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做作的写作

阿城不太喜欢自己早期的短篇小说集《遍地风流》，虽然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短篇小说的杰出构建之一。阿城却说：“我的《遍地风流》系列短篇因为是少作，所以‘诗’腔外露，做作得不得了”，作者恶其少作是常态，少年时代写作手法尚属稚嫩，思想不够成熟，过后看来，往往骇且笑，好像成人看到儿时照片，为自己当年的痴憨而羞愧。

少年时代难得是热血与激情，但常见的毛病是夸大和做作。说“作文”，文本该是作出来的，不同于平日的口语，一定要经过编排、整理、修饰、雕琢，才是作文。但作文又最怕做作，过分雕琢，拿腔作调的东西总让人别扭，读不下去，难免因形式破坏了内容，中间的分寸感，即便文章大家，也难以掌控。

周作人的文章现在很多人读不下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早期白话文有太多文言的底子，又杂糅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欧化，让熟悉现代白话文的读者觉得别扭。但如果不谈这个缺点，周作人的散文的确是民国年间的上品。

周作人文章的一大好处是平实，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平淡自然的境地听上去很素朴，其实最难得。要有学养、有识见、有铺排迂回的手法、返璞归真的文字。用一些话华丽的辞藻、铿锵的排比，就如我上面这几句展示的样子，相对却要容易得多，只要做一些词句的积累，略具一点音乐感就好。这样的文字不是不可用，古人的文字，不说汉赋与六朝文，即便唐宋八大家，求散不求工，追慕行文的错落与平实，文章中也不凡抑扬顿挫，排比华赡的段落，往往还成为千古名句名段，可以供人背诵，列入考试内容。现代白话文阶段，如《荷塘月色》之类文章，用一串串的比喻、排比，烘托气氛，叙述一丝如流水淡淡般的情绪，也不失为美文。也许是这类范文影响太大，平常人做文章，常习惯从铺排词句入手。大概老师也为了教的方便，或者速成，或者容易得高分，于是让学生去模仿成句，渲染辞藻。兼之学习作文者，多数都还苦于词汇量不够，描述不准确，难以传情达意，这时候要求他们作文要言之有物，思想深邃，行文自然，是有点揠苗助长了。

但这样教导作文的害处也明显，就是做出来的文章难免“作”。因为并没有思想，而要强加思想，没有感情，还要伪装感情，文章不“作”就很难完篇了。纯然用一些套语、模式，以一些自认为有气势，有文采的句子堆叠而成，这样的文章做到一定程度，可文从字顺，结构整饬，更上一层，还能气势不凡，但不耐细读，总有一种俨然作态的样子，无端起兴，虚浮空泛。效仿前人文章，却无意间忽略了精华的内核，只抓住漂亮的羽毛，是舍本逐末了。

阿城对于自己过于苛责，我看《遍地风流》中收录的短篇，觉得虽为少作，有些篇什难免有“作”的味道，但小说中弥漫的诗意，大体还是自然、谐和的。少年生涯多是“梦”与“诗”的交织，人在少年时代，或多或少都有点像诗人，青春期时，大概各个都有几篇诗落在心里，还有不少人落在笔端。这不是坏事，伤春悲秋，诗意萌发，是生命中不该错过的美好。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好的回忆录“必须具备诗与真实”，他说“西洋的诗字的原义即是造作”，诗本身就是要有造作的成分，但他并不因此否定诗的价值。他说诗意的描述虽然是“说诳”，但使文章更有意思。在这点上，我和周先生的意见一致，诗和真实并不矛盾，如《红楼梦》的好处是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有诗的味道，却并不破坏日常的真实。

但阿城说的话却仍需重视，很多文章的劣处正在装“腔”，“诗”腔也是其中一种。 “诗”也有自然和作态的区别，过于做作、刻意，出来的诗也是下品。少年时的诗，保留的是一片纯真的情感，但做文章看，多数没价值，因少年入世不深，又易受外界种种影响，分辨不出真实与虚伪的区别。无论多伟大的作者都是从少年过来的，不管出道之时文笔有多老辣，当年大概都经过一段“造作”为文的阶段，这没什么可害臊的，谁还没个成长的阶段。可怕的是一个人做了多年文章，还用青春期的眼光看文章之道，只怕今生也只能拿文章混口饭吃，哄哄幼稚的读者。

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因其文中“作态”的东西极少，虽说他强调自己的回忆录没有诗的描述，却在平淡的行文中潜绕某种诗的情绪，真是文章大家的手笔。较之周作人，阿城的《遍地风流》读来确实有很多刻意为之的痕迹，但阿城写的是小说，有一些情节编排、情绪渲染，又另当别论，虽然也有可商榷处，但对其价值并不造成破坏性影响。周作人的随笔是靠知识和见地，用生活的细节来铺陈，文章风格、立意、命题皆不同，不可一概而论。说到读范文，我觉得除了摘抄其中精彩的句子，模仿借鉴，总结中心思想，还要学学高手叙述中的收敛、节制处，诗意与现实的调和处，庶几能更上一层楼。文章真要不“做作”，实是件难事，最后拼的，大概还是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风格，才不必以作态的方式，弥补内心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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