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乡土之根，怀悲悯之心——浅析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黄春明与王祯和创作上的共同点

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孕育出特定的文学题材。在殖民主义与经济入侵等多重夹击下的台湾土地上，诞生了以批判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风格的乡土文学。陈映真、黄春明与王祯和都是产出这类乡土文学的“战后第二代”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作品都深刻揭露与抨击了殖民与资本压迫下的人的奴性、展露出激昂的民族气节，也流露出对底层小人物的同情、对社会问题的担忧。

一、反对殖民主义

1、气节尚存之人

有的小说篇目通过塑造正面角色形象来表现台湾人民坚贞的民族精神与反殖民气概《莎呦娜啦·再见》讲述了“我”因为工作需要，不得不带着七个日本人去自己家乡嫖自己的女同胞，“我”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但又不敢违抗总经理的命令，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挣扎。小说详尽刻画了“我”思想斗争的心路历程，最后在结尾借助假翻译，一边让日本客户为历史罪行忏悔，一边告诫学生不要盲目崇日，出了一口恶气。《夜行货车》围绕刘小玲与她交往的两个男人展开。两个男人性格截然不同，林荣平面对上司骚扰刘小玲选择忍气吞声，而詹奕宏则敢于当众抗议摩根索对中国的污蔑。故事的结尾，刘小玲追上詹奕宏，接受了他送的戒指。最后一段詹奕宏脑海中开往南方故乡的夜行货车的意象，蕴含了浓厚的乡愁与家国情怀。作者通过两个主要男角色的正反对比，将自己的爱国反殖民立场寄寓在了故事中。

2、崇洋媚外之奴

而有的小说篇目则塑造了奴颜媚骨的软弱之人，但这并非全归结于角色个人品行，他们有的人的言行也出于民族心理认同与现实处境的两难妥协。《我爱玛莉》里的陈顺德费尽心思讨好洋老板，领养洋老板家的狗“玛莉”，为了照料玛莉不惜把家里搞得一团糟，甚至在妻子身上发泄脾气，而当玛莉和外面的小土狗交配后，陈顺德不惜为玛莉打胎以保证洋狗血统的“纯正”，他就是殖民主义下精神奴化的本地人代表。《小林来台北》里的公司职员们对同胞爱答不理、对日本人则毕恭毕敬；汪太太辛辛苦苦送女儿去美国念书，女儿学到洋规矩的皮毛后竟要求母亲道歉；赴美留学生嫌弃自己家里脏乱、父亲“小市民”气，而对售票小姐吹嘘“旧金山就是天堂”。《小寡妇》里美国海归马善行回台湾开了一家名叫“小寡妇”的酒吧，把店里的妓女培训成“东方小寡妇”的风格，为的就是迎合美国大兵对东方异国情调的想象。《玫瑰玫瑰我爱你》中的董斯文也创办“吧女速成班”、训练妓女来接待美军。连这些“高知分子”都可以为了利益而出卖民族自尊心。这种主动讨好侵略者、迎合种族偏见的行为其实也反映了殖民体系下台湾人地位的低下。

3、迷茫徘徊之人

陈映真十分关心“在台湾的大陆人”的命运。《将军族》的男主角“三角脸”年近四十，是退伍后留在台湾的大陆人，女主角“小瘦丫头儿”年仅十五六岁，是为了逃避卖娼命运而逃亡的台湾本地人。他们都栖身在康乐队里做活，彼此相濡以沫、心有灵犀，两个人经历别离又重逢，最后怀着对下辈子“像婴儿那么干净”的祈愿，双双殉情。《忠孝公园》采用双线平行的手法讲述了两个老人马正涛和林标的过往人生故事。马正涛是大陆东北人，接受旧满洲精英教育，曾供职于宪兵队和国民党，国民党败选后畏罪自杀；林标是台湾本地人，生于贫寒农家，年轻时加入日军参加战争，随着日本战败被剥夺“日本人”身份成为“中国人”，结尾喃喃着“我到底是谁”，变得痴呆且疯狂。两个老人身上都留有战争和历史的烙印，都在双重身份中彻底迷失了自我。

二、反对资本主义和文化入侵

1、资本对人性的渗透

近代台湾工商业社会是依赖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成长起来的，全球化大背景与小人物的爱恨纠葛遥相呼应。《莎呦娜啦·再见》中“我”对日本客户如此低声下气，就是因为日本人对他的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马拉穆电子公司、台湾莫理逊、麦迪逊台湾公司等公司，也是资本强国对台湾进行经济渗透的表现。

