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女性受到的身体束缚
查看话题 >张春：我在心理咨询室看见“女性抑郁”背后的愤怒
看见女性抑郁背后真实的愤怒。
（口述）
01
一种可被触摸的“弥散性”的抑郁
我觉得存在一种“女性抑郁”。
我在工作中常常看到一种情绪，一些女性来访者们会觉得“我什么都好，但就是不对劲”，“我什么都做了，但是我活得不对，我的感受不对”。
她们没有遇到什么了不得的事件，或者受到什么具体的创伤，但就是觉得痛苦，为自己的痛苦感到羞愧，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占用我的咨询时间。
这一类来访很少向我分享什么具体的创伤，而一种神秘的弥散性的痛苦、抑郁占据了她们。
她们的日常不过是一些平常的小事，并没有被性侵、家暴或者霸凌。然而，她们感受到的痛苦却仍然强烈地持续着。在咨询中，可能的问题都处理完了，但来访者还是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这曾经也是我的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很抑郁，这种痛苦不仅仅因为抑郁，更因为搞不懂自己到底是哪里不满意，生活到底哪里对不起我，进而感到更加自责：为什么别人这样都好好的，就我怎么都不高兴？
直到有一天，来访者们面对的每个具体而微的处境渐渐在我面前凝结成为一团雾气，看到她们的生活在不断经历一种空气般无处不在的致密的规训和催折。
我终于意识到，这种挫败感之所以神秘、弥散、强烈且持续，是因为它是由社会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
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催折不是某个人凭借一己之力，凭个人的勇气、天赋和努力就可以克服的，甚至大部分时间，由于它太普遍，以至于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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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一刻，当我意识到，我所有的懦弱、胆怯和抑郁都来自我是一个女性之后，我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源头。是女性的身份本身导致了这个困境。而女性和男性存在的这种差异并不天然，它更多是被塑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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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抑郁，这是一种愤怒，独属于父权权力结构下的愤怒。
关于这种弥散性的痛苦，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之前，我在李松蔚老师的读书会中做助教，这份工作是需要出镜的。当课程公开发布后，我忽然发现，虽然出镜的不止我一个，但在书友的社群里，自己却被很多人评头论足。
比如，张春动作太多了，或是，你能不能笑的少一点，声音太大太刺耳了，等等诸如此类。我或其它女性咨询师在跟一些男性老师合作的时候，经常性地会受到这种评论，而男老师则通常不会被如此评判。
这就是一种塑造的力量。
这样的情景一点都不偶然。
过去，这种评论会让我退缩，但现在我会更严肃地看待这种声音，因为它们不仅仅是针对我的。我此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遭遇，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而这种遭遇正是女性的日常。
当然我还是会害怕，就像我小时候，每年夏天，女孩子们一定要相约一起穿裙子，因为第一个穿裙子的女孩子是一定会被嘲笑和攻击的。所以如果伙伴们失信了，第二天只有我一个人穿了裙子，我就完蛋了。
这当然一部分体现了后天规训的力量，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童年，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对别人品头论足的担心和害怕。
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和来访者，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女性。具体到我，我目前1600小时的工作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是和女性工作。
当然，我也遇到过所谓很有“直男”气味的来访者，难道我们能找到一个不受社会规则影响的，不受父权思想影响的来访者吗？
这太难了，连我自己也受到“厌女文化”的影响，更不可能挑拣来访者。
因此，虽然我有自己的女性主义价值观，但我的工作是帮助来访者去实现他想要的改变，而不是我想要的。
举例来说，一个男性来访者，他说“我搞不到钱很焦虑，我不够富有，所以我喜欢的女孩子不喜欢我，我希望你帮我修理一下这个女孩子。”
那首先我会澄清：我没有办法修理你周围的人，除非她自己认为这是个问题，她来找我帮忙。
我问他：这个女孩儿对你造成的困扰是什么？ 他说：我没法让她做我的女朋友。 我说：那你觉得她怎么样才有可能做你女朋友？ 他说：我要变得更有钱。 我继续问：那你能通过什么办法让自己变得更有钱？ 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说：如果经济状况暂时是这样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线索，也可能会让她喜欢上你？
