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科雷马故事》之《金色针叶林》
《金色针叶林》
小分区指的是中转犯人的劳改营，大分区指的是挖矿的劳改营，大分区有一望无垠的矮小营房，有专门的街道，有三道带刺的铁丝网，看守们的防寒瞭望塔像鸟巢一样。小分区则有更多带刺的防护网，更多的瞭望塔，更多道铁锁和铁门，归根结底，这些地方是犯人们的中转站，是专门给制造麻烦的犯人提供中转的地方。
当局在小分区的设计上费尽了心思，营房修成一个很大的正方形，里面摆放了很多排四层的铺位，这是一间标准的营房，至少容得下五百人，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容得下上千人。因为时值隆冬，没有运送新犯人的火车过来，这让整个营地看上去空荡荡的。营房的四壁上到处都有白色的水渍印，上面已经结成了冰，进口处安着一盏巨大的一千瓦的灯泡，因为电压很不稳定，有时散发着昏暗的黄光，有时又强烈地刺眼。
白天的时候，这里一片沉寂，到了晚上屋门打开，警卫队和看守们便纷纷现身了，他们举着名单用冰冷的声音叫着我们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人就穿上外套踏出门外就此永远消失了。外面等着的是押送他们的看守，卡车的引擎在不远处嘟嘟的震动着，它们会把囚犯们送到矿场、国有农场、或者某个修路的工地上……
我也躺在这里，躺在一张离门口不远处的低铺位上，低处的铺位很冷，但我不愿爬到高的铺位上去，即使那里暖和一点。我怕被人踢下来。高处的铺位早就被强壮的盗窃犯们霸占了。那些钉在梯子上的横档，我也根本爬不上去，我最好还是呆在这个低一点的地方。如果发生了打架斗殴，我至少可以藏在他们的下面去。
尽管在监狱里学会了各种打架的本领，但我既不会去咬人也不会去打人。我学会了在牢房、火车车厢、牛车、汽车车厢里，在任何拥挤不堪的铺位上打架的本领，我学会了如何抓咬人，如何弄断别人的骨头。但我已经丧失了做任何事情的气力，我只会咆哮和诅咒他们。我必须拼命地为自己争取休息的时间，每分每秒地争取，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在告诉我要如何争取休息的时间。
我刚到这里的第一个晚上就被叫到了，我根本来不及穿上我的裤子，即使我的裤子上只是有一根绳子我也来不及穿，上衣的扣子也还没扣我就被叫了出去。
门刚一关上，我就已经站在门厅里。
一般被点到名的人二十个人为一组，一卡车刚能装得下。大家都靠门边站着，有浓浓的雾气从屋门缝里渗出来。
警卫官带着警卫队挨个点名查人数，站在最右边的那个人地位非常特殊，他穿着厚厚的外套和棉裤，帽子上带着两片遮耳朵的耳罩，他正挥动着那只戴了防寒手套的手指挥什么。我必须要跟这个人谈谈，因为常常被带去干活，我已经对这里的规矩了如指掌。
这位带着手套的人，有权利决定带谁去挖矿。
警卫官嘶喊着叫出我的名字，就像他在巨大的营房里上叫的声音一样响，但我的眼睛只盯着那个带手套的人。
“ 请不要带我去，主管，我已经病得太严重了，我不能再去矿场干活了，我要马上去医院。”
这位主管看上去有点犹豫，他知道矿场的指示，他只能选那些适合干活的人，不能干活的人矿场是不要的，这是他来这里选人的原因。
主管看了我一眼，看了一眼我破烂不堪的外套，我油腻肮脏的外套的扣子已经全掉了，我惨白肮脏的胸脯上有疮，那是我抓虱子留下的，我的手指上包着一块破布，脚下的靴子因为烂了只能用一些绳子捆着（尽管零下60度的气温），我的眼睛因为饥饿红肿着，我几乎是骨瘦如材了，他非常清楚我的状况。
主管拿着红色的铅笔很快地把我的名字勾掉了。
“滚吧，你这头猪。”
于是房门打开，我又回到了营房里。我的铺位已经被人占上了，我只好拉起这个占我床铺的人把他拖到了一边，他愤怒地咆哮了几声就恢复了平静。
我重新神智不清地昏睡了起来，但很快就被一声很轻的声音吵醒了。我必须像一头野兽一样时刻保持清醒，没有任何半梦半醒的状态。
我睁开眼睛，看到一双穿拖鞋的脚，鞋子很特别，不是监狱里发的那种靴子，这双脚从上铺伸了出来挂在上铺边上。一个脏兮兮的少年盗窃犯出现在我眼前，他在跟上铺的人讲着什么，他的声音是鸡奸者特有的那种慵懒的音调。
“告诉瓦利亚，艺术家们已经来了。”他跟一个看不见脸的人说到。
停了一会儿，一个嘶哑的声音从上铺传了出来，“瓦利亚想知道他们是谁。”
“这些艺术家是文化队来，一个魔术师，两个唱歌的，其中一个唱歌的来自哈尔滨。”
这双穿拖鞋的脚消失了，从上面又传来了一个声音：“把他们带过来。”
我把身体挪到了角落里，只见三个人站到了灯光下，其中的两个人穿着外套，一个人穿着平民的城市羊皮夹克，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一副谄媚的表情。
“哪个是从哈尔滨来的？”一个声音问到。
“是我。”回答的这位穿着一件老式的带毛边的外套。
