实物。

《仪制令》石刻高约60厘米,宽约40厘米,1964年建筑工人略阳县东八渡河挖沙采石时出土,刻石中央上部竖镌"仪制令"三大字,下部竖排四行刻字略小,文曰:“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其旁“淳熙辛丑邑令王立石”为款识,“淳熙”是南宋孝宗趟昚年号,“淳熙辛丑”即淳熙八年(1181)。

古代的道路宽阔有限,当人畜车轿往来流量巨大时,若没有一定的交通规就必将导致混乱,即使为康衢大街,古代社会上下等级森严,对路行者更有严格规定,《宋史·孔承恭传》记:
承恭少疏纵,及长,能折节自励。尝上疏请令州县长吏询访耆老,求知民间疾苦、吏治得失,及举令文“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请诏京兆并诸州于要害处设木牌刻其字,违者论如律。上皆为行之。
《仪制令》为宋代朝廷通令各州县实行的有关交通规则之法令,将其刻石立于道路要害的地方,正是昭告天下官民的照此遵行,违者必作惩处。其实早在唐代,这样交通制度已成律令,《大唐开元礼·杂制》载云:“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 去避来。”《唐律疏议·违令》记:“诸违令者笞五”,可见违反交通令的惩戒措施并不轻缓。


《仪制令》中的“贱避贵”,指的是路途往来,平庶之民须为权贵者让道,即使位高权重者,品级不同,低者遇到高者也必须避让,《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 蔺相如为上卿,位级高廉颇之上,两者若在道路相遇,廉颇须为蔺相如让路。宋太祖下诏大小官员相遇于路,官级悬殊者立马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而行,如此种种都属于贱避贵;"少避长",是指年轻者人须给年长者让路;"轻避重",指的是轻身轻骑让路于负重者或车轿;"去避来",是指下坡者让路于上坡者,同向相行则人让于车马。《仪制令》中的“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对于现代社会的交通法规中仍有借鉴意义,而“贱避贵”,理应是旧时代的糟粕,可千百年后的今天,贱避贵还是会常常借尸还魂,不时在各地上演,在古道边的古寺中访碑之余,放眼当下,又是另外一种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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