“华盛顿大楼”系列讲述的是位于台北的豪华办公大厦里发生的种种故事，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四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在大楼里办公的普通台湾人，在“华盛顿大楼”中工作本应被认为是光荣的职业象征，而小说通过对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塑造，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侵略对普通人的异化，展现商业社会和物质利益是如何逐步腐蚀人的心智、尊严与民族气节的，对上司唯唯诺诺的林荣平，放弃纪录片梦想的黄静雄……就是这群普通人的真实写照。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透过来台北航空公司的农村青年小林的视角，反映出现代企业里上班族的种种空虚、奴性的丑态，展现了资本主义城市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在人性上的冲突。

2、起洋名现象

中国人起洋名的现象在小说中十分普遍，比如“华盛顿大楼”系列里的“J.P.”“Linda”“James”“Olive”“B.Y.”等。在这里，姓名代表着一种身份认同，而舍本名取洋名的行为，体现了台湾民族文化认同丧失的现象。黄春明《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崇洋媚外、恨不能丢弃自己的中文名，洋名叫“大卫·陈”，却被人称为“大胃”。王祯和则将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致，他擅长用戏谑嘲弄的方法来表达讽刺之意。《小林来台北》的主人公小林将主人“P·P·曾”的名字听成“屁屁真”，“南施”听成“烂尸”，“道格拉斯”听成“倒过来拉屎”，“UPT公司”听成“流鼻涕公司”……《玫瑰玫瑰我爱你》中，大鼻狮还将“Nation to Nation,People to People”听成了“内心对内心，屁股对屁股”。通过谐音手法将洋名转换为读音相似、意义沾三俗屎尿屁的中文叫法，即消解了洋名的高贵严肃气质，含蓄表达对崇洋媚外者的讥讽，也侧面表明乡土文化是根深蒂固、难以抛却的。

三、悲悯和忧患意识

1、陈映真之典雅锐利

陈映真的文风与另外两位作家相比较更为典雅，运用到更多理论知识和艺术手法，并将其与现实批判完美融合。他善于思考和关心社会民生，严峻的现实更能激起他炽烈的民族精神。《我的弟弟康雄》写出了一个本来怀抱热情理想的青年被现实打击最后选择自杀的悲惨命运，《唐倩的喜剧》写出了唐倩失败的婚姻下知识分子虚荣、空洞的精神世界；《将军族》与《忠孝公园》写出了在台湾的大陆人的离根之痛，“华盛顿大楼”系列写出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沉沦与挣扎。他笔下的人物史历史长河中西化浪潮的缩影。

2、黄春明之清新温情

黄春明擅长加入本地乡村的风土人情与方言元素，在略带伤感的叙事中诉说温情。他对底层小人物怀抱悲悯之心，在小说中描写他们如何为了自身的心愿奋力挣扎于生活困境中，并借此反映社会问题。《锣》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冲突。主人公憨钦仔以打锣为生，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生计被装有扩音器的三轮广告车取代，他靠着最后一次声嘶力竭打锣的机会宣泄内心的迷惑与悲哀、印证自身的存在价值。《看海的日子》里妓女白梅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于是借精生子，经历山洪、分娩等磨难，终于得偿所愿，结尾带着孩子在火车上看大海。这些渺小的希望，支撑着这些小人物的生命历程，他们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身的尊严。

3、王祯和之诙谐冷峻

王祯和善于用喜剧手法塑造悲剧角色。他深深扎根于台湾本土民间，冷静客观地描绘底层小人物的苦难与挣扎，到了近乎无情的程度。他对笔下的人物或抱有同情，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嫁妆一牛车》里的主人公万发家境贫穷，梦想是得到一台牛车，然而他实现梦想的方式竟然是默默容许自己的妻子与“姓简的”生意人偷情，这无疑是对万发的“男性尊严”的一种侮辱，而那台牛车就是“姓简的”送给他的“嫁妆”。万发一生的奋斗被别的有钱男人的赠礼随意抵消，自己活得像个吃软饭的笑话，这种诙谐的情节反转固然为小说增添了一丝冷幽默气息，也更映衬出现实的悲哀。

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的。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一代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不仅契合台湾当地的风物，而且在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度、广度上更进一步。品读他们的作品，不仅能感受到文学本身的魅力，还可以窥见特定时代中当地人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的变化。