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al Methodology
不定期更新修订。一些学来的东西及自己的心得，仅供参考：
一、理论基础
这一部分其实没太多好说的，国际趋势一致，大陆法和英美法的重要研究都要看。侧重哪一边要看个人的研究领域。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如果是做大陆法，最首要的是掌握法解释学，而非立法技术。因为法律必须有稳定性、可预期性，频繁修法是不可能的。而且就算确实存在迫在眉睫的需改进之处，修法的过程也是极长的。以PRC著作权法为例，从草案出来到正式修改实施花了九年多。这九年足以发生非常多的卡在法律漏洞上的案例，期间为了实现实质正义，只能靠法解释学：把看似有缺陷的法条往完满的方向解释。
法学院都会教法律解释方法，无外乎是这些：semantic interpretation,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bjective intention，每一种都有法学家做过文章，如客观目的解释可看拉伦茨。没有哪种方法是绝对优先的，注意个案分析。
除了法解释学，也要注意一些辅助理论，比如经济学、社会学的视角，法经济学在英美法系尤为红火，这火也早烧到欧陆了。即使不能做定量分析，看一些法经济学作品还是有必要的。前期广博为佳，后期考虑纵深。
二、研究方法
法学研究方法不少，如法教义学、历史研究、比较法研究、实证研究、经济学分析等，看上去和法律解释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法律解释是要回到法条的，法学研究则可以超出法条，提出一些改革性的创新洞见。时间有限，就不每一种都展开了，只说两个我了解且觉得较为重要的：
（1）比较法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
比较法研究是十分容易陷入误区的，又是一些“精英法学生”尤爱写的。它给人一种语言好就可以信手拈来的错觉：先写本国相关立法，再写别国相关立法，对比不同，得出结论——我国应该改成别国那样。
我老师比较含蓄，说“这种研究是不够的”，我就不含蓄了：这种东西没多大价值。唯一的那一点价值，google translate基本也可以创造。
一个合格的比较法研究首先应该解释：为什么选择此国作为比较对象，而非彼国？比如很多人写美国法，德国法，因为大家都说“好”，但这对研究而言太朦胧了，好在哪里，为什么在某问题上对比德国法比美国法更好，都是需要说明的。而且，要了解对比国这样立法的真实意图，而不是想当然地去推断。举个例子，《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第17条第4款前半规定：“如果未获得授权，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应对未经授权的向公众传播（包括向公众提供）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和其他内容的行为承担责任。”而在PRC民法典中，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负担没有那么重，首先要权利人通知平台存在侵权情形，才产生平台的作为义务。那为什么欧盟在这一条上的限制更严格呢？是因为发达国家人均道德素质高吗？其实是因为欧盟内部少有非常大的互联网巨头，大部分在美国，所以这一条暗中针对的是美国，保护的是欧盟的整体利益。
其次，不能停留在法律文本上，要关注比较国的法律在现实中有何效果。以美国版权法为例，学过IP law的都知道欧陆重视personality right，而美国版权法中是没有相关规定的。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版权人的“人格权”得到了很强的保护。这种法律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不一致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因为也存在相反的情况，一个看上去非常好的法条在现实里完全运作不起来。抄来了又如何？
最后，即使某法律规定在比较国的司法实践中有实效，也要考虑这种实效是如何产生的，一般而言是几个部门的协作、国民观念上的认同与行动的潜移默化。那么国内是否有相应的部门，它们有无可能协作，协作之后能否产生相应的效应，都是要结合本土情况考虑的。
综上，比较法研究远比它看上去的难得多。
（2）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法学界一向不缺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相对少一些，而这又是对实践最有作用的。比起比较法研究，实证研究的难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传统知产、竞争法领域，真实的数据和情况是难以获知的。但这不等同于要舍弃实证研究，恰恰相反，要更重视它。道理很简单，举个例子说，都不了解市场的真实结构，怎么可能真正通过法律去调节竞争？
如果从民间获取原始数据有困难，就多看裁判文书，多看案例集，最忌在真空中思考规范。再完美的模型，与世俗生活不适配也是不行的，一定要了解现实中相关领域的情况。
三、法律与技术
这一部分和前两个部分关系不紧密，只是觉得一种现象有必要提出来说一说：十九世纪以来，科学变成了正确的同义词，什么学科都想往科学上靠一靠。在科技发展越来越快的现代，法律也越来越关注技术问题。AI、大数据、比特币……什么新奇玩意出来了，都可以畅想一番未来的法律构建，写个几百篇论文出来。但法律的根并不在技术中，而是扎在伦理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技术可以发展得很快，而伦理却是相对稳定的。技术的问题，相关领域的人会去解决。法律只有到技术发展至侵犯基本权利边界时，才应做出反应。有人质疑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回到第一部分，法解释学。即使不能立马修法，也可以通过现有的体系、法解释学诸手段来调节，而不是牺牲法律的稳定性去追逐技术热点。其次，总是玄想未来的技术发展会给法律带来多少震荡是浪费时间，因为现存的法律问题够多了，何必再去虚构未来的问题？再次，技术能否在近年内发展到那个程度还未可知。
法律与作为学科的科学不同。科学追求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知识，内部有唯一正确的真理。而法律总是在权衡，在不同的伦理选择间盘桓，希望能栖息在“相对较好的”那一点上。它与科学不同，也是它存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