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诞辰111周年：人生的舞台、舞台的人生
时至今日，曹禺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上仍旧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2021年9月24日，正值曹禺诞辰111周年。今天，四月将带大家用一篇深度好文的时间，一起了解曹禺的人生与创作轨迹。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曾写一部名为《苦闷的象征》的书，他觉得文艺是苦闷的象征。钱钟书先生也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诗可以怨》的文学批评论文。苦闷、怨情和忧郁哀愁的情绪是否是孕育文学作品的温床？
曹禺显然是认同的，他对着撰写《曹禺传》的田本相说过：“你要写我的传，应该把我的心情苦闷写出来。”这句话就现代人看来未免略带凡尔赛之味。
从后人角度来看曹禺的一生，他出生于殷实之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住的是小洋房，出门有人拉车。少年时期，他醉心于文学与艺术，接受着最为高等的教育。青年之后更是一路平坦，年仅24岁的他依靠处女作《雷雨》一炮打响，将他送上了戏剧文学的大师之座，而后更是精品不断。无论是事业、财富亦或是爱情，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就都能得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投身到新生活之中，有着迎接不完的令人兴奋的工作。1951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诞生后，他便顺利担任了院长。当然，在那十年浩劫中他也无法免难，但与其他被折磨至死的大家相比，他先有周恩来“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相护，后又将其安排在首都剧场传达室里做登记，这可以说是最为轻松的劳动改造了。四人帮粉碎之后，曹禺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他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了《王昭君》，获得了朋友们、读者和观众的热烈庆祝，而后又是一场与京剧演员李玉茹的婚礼喜事。直到当今，曹禺的几部经典作品仍然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
生于富足、年少成名、名利双收、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等等成功词汇都可以放在曹禺身上，但他仍说自己是苦闷的。显然，这不是日常生活的困顿，而是一种出于创作者本性的灵魂的苦闷。可以说，曹禺的一生由苦闷始到苦闷终，戏剧舞台则是嫁接精神苦闷和现实世界的桥梁。
一、幼年时期：家庭的舞台
宣统二年（1910）中秋过后的第六天，阴历八月二十一日，阳历9月24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天津小白楼的一个胡同里，万家迎来了一个小婴儿。和天下所有的家庭一样，新生儿的诞生总是让人心生雀跃的，更枉论老祖母早就盼着一个小孙子出生，所以他刚一落地便被取名为家宝。
这无疑是一个直白的名字，家宝家宝，万家之宝。小名是请阴阳先生取的，看了八字，起名为添甲。甲者，天干第一位，显然也有着前程似锦、独占鳌头之意。美满中的隐痛是，家宝的亲生母亲在产后身体逐渐不适起来，因着当下非常小的疾病产褥热，仅仅过了三天就去世了。亲生母亲的去世，为家宝这颗敏感纤弱的心蒙上了阴影，很难不说之后出现在他作品中生命中的女人没有他无意识中对于母亲的想象。
父亲万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失去母亲的家宝，特地请来了小姨薛泳南，也就是而后对家宝影响深刻的继母。继母一生没有孩子，曹禺就是他的儿子。曹禺曾回忆说：
“我这个继母待我很不错，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我非常怀念她。解放后，她死在天津了，我还记得她对我的嘱咐。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五六岁的家宝就在继母的悉心照料下成长，然而封建大家庭总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因着奶妈想要财物，继母不肯的缘故，奶妈怀恨在心，特地将小家宝叫到跟前说：“添甲，你知道你的亲妈吗？这个妈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生你三天便得病死去了。”奶妈的话对添甲来说显然是晴天霹雳，让他萌生出了失去生母的悲哀和痛苦。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失去生母的孤独感和寂寞感不但未曾减少，反而成为苦闷的酵素蔓延着、扩展着，凝聚在心灵深处。
除了失去生母的隐痛，封建大家庭墓一样的氛围，以及父亲时不时发怒的脸色，也让家宝感觉到家庭的童年的苦闷。
苦闷往往寄托于文学艺术，在尚未开启创作输出的儿童年代，他不自觉地投身于各种古典诗词、小说，尤其是戏曲中去。与现代时期一批文学家相似，曹禺的旧学基础打得很好，其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非但没有因为是清政府一名武官而下台，反而官运颇佳。在优渥的家庭条件下，万德尊对曹禺的教育也异常重视，一开始请来了自己的外甥做家庭教师，而后又请来颇有名气的大方先生。这样的私塾教育中，家宝陆续读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等，甚至还有《道德经》和《易经》。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或许也就没有《日出》前的一串引言。但是，对家宝影响更为深刻的却是“闲书”，有四大名著还有一些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
