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研究
以下内容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研究指南》
该章由托比·米勒撰写，王晓路翻译
文化研究是极有吸引力的。文化研究与分散在人文科学中的诸种理论倾向共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酷儿（同性恋）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等。在人文科学中，“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总体一转义”，它以社会理论融合并混合了通俗文化的文本分析，关注权力的边缘，而非对业已建立的力量和权威进行再生产。文化研究关注亚文化、流行媒介、音乐、时尚和体育，以此取代了对经典艺术作品、政府领导、定量社会数据的关注。文化研究以观察“普通”和“边缘”的社会群体采纳并改变文化的方式，将人们视为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语言的潜在生产者，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消费者。
这就对学术领域构成了广泛的挑战。而对于通俗文化的考察也在大学之外的世界掀起了波澜，因为人文科学一直回避了对于娱乐批判的历史性任务，而且新的商业趋势也成了文化研究自身的一部分。
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在实践者同时期所表达的希望中，下列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以及致力于理性和研究的技艺和博学能力）。文化研究的持续性源自一些共同的关注点和方法：这一关注点是文化的再生产是如何通过主体与其自身机构间对抗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产生的；而其方法则是历史唯物论。文化研究由于主体性和权力而赋予生命力一一人类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体验文化和社会空间的。文化研究从经济学、政治学、媒介和传播研究、社会学、文学、教育学、法学、科技研究、人类学以及史学中获得自身的研究程序和分析样式，尤为关注社会性别、种族、日常生活中的性别问题，在某种信奉社会进步变化的征兆下将文本和社会理论合二为一。
通俗文化实践的政治意义或许在亚文化中得到了最好的例证。亚文化意味着文化之下的、同时与其背道而驰的、从中派生而来的某种空间，它赋予官方的、支配性的、商业的、生活的官僚性组织形式以生命一一从一种作为支配性工具的文化迁移至作为能动性工具的文化。这一迁移旨在发现，社会弱势群体是如何使用文化以争取到有利于自身的地位的。它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有关奴隶、民众、海盗、盗贼以及工人阶级实施的历史与当代研究，强调了一种与权势持续的不顺从。例如，英国对男阿飞（Teddy Boys）、摩登派成员(Mods)、摩托党（biker）、光头仔（skinheads）、朋克族（punks）、中小学生、少女、拉斯特法里派成员（Rastas）的研究，接受了逃学者、辍学者以及杂志读者，即那些背离学校成规的人，以及以进入亚文化的方式转而工作的人，将其视为具有魔力的历史作用使然。这样一种研究考察了其结构性基础乃至他们共同的风格，调查他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饰物和用品颠覆了那种成就式的、物质享乐主义的、由教育所企及的价值观以及中产阶级的外观。其可行的假定为：从属群体采纳并改用了支配性文化的符号和对象，将其重新组构起来，加工成新的意义。消费就位于这种亚文化的中心；而其悖论则在于，它也同时颠倒了作为消费者成员的身份。他们成了新时尚的生产者，以此在自己的身体上铭刻了疏离、差异以及无权力的印记。英国经济的衰退以及70年代的状况，在朋克族采用垃圾废品作为装饰中得到了例示：购物袋衬里、厕所用具以及破衣烂衫等。然而，在资本主义将挪用者加以挪用之时，商品化时尚和传统则开始取而代之。甚至，媒体当时都宣称，朋克族是民间魔鬼，处于种种伦理惊恐之中，时装和音乐产业界也派出打探之人，寻查市场的新动向。
意识到作为抵抗对象的商品，其挪用本身即被商品化，这种双向考察使得通过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分析成了经由文化研究所开展的表征分析的一个很好的同盟。然而这两个方面均维系了一种倾向，即它们之间是相互排斥的：一种方法与经济结构有关，另一种则与意义结构有关。但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从历史上看，最佳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及最佳的文化研究的运作，均是通过在文化持续性中所有的连接点上相互重叠的权力和主体性进行的。格拉姆·默多克对此有很好的论述：
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在解释何人对谁言说以及在公共文化主要的空间中这些象征性冲突所采取的形式方面，是最有力的。而文化研究对于话语和意象是如何组织为体系并迁移其意义模式，以及这些意义在日常生活的延续和变化中是如何得到再生产、调解和抗争的这一点上，则拥有极好的解说价值。
而理想的方式是，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在一种原则性的接近文化民主的符号之下，弥合事实与阐释之间、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割。对于这一目标，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呼吁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将抽象和基础性分析结合起来的强有力的方式，将“理论政治化并将政治理论化”。这就需要关注组织性结构的矛盾，这种结构与日常生活和文本性合为一体并与政治经济盘根错节，与此同时拒绝任何反对研究生产与消费的观点，或未能对诸如阶级、种族、民族和性别相重叠的核心问题进行主观性阐释。
本书是以此目标进行的设计。为了具体说明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本导论考察了文化研究的发展线索、当前的展现以及思考，简言之即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即何谓文化研究。
奠基者及其他发端
理查德·马克斯韦尔提供了一种颇有用途的全球性文化研究图表（图表l)。上面列举了四位英国文化研究奠基者，四位都是战后英国知识分子：理查德·霍加特、E.P.汤普森、斯图尔特·霍尔以及雷蒙·威廉斯。这几位都是成人教育者和大学左派教授，他们希望将“文化和工人阶级的感情”加以突出，以此在体验和社会结构的层面上理解阶级和民族的交汇点。