然后也许他就会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在这样的工作中，我是在试图纠正他吗？我觉得没有。我还是在跟随他的角度，从他想要的方向去服务他。
他接下来就不会再单纯地想我怎么才能赚到钱，然后让“这些女人对我俯首帖耳”了。他没有往这个方向去的话，那么我确实是影响了他，虽然我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是在受那些看不见的男女相处模式的影响，你要转变你的父权思想。”
02
“你在享受道德败坏的感觉”
出轨好像一直都是很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当然也有女性作为婚姻中的不忠者前来咨询。
不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我遇到的全部来访者中，当女性作为不忠者来寻来帮助的时候，她们都“处在出轨行为当中”。比如我出轨了，或者我想出轨，但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或者我不喜欢自己这样做，她们来寻求帮助，是想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婚内出轨的女性，她们所面临的冲突往往是很复杂的，而出轨往往只是一个触发点，她们的痛苦往往不止于此，她们所遭遇的问题早在出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作为出轨方的男性来咨询的时候，事情往往已经“暴露”了，现在家里已经“炸锅”了，女人发疯，孩子受伤，老人落泪，现在我很焦虑，我该怎么办？这种时间节点上的差异，还是挺明显也挺有趣的。
作为我，没有一个普遍性的方法可以遵循，还是要按照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
比如说，一位来访者对于家庭内外的两段感情都割舍不下，那我就会问来访者，这两段感情分别给了你怎样的眷恋呢？我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对我说，跟情人相处会有恋爱的感觉，会有和在婚姻中不同的，快乐的、被纵容的感觉。
那我继续问她，能举个例子吗？
她说“我一直在拒绝我们发生性行为，同时我也知道，如果他再进一步地要求，我是没法拒绝的，但是他按照我的要求停止了，这让我非常感激。”
这个案例让我反思：是不是女性拒绝得太少了，以至于当我们拒绝的时候，有人真的听见了我们的要求，我们竟然会因此而感激，觉得难能可贵。
我对她说，在两性关系中，这只是一种基本的尊重，而不能算是一种宝贵或出色的品质。我不确定我的看法最终有没有帮到她，后来她告诉我她已经对这段关系做出了决断。
我表达出对这种“感激”的遗憾，对身处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傲慢的。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抱歉。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方式表达这个意思。
她有可能会因此非常痛苦。也有可能会因此想到：如果只是这样，我都认为是很好的？那之前自己是处于怎样糟糕的关系当中呢？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用“我有一个朋友”开头吧。她对咨询师说，“我的烦恼其实不是我出轨了，而是我出轨了但我对此没有什么负罪感，这件事情让我倍感压力。”
那位咨询师的回应则是：如果你不尽快离婚的话，你就是在享受这种道德败坏的感觉。
她感到很受冒犯。
因为，当一个来访者来到咨询师面前，就在默认咨询师应该是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可现实却是，哪怕是在一个密室中，在一个按理说最安全的环境里面，你还是会先被道德评判：你出轨了，但你没有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是会有人感到不爽的。
哪怕这个人收了你的钱，应该为你服务，他也想表达他的谴责。“你怎么可以又享受又不痛苦呢，你怎么能左右逢源，犯所有‘女人’都会犯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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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女性出轨所承担的的道德成本，或者说道德压力是更大的，这不是一个人个性上、体质上或者特质上的原因，而是人类社会这几千年来不断规训的结果。
面对出轨，女性如果能在咨询室这样一个密室中说出“我不想婚姻破裂，也不想放弃这段婚外情”这句话，就已经逆天了。但现实中有些男人不但可以公开表达，甚至作为谈资吹嘘。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渴望忠诚，就能找到忠诚的关系，如果想要开放，就能找到开放的关系。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关系，这是我希望的方向，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03
“我是被家暴了吗？”
在一次咨询师会议上，一群学界大佬讨论一个被家暴的女性案例，其中一位说了一句让我严重不适的话：她“这样的行为不被家暴才怪”。
一群业内专家和同行评论一个被家暴的来访者，认为她的行为模式是“找打”，这让我极度震惊。
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本以为在场的人，有一些只是不敢面对前辈们提出反对意见，但我很快发现，他们是真不觉得那样的发言有问题。