除了文学，家宝可以说是从小浸泡在戏曲的影响下。继母是个戏迷，没有她不爱看的戏，什么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她都爱看。家宝三岁的时候，就被继母抱着在戏院里看戏，稍大些，就站在凳子上看。那些奇妙的脸谱、紧张的对打和优美的仪态让他目瞪口呆。看完戏之后，他甚至还会和小伙伴一起扮演起来，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小戏迷。
我从小时候就看旧戏，那是入了迷的。到了大学时代，我和靳以经常到广和楼看戏。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还是小时候母亲抱着看的。杨小楼的戏看得最多，他演黄天霸演得好。黄天霸武艺高强，非常狡猾又非常凶狠。同时，他又是忠于朝廷的。杨小楼把黄天霸的一副奴才相演得是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刘鸿声，他演得《失空斩》等，把诸葛亮是演活了的。从这些旧戏里能学到写性格的本领，每个人物的性格都是异常鲜明的……这些兴趣，小时候就有了。这和我的母亲有关系。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以春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算起，家宝出生的时候中国话剧只有短短4年历史，可以说，曹禺差不多是和中国话剧同龄的。而当他的《雷雨》出世，则标志着30年代中国话剧文学的正式成熟。
二、少年时期：南开的舞台
因为小时候学问打得扎实，有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万家宝便顺利考上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校长是那个同样在话剧史上绕不开的人物张伯苓。在南开浓郁的学习氛围中，家宝如饥似渴汲取着新知识，并将兴趣转移到了新文学之上。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让他颇受洗礼。1925年3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由于对新文学的热爱，他也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玄背》。在这个刊物上，万家宝第一次以曹禺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今宵酒醒何处》的小说。而曹禺之名则来源于他的姓“万”的繁体字“萬”，拆开便是“艹”和“禺”。
曹禺的高中时代，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胜利转为失败。曹禺也无法和社会政治现状脱节，他在当时担任《南中周刊》“杂俎”栏的编辑，撰写了不少杂感。
转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
——万家宝：《杂感》
这段话显示出了曹禺早期的创作宣言，其间跃动着对“社会的漏洞”进行不懈斗争的理想，摒弃平庸，决不妥协。由这些话中，可以隐约察觉到之后根植于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曹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了解。
1925年，曹禺十五岁的时候，他加入了大名鼎鼎的南开新剧团，开启了他和戏剧舞台不可分割的缘分。曹禺的剧本常常有着很强的舞台感，舞台提示非常详细，并非只是案头剧，这和他在南开新剧团的经历分不开。他第一次参加排演的戏是洪深根据英国剧作家王尔德的四幕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这激起了他对于戏剧的强烈兴趣，一头钻了进去。1926年张彭春从清华大学回到南开中学，使南开新剧运动再一次振兴起来，也带起了曹禺的戏剧生命，是他发现了曹禺的演剧天赋。所以当张彭春打算把易卜生的《人民公敌》搬上舞台时，便挑中曹禺来担任女主角。之后，曹禺又在《娜拉》一剧中扮演娜拉，男扮女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鲁靭这样回忆《娜拉》演出：
曹禺演的娜拉，在我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敢这样说，现在也演不出他们那么高的水平。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
由演入写，使得曹禺有着非常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也是一条最好达到成功的道路。
三、青年时期：创作的舞台
1928年9月，曹禺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的本性和政治系之间似乎是不合适的，反而在南开大学期间喜欢上了跑马拉松、听古典音乐以及持久对于戏剧的迷恋。在学习之外，父亲万德尊的猝死使得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开启了对于人生的思索：
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但是，我终于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在迷茫中思索，在思索中他决心离开南开大学，转入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清华的图书馆里，他阅读了大量戏剧作品，从易卜生到莎士比亚，从奥尼尔到契诃夫，这一些都让他着迷。音乐也更加让他喜欢起来，尤其是对巴赫的弥撒曲，这也被他写入了《雷雨》的序幕和尾声。
清华的日子不仅只有阅读，也有排演剧目。就在1930年的冬天，他又开始排戏了，这一次他不仅是演员，还是导演。因为他娜拉演得好，还被同学们亲昵称为“小宝贝儿”。