霍加特是一位左派的利维斯追随者，他以文学研究为方法，同时认真地对待工人阶级的流行嗜好，以支持提升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其经典性著作《文化的用途》是50年代出版的，之后，他成为各种评论团体的著名成员，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在企鹅书局出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为辩方证人，一举成为明星式人物。60年代中期在伯明翰大学创办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加特继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文化官员，后成为传记作者。汤普森的关键性贡献来自他的有关英国人阶级历史的论著（1968），该书强调以“低层”的视角观察过去，而非以“高高在上”的观点，这避开了有利于普通人的生活记录的理论。对理论的拒绝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强烈对比，而后者是以路易斯·阿尔都塞为标识进入7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的。汤普森也是英国核裁运动组织60年代高峰期以及80年代复苏期的积极分子。霍尔开始是作为一名左派利维斯主义者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霍加特的副手工作了好些年，实际上他从1968年起管理该中心达十余年，其间汲取了葛兰西学术方式用以考察国家陈规及惯常式的反抗，因而使这十余年成为该中心通力协作的经典时期。霍尔在开放大学继续他的事业，但转而对福柯主义和后殖民进行研究，致力于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和媒介研究相结合，合编了一系列理论阐释的论著，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关键性影响力，霍尔探求到了一种分析符号、表征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威廉斯在很大程度则凭借了自己在威尔士成长的经历来理解文化变迁和权力变化的意义。他通过数量可观的、引人注目的论及文学史、文学理论、媒介和传播、文化以及社会的论著，对发展中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大量的理论论述。这一工程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提供了某种混合的模式，笔者因而在此对其关注点和方法论略加讨论。
威廉斯对那种理想式的文化概念持批判态度，这些概念认定，文化是由普遍性价值所衡量而不断走向完美的东西，这些价值是人类条件的基础，似乎是永恒的，而不是基于特殊的可能性条件。他也质疑文献式的文化概念，这种概念记录艺术作品以维护具体的洞察力，并通过批评使其凸现。威廉斯认为，人们应当关注某一时段中某一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注意这些群体是如何被再现的，注意这种再现方式的得失。
威廉斯的方法论一一文化唯物论，得益于卡尔·马克思的洞察力，即人们生产了其自身存在的条件，但往往没有意识到或没有获得能动力。是社会实践，而非本质、天才或个性，形成了生活方式并时时改变它。这一洞察使人们脱离了以往任何一种历史的以及当代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往往以高高在上的方式赋予艺术的文明、统治者的经历或宗教影响以特权。人们转而应当以解读文化产品并考虑其创造和流通境况的方式研究文化。威廉斯将艺术与社会分别称为“工程”和“形构”，两者相互交织，两个术语中均没有一致的概念或时序上的偏重。文化的关系，其曲折和转型、时常在激烈和不稳定的方式中的变化，是社会物质生活中的一部分。例如，语言既不超前于社会世界也不追随其后，而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思想著作是从主要的经济生产模式中获得的，而不是从个人、地点和权力自身的微观经济中得来的。并不是某一有机群体生产了某种艺术制品文化，或某种艺术制品文化反映了某一有机群体，而是二者均拥有其自身内在的政治，并且与更为广泛的经济相联系。
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以社会历史的变迁言说物质文化（建筑、电影、轿车、时装、雕塑等等），并对此加以解释：这种由普通人所生产的文化是如何被重新包装后又转而出售给普通人的。威廉斯将文化分为支配性文化和相对的残留文化以及新兴形式，依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模式，即一种对于社会秩序而言的某种可靠的赞同过程，它使得支配性文化以规范自然的方式出现，与未消失的残留文化并存，这些残留文化包含着原有的意义和实践形式，虽然这种文化已不再处于支配性地位，但依然有影响，而作为霸权一部分的新兴文化实践要么由新兴的阶级所宣传，要么被支配性阶级合并，在威廉斯所称为的“情感结构”术语中也表达了这种操控，即一个时代的无形之物解释或形成了生活品质。在官方文化与实践意识之间，这种迹象就常常包含了某种争夺，或至少是不协调之处。简言之，威廉斯的文化观坚持一种群体生活的重要性、每一种文化形构的冲突、文化的社会本质以及社会的文化本质。
当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除了上述四位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学者提供的资源。曼泰·戴尔瓦拉提供了一种英美多元文化的发展线索，这样尽管突出了霍尔后期的论著，但是却使得这一标准趋于复杂化，成为一种相当温和的叙述。达瓦拉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伦敦的黑人文化工人、有色人种中的黑人以及美国大学女性主义研究领域联系起来。这一轨迹包含了一种关键性的转型观。文化研究最初的推动力源自一种愿望，即根据阶级统治和反抗，寻求一种推进激进政治的历史使然力的角度来理解英国文化。然而这一使然作用却陷入疑惑之中，争论是以批判性别歧视和白人民族主义的方式就男性特质、英国/英语持性而展开的。依照马克斯韦尔的图表，其他的半自主力量也对文化研究的形成起到了作用。拉丁美洲的影响，包括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显示在新拉丁美洲电影中，表现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对被压迫者的教育；米凯莱和阿曼德·马特拉用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分析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智利、哥伦比亚赫苏斯·马丁-巴韦罗的霸权研究、墨西哥社会学家内斯托尔·加西亚·坎克里尼对社会和文化理论的综合之中。在非洲，卡米瑞苏中心的恩古杰·瓦·蒂奥诺和恩古杰·瓦·米瑞等人将文化批评与生产联系起来。在南亚，从事属下研究的知识分子诸如拉纳吉特·古哈与帕塔莎·查特吉的论著对于后殖民和历史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附：图表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