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72弹| 军人叔叔，请不要耍滑头，要为正义而战
这本书是日本老友奥田推荐的。
本书内容属于“对谈”，日本很流行这种风格，但思维跳跃往往很大，中国读者未必能习惯。
本书的副标题是《致恐怖主义的孩子们》，也就是反思日本军国主义对年轻人的毒化，让年轻人成为战争恐怖的制造者。
早在1877年日本的西南战争中，有大量跟随叛将西乡隆盛的年轻人牺牲，很多只有十四五岁。
当时很理性睿智的日本领导人胜海舟为哀悼老友西乡隆盛而写了一首诗：
“衣衫尚湿必相干，蒙受胁迫不申冤，听凭孩子奔战事，屈做贼臣甚可怜。”
胜海舟所表达的“孩子”这一视角是十分重要的，这并不单单指他们的年龄，还暗含鲁莽、不顾后果的意思。如果只是单纯从表面来看历史结果，就会觉得都是些大人们能进行合理判断的足迹、大人们胜利的轨迹。但实际上，无论何时，推动历史更迭的都是孩子、是年轻人。的确称得上“扭转乾坤”。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暗杀。犬养毅希望采用自己的方案来解决满洲事变，即日本不承认“伪满洲国”，而是通过和中国国民政府之间具有妥协性的直接谈判来解决两国之间的纷争，这一愿景最终却被目光短浅的反叛军摧毁了，而这支反叛军是由海军青年将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们组成的。
回顾日本近现代史，往往是不成熟的“孩子”们由于对现实的义愤和短见而贸然采取了行动，结果导致原本应主宰历史的“大人”们尸横遍野，实在令人惊愕。这里所说的“孩子”，它不仅仅是未成年的意思，而是指一种因义愤和短见而引起暗杀、恐怖主义、政变等行为的存在。
首相滨口雄幸遇刺（死于1931年8月）、原藏相井上准之助被刺杀（1932年2月血盟团事件）、藏相高桥是清等人的暗杀（1936年“二二六”事件)、战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遇刺（1960年10月，凶手是17岁的少年），也都同样大大改变了时代的步伐。
“不被时势操控而意欲操控时势的政治家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被杀害。有思想的政治家几乎都遭受过袭击”，这句话真乃至理名言。
被恐怖主义暗杀的政治家，实际上多是在倡导经济方面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面的合作主义、内政方面的议会主义。重视国际合作和议会的姿态，在非当事人看来，容易给人以妥协和屈服的印象。
本书作者加藤阳子感叹道：“对于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来说，今后的一百年是否能和平繁荣，取决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当然也同样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手持能扭转乾坤之武器的政治家希望不再发生自己被‘孩子’们暗杀的事件。我写此书也是为了祈祷社会上不要再孕育出这样的‘孩子’来。”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二战期间日本有个孩子给士兵写的慰问信：
“听说我们在三月初送走的有些军人叔叔为了国家已经牺牲了。昨天当我们迎接他们遗骸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哭了。另外昨天有一支部队英勇回国了，我们也去举着旗子迎接了，还喊了万岁、万岁。军人叔叔，不管怎样，请不要耍滑头，要为正义而战。耍滑头取得的胜利，会给日本人丢脸的，神仙也不会原谅你们的。军人为什么战死沙场？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我对军人叔叔感谢万分，你们现在正在和中国打仗，我对你们战死沙场表示感谢。”
最恐怖的是，孩子认为活着回国的士兵就是“耍滑头”。
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我没看过，但它在中国的名气太响，我在《文人偏食记》这本书里也稍微认真地了解了一下太宰治的生平，最后发现他竟然自杀过六次！
1. 二十岁时因学业困扰而服用镇静剂自杀（失败）；2.二十一岁时在镰仓海岸和咖啡店女侍殉情（女性死亡）；3.二十六岁时参加新闻考试不被录取，在镰仓山上吊自杀未遂；4.二十七岁在水上温泉和妻子初代殉情未遂；5.三十八岁时服用过多安眠药；6.三十九岁，与山崎富荣（女粉丝）在玉川上水殉情。抱有自杀愿望，却实行六次才达成。肉体之强壮远胜过强烈的自我破坏冲动，若非身体健康，不可能自杀六次，大吃大喝才能达成五次自杀未遂的结果，去死也得靠体力。
至于大作家夏目漱石，他儿子对临终之际的父亲如此描述道：
父亲睁开双眼，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吃东西”。
这是此时食欲依然得不到满足的切实愿望。在医师的衡量下，立刻给他喝了一匙葡萄酒。
“好喝。”
在这匙葡萄酒中，父亲细细品味最后的希望，又静静闭上眼。
正如书名所示，北宋与辽、西夏等政治体共存，形成了极为特别的东亚国际体系背景。
宋与其东北强邻辽和平共处长达百年，这本身已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北宋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对等外交的原则与草原政权相往来的王朝。与此同时，大规模、系统性的勘疆立界活动在各处边陲展开，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前所未有。
1005年的宋辽澶渊之盟的两个重要结果值得我们重视。首先，贯穿十一世纪、前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长年的使节往来促成了超越一国一朝的新的世界性格局,即宋朝的政治精英可以亲身踏上旅途深入草原，与辽国使臣相往来。其次，在宋辽边境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下，许多汉人生活在辽国境内。虽然辽试图尽可能维持汉人与契丹人的分野，许多汉人仍在辽的职官体系下出任大小官职。大量汉人在辽廷出任显职，这无疑使得辽宋关系显得尤为特殊。
在传统中国外交格局与规范的发展过程中，宋辽间的百年和平起着重要作用。
两国间关系对等，即宋辽的君主都承认对方是同等意义上的“皇帝”。由此，费正清早先提出的“中国朝贡体系”就不能成立了，因为根据费正清的解读，在中国历史上，外部政权只能遵循中国的方式与中国往来，即接受自己的臣属地位，并定期向中国天子朝贡。宋辽关系在某些地方与十八世纪后的欧洲国际格局相似，就这一点而言，其命题似乎在提示我们：宋在又一个领域上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
本书写的最生动的是宋辽官员的跨境外交。
长达数周的旅程、不断举行的晚宴，让宋辽官员可以彼此深入交往。同时，打猎、宴射、赋诗等其他活动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往来。宴会中双方都会喝很多的酒，虽然有时会引发争吵，以致失礼或失态，但这也使双方放开拘束，开怀畅谈。因为他们之间的密切往来，宋辽的官员可以交流学问，分享各自对周遭的认识。尤其是对契丹、汉两族的不同之处，他们有了共同的理解。
这是作者的“中国故事”系列中的其中一本，但却是最不出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