1932年曹禺着手导演高尔斯华绥的《罪》，女主角找到了法律系的郑秀，由此有了一段罗曼蒂克的爱情开端。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里，爱情迷住了曹禺，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追求着郑秀。他经常跑到女生宿舍外边去守着郑秀，那么执着又那么天真。对于曹禺的追求，郑秀一开始是躲避的，然而男生的热情融化了她，两颗心贴在了一起。
在爱情的滋养下，那个闷热的夏天里，曹禺终于孕育出了那个已经创作五年的《雷雨》，这时他才仅仅23岁。这并不是偶然的创作，而是前面所有思考积累的结果。他敏感的情绪让他对熟悉的家庭、生活都有着艺术化的思索，他把一些人看成是“魔鬼”，把一些人看成是“不幸者”，激起他的愤怒，勾起他的同情，使他落泪。可以说，《雷雨》的创作就是他迫切情感需要的宣泄。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
——曹禺：《雷雨》序
《雷雨》的发表还颇具戏剧性，是好友靳以无意间对巴金谈起，巴金从抽屉里翻出这个剧本，才得以发表。正是巴金以无私的真诚之心，发现了曹禺的才能，并将《雷雨》四幕剧一次性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在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来说，是破格的。
1935年4月27日、28日、29日，《雷雨》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举行首次公演，导演为吴天等。演出之前，吴天、杜宣等人曾写信给曹禺，信中说：“为着太长的缘故，把序幕和尾声不得已删去了，真是不得已的事情。”
曹禺则回信道：
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在许多幻想不能叫实际的观众接受的时候，……我的方法乃不能不推溯这件事，推，推到非常辽远的时候，叫观众如听神话似的，听故事似的，来看我这个剧，所以我不得已用了“序幕”和“尾声”。
这段话其实表明了曹禺对于删去序幕尾声的惋惜，然而历数各种演出版本的《雷雨》，保留序幕与尾声的不多。被删除的命运不仅仅降临在《雷雨》上，而后的《日出》《原野》等都遭遇了这样的质疑。国内排演《雷雨》最为出名的当属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他们先在北平演出，后来又到天津，上座率颇高。唐槐秋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你的《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老实说，有这样的戏，才能把剧团维持下去。”
不久之后，《雷雨》在上海也逐渐产生了影响，先是由上海复旦剧社演出了《雷雨》，1936年中旅巡演到上海，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轰动了上海。茅盾后来有“当时海上惊雷雨”之赞。
《雷雨》大获成功，曹禺却没有停下创作的步伐，他甚至对《雷雨》太像戏而不满意。
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得有些“太像戏”了。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得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要做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我记起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一颗沉重的心怎样为他的戏感动着。
——曹禺：《日出》跋
他在酝酿着新的剧作。1935年3月8日，在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的谣言和卑鄙的诽谤中服毒自杀了。曹禺曾说：
我写陈白露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创作绝不是生活的照抄。我看见过舞女，我看见过交际花，但写出来就和这些见过的东西有很大区别。但是艾霞的自杀，阮玲玉的自杀，这些事往往触动着我，陈白露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当时关于阮玲玉的报道那么多，她演的电影我看过，她的自杀激起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不平，阮玲玉是触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
为了写作《日出》，他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调查，开始，心里还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是教授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方去。当他真的深入妓女们的生活的时候，他发现她们就像是被锁在人间地狱里的可怜动物，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即便如此，她们身上还有着人性的温暖。妓女们的遭遇促使他去写作，所以《日出》比之《雷雨》，更有一股愤懑之情。
《日出》创作中最费曹禺思索的是戏剧结构，他不再想用《雷雨》那样闭锁式的结构，所有戏剧冲突集中在几个人身上，而是用片断的方式去串联，去阐明一个观念，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日出》问世后，引起的反响较之《雷雨》更加热烈更加迅速。1937年元旦，《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组织国内作家笔谈《日出》，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发表，参加这次讨论的有：茅盾、叶圣陶、巴金、朱光潜等人。这些批评中既有中肯而热烈的赞扬，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1937年2月28日，曹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我怎样写<日出>》，对各种声音给以回答。
