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兴衰的分水岭及李约瑟难题漫谈

　　按：一直认为，儒家跟基督教般，这些社会意识并非科技革命乃至工业革命爆发的关键因素。归根结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工业革命诞生的需要，这些社会意识自然会被培育成适合新型文明的养分，而不是相反。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有一段话：“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即廓尔喀）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这段话不大靠谱。固然，满清的八旗兵从十七世纪初期创建到十八世纪中叶重新征服西域，可以说在一百多年间基本上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但如果说八旗兵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两百年间无敌于天下，就明显夸大其辞了。

　　事实上，早在十七世纪中后期，中华文明圈的军队，包括明郑军和八旗军，对少量欧洲人守御的坚固据点，就办法不多。广而言之，以1683年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惨败为标志，近代欧洲军队的战力已经凌驾于欧亚大陆其他帝国军队之上。也就是说，到了十七世纪中后期，中华帝国、奥斯曼土耳其、波斯、莫卧儿等欧亚大陆强国的军队，对上经过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军事革命锻造的欧洲军队，一般而言，应该不是对手。大略而言，工业革命前夕，军事方面的比较，大约唯独农耕文明最为强盛、延续最长的中华帝国，在军事后勤领域勉强暂时领先西欧。

　　自然，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军事革命洗礼的欧洲军队并非一开始就领先其他强国的军队。在东欧，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几乎保持了对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三百年攻势，也就是说，农耕帝国的强大军队，总体而言，比起政治分裂的欧洲军队可以保持一定的优势；在东亚，十六世纪中后期，西班牙制定了狂妄的“征服中国计划”，幻想复制征服美洲的历史，计划以区区两万多军队去征服人口上亿的强大农耕帝国，更是犯了严重的“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错误。如果要推演那个时代的西欧、东亚军事对抗，应该说，西欧强国只有具备拿破仑时代的军事体制、战略战术水平和强大的远距离投放部队能力，才能对远隔万里的东亚文明产生真实的军事威胁，这些能力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发展得到充足的提升，鸦片战争中，英国最终决定采用强硬的炮舰政策，其根源就肇始于此。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以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虽然1840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这个日期并非东西方（西欧、中国）兴衰的正式分水岭。十八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并迅速在西欧乃至整个欧洲传播开来，东西方掌握物质力量的差距被急剧拉大。但个人认为，东西方兴衰的分水岭仍不宜设在此处。

　　虽然《袁崇焕评传》中提到，在明代万历初年，“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提到，中华帝国“从14世纪中叶到19 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但东亚这些表面上的繁荣和强盛，已经无法掩盖逐渐拉大的东亚的相对停滞和西欧的加速发展带来的差距。

　　如果要探究东西方兴衰的源头的话，上溯到十五世纪中叶，大约是比较适合的。在十五世纪中叶前后，欧亚大陆发生了不少在历史上可以鸿篇巨著来描绘的大事。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屹立千年的拜占庭帝国轰然倒塌；同一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欧洲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兴盛；1449年，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二十万众一掷而空，再加上1433年郑和下西洋的戛然而止，两者都标志着明永乐以来陆上、海上的扩张势头顿挫，中华帝国的内敛性愈加明显。等等。

　　对中国人而言，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大约就是郑和大航海的停止。公元1100到1450年，中国保持着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海军。按李约瑟的说法，“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郑和舰队可以说是工业革命前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远洋海军，以郑和舰队的实力，如果以西欧人大航海时代的价值观行事，征服非洲、美洲，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难题。如果郑和舰队发现了美洲，中国又将如何？世界又将如何？这是近代以来不少人的大胆假设，乃至当代科幻大家刘慈欣据此架空了本强大的YY科幻——《西洋》。可惜，郑和舰队虽然以领先西欧数百年的远洋航海技术创造了世界航海史的一个奇迹，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只成为近代以前中国大规模远洋航海的终点，而无法成为中国人主导的地理大发现意义上的大航海时代的起点。

　　扯回十五世纪中叶的话题。英法百年战争的结束也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好，土木堡之变，等等，这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细究起来，从对历史发展的推动而言，都不如当时一部机器的诞生意义深远。1445年，德国古登堡用金属活字印刷机印刷了第一本书。十五世纪后半叶，古登堡印刷机传遍整个欧洲。活字印刷与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文化教育普及等运动相互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为工业革命的最终爆发、人类社会迈入工业社会，起到了极其关键的杠杆作用。

　　中国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起古登堡印刷机整整早了四百年，但中国的活字印刷直到十九世纪还仅仅是雕版印刷可有可无的补充，未曾对东亚社会变革起过积极作用。活字印刷这项伟大发明的命运跟前面提到的中国领先欧洲数百年的远洋航海技术一样，未曾在世界各民族的命运拐点上，为中华民族的继续领跑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类似的疑问还有，公元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曾经领先世界一千多年，在宋元时期达到了高峰，但自明代以来，就成就不多，逐渐落后于西欧。等等。这些迷惑或遗憾，其实都可以归结于同一个问题，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出来。

　　李约瑟难题，又称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也有人称为李约瑟论题。一般而言，李约瑟难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李约瑟难题，主要限制在东西方比较科学史范畴内，按照李约瑟的原话就是：“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於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而广义的李约瑟难题则是由此延伸而来的工业文明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而不是中国等问题，实际上，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加州学派的经济大分流问题等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广义李约瑟难题里面。