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一直以来，我虽然知道心理咨询行业对女性友好程度不高，但这件事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在我参与的各种心理学行业交流活动里，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同行，但能让我明显感受到，哦，他已经意识到“女性正在遭遇不公”的人，却屈指可数。
我曾分享过一个案例，一位正在经历家暴的女性来找我咨询，我能够给她的帮助就是，一起研究，接下来的一周如何做到不挨打。
记者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帮她报警呢？是不是只有到了某种程度我们咨询师才可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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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到可能造成他人伤害的恶劣行为，心理咨询师有突破保密原则去报警的需要，这是可以的。
但如果我在面对的是一个成年女性，她自己也有报警的条件，比如她并没有被限制对外界的沟通，她可以打电话，也能离开家，但是她没有报警。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分析：报警是不是她此刻想要的。
比如我有一位来访，她显然不但不想要报警，她甚至没有想过离开她的丈夫。这个时候如果我去报警的话，就相当于“把一只小鸡扔到河里去”。尽管她此刻的处境很糟糕，但是在她的感觉里面，如果我贸然地去报警，我把手伸得这么长，反而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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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家暴受害者之所以不能马上离开，是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她的自责。她们会反思，“自己今天遭遇这一切，是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甚至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我百分之百，每次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这是家暴吗？”
对这个观念做出调整，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家暴受害者得以离开，并不是“突然想通了”，而是“终于成功了”。
我可以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讲述——她的丈夫不由分说地殴打她，和我不由分说地去报警——虽然这样的类比令人难以接受——但确实都是在违背她的意志。
更令人崩溃的是，她的丈夫在殴打她的时候，在对她说“我是为你好”，她也曾经相信了这一点，所以她才会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无法自拔。所以想一想，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我是为你好”的理由去介入她的生活吗？在原本信任的关系中被背叛，正是她的绝望之所在。
有一些技术流派中，心理咨询师会强调原生家庭的创伤，强调现状中的不友好或者冲突的人际关系，都是某种童年创伤的投射。在我的咨询实践中，女性主义的理念则能更多地给女性来访者力量和情感的支持，比如可以让个体少一些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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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女性朋友们说：什么办法能帮你，你就用什么方法。心理咨询也从来都不是人们自助的唯一工具，它只是工具之一。
甚至心理学这门学科都是很年轻的，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程中，这个学科建立以前，心理学的应用方式可能是拜神、算命、作法、测字占卜或者“阳奉阴违”、“自欺欺人”，这些开解和平衡心理能量的方式一直存在。
自助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学习新的话语和理念以搭建新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去读书，去运动，去做园艺，等等。
另外，选择咨询师的过程也没有必要赋予太沉重的意义，其实就跟挑理发师一样，总要付出一些试错成本。你在理发时会听理发师的话，因为你不能自己给自己剃头。但是现在听他的，也就是试一试，不行就换人。
心理咨询也一样，它本来就是一个付费的专业服务，你付钱，咨询师运用专业技术来为你服务，来访者的感受就是服务的完全法则。你走进美发沙龙，是想要头发更加得体清爽，而你走进咨询室，是在你想要的改变中获得帮助。你大概不会需要一个对你进行道德审判的理发师，咨询师也一样。来访者不满意,这个服务就不行。
参考文献：
[美]劳拉·S.布朗.《女性主义疗法》.戴辰忱,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
*本文首发澎湃新闻
文章｜王芊霓、冯嘉鑫
（赵梦圆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