《日出》之后，曹禺接受了靳以为《文丛》的约稿，开始构思《原野》，视角从城市中离开而放置在了更加辽阔的农村土地上。
这个戏写的是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混乱初期，在农村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潮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建立。在农村，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
——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创作》
所以，他写作了一个复仇的故事，把性格发展同心理过程演变交织起来。最后一幕，显示了《原野》奇异色彩的一面，这显然受到了奥尼尔《琼斯王》的影响，但《原野》更深刻，也更有独创性。然而在当时，《原野》的评论却多否定之声音，曹禺对此没有辩护，只是沉默。
时间流逝，一部艺术作品才真正能显示出其光彩或不足的一面，也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真正看清。
1937年，是国难家难都向他涌来的一年，日本侵略军开始朝着天津开火，家里的大哥又去世了。一片混乱之中，曹禺和郑秀先是逃难到武汉，而后又赶往长沙。在长沙，曹禺和郑秀结婚了。好景不长，这对新婚夫妻在世事纷乱中又转移到重庆。1938年，曹禺到达重庆，此时他担任剧校教务主任，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想排些戏。国共合作之后，抗战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主题，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曹禺和宋之的为了迎接第一次戏剧节，创作了《全民总动员》，并于1938年10月29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
逃亡转移还未停止，由于日寇加紧了对于重庆的轰炸，曹禺搬到了江安。这里距离重庆300多里，位于川江南岸，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就是在这样狭小的天地中，曹禺写作了《蜕变》，他希望在我们民族中有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蜕变》和他之前所创作的悲剧不同，反而是在倾力歌颂英雄形象。但这样一出致力于展现抗战的戏剧，却在重庆遭到了国民党的冷遇和刁难，经过了修改，才终于在重庆上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曹禺一面在剧校教书育人，一面筹划着新的剧作。他最爱江安的茶楼，可以让他观察着进进出出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在街上过往的人物。川江的耗子则让他厌恶，个头大不说还到处都是，尤其爱啃书稿册子，让曹禺十分愤恨。生活上的不修边幅让曹禺和郑秀之间产生了诸多嫌隙，生活中性格、脾气、爱好都不相同，矛盾也就逐渐产生了。此时，一个年轻的姑娘进入了曹禺的生活中，她叫方瑞。《北京人》中的愫芳便有着方瑞的影子。
《北京人》是曹禺创作历程中的一个高峰。蕴含了他对于现实历史的沉思，更深邃体现了他对于戏剧美学的追求。在《日出》中未曾成功的“契诃夫味”被曹禺内化在了《北京人》中，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开掘出了“吸引人的东西”。另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曹禺非常明确谈到《北京人》是一出喜剧，就像契诃夫对于《海鸥》等剧的评价一样。
《北京人》，我认为是出喜剧。我写的时候是很清楚，写得就是喜剧。有什么可悲的呢？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杜家把棺材抢到手里，他家的那个老头子也死了。曾皓还说等到明年开春如何如何，用不着等到明年开春，他也就该死了，他不会活了。应当死的死了，有什么可悲的呢？好人活着，坏人死去，这不是喜剧又是什么呢？
——曹禺：《曹禺同志谈创作》
1941年10月24日，《北京人》在重庆抗建礼堂首次公演，导演张骏祥。这出戏公演之后，轰动了重庆，接连演了三四十场。
江安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在送走了许多好友之后，曹禺变得愈发孤单起来，还好此时好友巴金前来拜访。他们从抗战开始，便没有见过面了，三年好像比三十年都要漫长。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间里，两人彻夜长谈，巴金带来了吴天改编的《家》，曹禺看过之后觉得并不满足，便打算亲自改编。
大概曹禺也是想要为他们之间的友谊加上一把火。这次改编《家》是颇有些难度的，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带来怎样新的感觉呢？那时他被夹在两个女人之间，与郑秀的感情已经不在了，与方瑞却又好像隔着万水千山，或许正是在这样的煎熬中，他反而对《家》中年轻人爱情的挫折和婚姻的不幸有了高度共鸣。
最终，他的改编没有落脚在新生一代的奋斗反抗中，反而在觉新和瑞珏的爱情婚姻上。这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浓厚的现实下，确实受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但观众却始终欢迎着《家》的演出。
四、中老年时期：光暗交织新舞台