　　自1944年李约瑟提出问题以来，数十年间，国内外的社会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许多领域的学者对难题的探讨（包括解释、补充、质疑、延伸讨论等方式）热情持续高涨，在国内表现得尤其突出。国内外学者的主要观点，国内文本中，狭义李约瑟难题方面，范岱年的《关於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讨论》（1997）是较好的综述论文，如果是持质疑或消解李约瑟难题观点的，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 》（2009）是本史料极其丰富、视角别具一格的大作；狭义和广义李约瑟难题方面，刘钝、王宗扬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2002），赵红军的《李约瑟之谜：经济学家应接受旧解还是新解？》（2009），两者都是较好的综述文本。

　　不论对李约瑟难题的探讨最终结果如何，都必须承认，李约瑟难题在科学编年史、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都非常深远。李约瑟难题的提出，以及李约瑟倾其一生以此问题为主线编撰的煌煌巨卷《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从人类文化多样性与科学普适性的高度给予了蔓延数百年的“西方中心主义”一个致命性打击。换句话来说，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及其探讨击碎了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欧洲人自命不凡，自以为天生比其他民族、其他文明高人一等的种族、文明优越感，击破了“科学仅仅是欧洲人的专利，古希腊为其源头，文艺复兴又被重新发现；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科学化”的神话，为中国乃至伊朗、印度等非西方民族、文明重新构筑走向现代化的理性基础注入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力。同时，李约瑟难题又是个卓越的启发式问题，在当时铺天盖地般的“西方至上”、“科学万能”等思维迷区中，让许多学者开始思考：近现代科学只是欧洲传统文明的独特产物吗？西欧的工业革命如果放在人类发展长河中来估量，究竟是常态还是特例？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只有西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这样的唯一道路吗？阐述和描述人类历史发展，只能拿欧洲历史发展来作唯一参照物吗？等等。

　　在这谈谈个人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和思考。

　　西欧作为一个社会大系统，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人文、科技、宗教、经济、军事、政治等子系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终演变为超越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其中演化的动力、因果等等，究竟如何，至今而言，还是个有待破解的谜。大谜团中的小谜团就是，英国作为西欧诸国最后的接力手，爆发了工业革命，挟巨大的物质力量席卷全球，成为真正的世界帝国。要解开这些大小谜团，至今还是众说纷纭，类似于宗教般的天命选择自然不是什么解释，但要细究真正其中的动力在何处？在可预见的未来估计还是有待解决的难题。而演变过程的原因，个人倾向于西欧社会在合适的气候地理条件下，各子系统相互运动相互推进，最终演变为工业社会。

　　固然，今天的工业文明，带着强烈的西欧文明烙印。但西欧工业文明是否就是人类社会超越农业文明的唯一可能，个人却认为要大大打个问号。对比新旧大陆的农业文明，我们可以发现，在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都有着数个农业革命的独立起源地，特别是亚欧大陆和美洲大陆因为相互隔绝的原因，农业文明的外在形式有着巨大差异，如印加帝国没有文字，却建立了控制力极强、地域辽阔的君主专制大帝国；玛雅文明没有运输工具、没有掌握金属冶炼技术，却在天文、数学等方面取得极高的成就。也就是说，美洲大陆独立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农耕文明），固然与亚欧大陆的农业文明有本质的相同，即都已经摆脱狩猎、采集这些原始生存生产方式，开始在相对固定的地域种植农作物，简单而言，主要是依靠收获粮食为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但其中的区别也是巨大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差异，还有农作物几乎没有相同的种类，以及印第安文明都缺乏大的驯养动物作为畜力（印加文明的驼羊等负载很小），连轮子都没作为运输工具被使用，而在亚欧大陆，轮子的发明和应用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力。

　　虽然历史不可逆，但可以假设。如果不是西欧早早孕育出成熟的工业文明，亚欧大陆其他文明，譬如中华文明，是否能够演变出超越农业文明的高阶文明呢？个人认为，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时间估计要漫长得多，起码，不会在十八十九世纪出现新的文明。像对世界地理、自然界的认识逐渐客观、深刻，使得人类社会相互联系愈加紧密的通讯、交通工具渐渐增多，知识积累、传播的方式、手段大大增强，机械力量的广泛应用等，这些新文明的特点，起码在十九世纪前，中国未曾有突破的苗头。相类似，如果西欧数理化的近现代科学没有及时诞生，中华文明在平行时空中演化出来的“现代科学”，在形式上肯定有着很大不同，就如有些学者提出的假说，以生物科学和医学为基础，也可能发展和构筑出“近现代科学”般的知识体系。自然，在十九世纪前，中国在这方面，依然没有突破的迹象。

　　不提假设，回到现实，回到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再扯回明清的话题。明清之间，如果以大历史观来看，其实没什么好比较。两者同质化现象，在中国诸多朝代之间，可能都算最明显的。君主专制权力得到极大程度的加强，财政、赋税等制度内敛化严重，对海外贸易、海外移民、科学技术的不重视等等，几乎一模一样。期间细微的区别也有，如士大夫的言论尺度、疆域扩张程度、对边疆民族的凝聚力等，明清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从文明跨越式发展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区别，等于没有区别。至于所谓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明清时期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等等问题，严格而言，都是伪命题。明清时期，开始并且一直落后于西欧，不但没有可能在十九世纪前按照西欧那种模式爆发出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即使想按照中华文明积淀的文明传统发展出新式高阶文明，也没有突破的迹象和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