“瓦利亚说你会唱歌是吗？”
“用俄语？法语？意大利语？还是英语唱？”会唱歌的这人扬着脖子问到。
“瓦利亚说用俄语唱。”
“看守们会不会过来，我能小声点唱吗？”
“不用理他们，你尽管放开嗓子唱，就像在哈尔滨一样。”
这个人往后退了退，立刻开始唱了起来，他唱的是斗牛士之歌，每唱一句都有一团白色的哈气从他的嘴巴里冒出来。
上铺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瓦利亚说的是唱一首歌。”
唱歌人的脸开始变得苍白起来，他马上唱到。
“啦啦啦，我金色的，啦啦啦，我金色的
我金色的针叶林
啊，风啊，路啊，你们把我带到
我无边无际的故乡。”
上铺传来一个声音 ：“瓦利亚说唱得不错。”
唱歌的人看上去轻松了很多，他的额头流了很多汗，汗珠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歌手用手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那些亮光才消失不见了。
“现在，脱下你身上的外套，我们换一换。”上铺的人继续说到。
一件破烂的夹袄从上铺扔了下来。
歌手一声不吭地脱下了自己的外套并穿上了那件破烂的外套。
“现在走开吧，瓦利亚现在想睡觉了。”
转眼间，哈尔滨的歌手和那两个人一起消失在营房的哈气中。
我回到了我刚才的位置上，紧缩着身体，紧紧裹着身上的衣服准备重新入睡，恍恍惚惚地我很快又被一个大声的富有表现力的声音惊醒了。
“1937年我在乌兰巴托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街上闲逛，街上有一家中国餐馆，午饭的时候我们走了进去。我看了一下菜单，上面有中国包子，我之前去过西伯利亚，吃过西伯利亚包子、乌拉尔包子，还没吃过中国包子，于是我们每人要了100个包子，当时那个中国厨师笑着问我们，你们吃得下这么多吗。他说这个的时候嘴巴都咧开到耳朵上去了，那好，每个人10个行不行？我问他。没想到厨师笑得更响了。这是不是还是太多了？那好，我们每人两个怎么样？厨师耸了耸肩膀，从厨房里端出来一个包子，原来每个包子跟手掌一样大,而且都是油煎过的，到后来我们每个人吃了半个包子就吃不下了。”
“后来呢…..”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听他们说话，我努力让自己入睡，但没过多久我又被一阵烟味弄醒了，是上铺的盗窃犯团伙里的头们在抽烟，之后又有一个人从上铺爬了下来，嘴里叼着一根烟，好闻的烟草的味道把营房里的所有人都弄醒了。
我又听到了有人在低语：“在我们北边的那个区，委员会的办公室，我的天呢，你想不到有多少烟屁股，打扫卫生的波莉亚大婶儿天天都在抱怨，她要不停地扫啊扫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能抽这么多的烟，怎么会抽成这样。”
我努力让自己继续入睡。
突然，我感到有人在摇我的腿，原来是警卫官，他正目露凶光地盯着我并命令我站在灯光下。
“好啊，你拒绝去挖矿是吗？”他开始质问我。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你觉得去农场干活怎么样？你愿意去暖和又舒服的农场吗？你这个混蛋，我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
“我不去。”
“修路去不去？你可以在那儿做扫把，你好好想想。”
我回答到：“那不是去扫地，那是去推手推车。”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去医院，我已经病地快死了。”
警卫官在本子上写了点什么就离开了。三天之后，一个护理人员来到了小分区，他把我叫了过去，他量了我的体温，检查了我后背上的脓疮，随后他帮我涂了一点药膏和药水就算是帮我做了治疗。
写于1961年
作者：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
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苏联古拉格劳改营里度过了15年，15年里，他日日忍受严寒、饥饿和殴打的折磨，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但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曾在科雷马的矿场里挖了6年的矿，之后又在劳改营做医护工，1953年斯大林死后，瓦尔拉姆开始悄悄地写作。他的文字是一位劳改营幸存者的自传，也是对古拉格历史的真实见证。
翻译： 刘 姝
校正： 张 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