伴随着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时隔多年，曹禺又一次回到了北平这个熟悉的地方，而这一次是一片新的天地，他积极投身于忙碌的新生活中，几乎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议和走不完的行程。
从1949年6月30日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活动中了，他是作为南方代表第一团的代表参加大会的。他怀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心情异常振奋，完全体会到了那种从一个旧世界走入新世界的感觉。他受到了党和人民如此的厚爱和信任，让他愿意投身到新中国伟大的事业中去。
曹禺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中，最早一个反省自我的作家，没有任何外在压力，是他自己主动对旧作进行自我批判。1950年10月，发表于《文艺报》第3期的《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基本把他过去的剧作给否定了。在这样真诚的检查中，他开始着手修改旧作，然而他的主观意图却无法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以政治的估量代替艺术的批判，以简单的阶级分析代替了现实主义的要求显然是违背艺术本性的。所以他的这些修改并不成功。
在新生活中，曹禺和郑秀正式离婚，和方瑞结合在了一起。除了爱情的滋润，在工作上他担任了新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然而光明背后却有着一丝阴霾，在创作上，他却已经有五年没有新作品了，他自己也想重新拿起笔，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究竟该怎么写，写什么，对他来说似乎都已经成了问题。那些他本来熟悉的生活和题材，似乎都不适应这片新的土地和生活。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曹禺去到协和医院调查，以此为基点，创作出了《明朗的天》，但这个作品只能说是一个勉强却真诚适应时代的产儿，并不是一部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而后，艺术创作形势急转直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文学艺术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他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他也不敢再随意动笔了。整个大跃进时期，他没有写出一个剧本，一个字也没有。
所幸大跃进就像是一场突兀而来又疏忽而去的龙卷风，春天又来了。这一次曹禺打算创作历史题材的剧目，他瞄准了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胆剑篇》就此诞生了。这个剧的反响是很热烈的，展现了曹禺的才华，在历史题材的把握和开掘上，显示出了创作个性的复归，但他仍然受着某些思想的束缚，“左”的文艺思潮，仍然捆住了他的手脚。
好景不长，阶级斗争的弦再一次绷紧了。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家闯入了一群红卫兵，将他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在被关进牛棚、被大量文章批判之后，他经受不住折磨病倒了，住进了协和医院。靠着顽强的生命力，他挺过来了，被放到首都剧场传达室里作登记，后来又到了人艺家属宿舍看守传达室，以及北京郊区农场做劳动改造。虽然这些任务比之别人还算轻，但精神上的折磨还是再一次降临在曹禺身上，1974年方瑞去世，她的床边洒落着许多安眠药片。直到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他才终于逃出了那悲惨的十年。
经历了浩劫后的曹禺已经是一名66岁高龄的老人了，他重新投入到生活中去，开启了繁忙的活动，还计划启动新的创作。周恩来曾经嘱托他写《王昭君》，为了完成这份嘱托，他前往内蒙参观访问，创作出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做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形象。《王昭君》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会演中，赢得了一篇赞誉之声。劫后余生，喜事接踵而来。1976年12月6日，曹禺和李玉茹办理了结婚登记。这样幸福的婚后生活，对于晚年的曹禺来说是太需要了。
尽管曹禺年事已高，但社会活动却一点不少。1980年，曹禺去到瑞士、英国、法国和美国访问，以70高龄远渡重洋确实不是一件易事，然而国外热情友好的邀请又让他盛情难却。除了占据他最多时间的社会活动，他依旧很关注戏剧发展，写下了《戏剧创作漫谈》等一系列文章。
在时间的洗礼下，艺术真正的光辉开始显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曹禺热开始兴起，中国现代文学界、戏剧界对于曹禺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不仅如此，他的作品也开始搬上银幕，并且影响力扩展到了海外。对于曹禺来说，这是欣喜的，但也是隐痛的。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让他常常处于一种身心矛盾中。田本相曾经创作了一部有关曹禺的戏剧作品《弥留之际》，写得就是曹禺在离开人世之前对过往种种遗憾的回望。
苦闷、辉煌如同戏剧般的一生，在1996年12月13日终结于北京，这个曾经见证了他成长、欢欣与落寞的地方。
人生就像是舞台，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有人上场，也有人下场，但有些人他就是舞台。
文/飞入花丛都不见
编辑/减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